田家英何以如此迷恋于收集清人墨迹这种“雅事”?这要从田家英萌发撰写《清史》的念头谈起。还是在延安时期，田家英在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反复阅读了20年代萧一山撰写的《清代通史》。他敬佩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同时也看到，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加以采用，加之萧一山本人的唯心史观，给这部著作带来了很大的缺憾。因此田家英萌生了有生之年，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念头。据他的好友陈秉忱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业余爱好便集中在收集清人墨迹，特别是收集文人学者的墨迹方面。为今后撰写《清史》打下基础。
“小莽苍苍斋”(田家英书房名)所藏清人翰墨，经过其主人田家英不遗余力的收集，到1966年上半年，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年代计，从明末到民国初，约三百年；就人物论，有学者、官吏、金石家、小说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约五百余位；数量(包括中堂、条幅、楹联、横幅、册页、手卷、扇面、书简、铭墨、铭砚、印章)约一千五百件。在这些墨迹中，有钱沣手书仿颜体14米长卷，也有仅一尺余长的高凤翰左手反字横幅；有皇帝的御笔，也有农民卖田的契文；有文人骚客的书稿、诗稿，也有官吏们附庸风雅的应酬文字；数量最多、收集最专的是一代清儒的墨迹。有人赞誉田家英收藏的清人翰墨为“海内第一家”。
正值田家英精力充沛地工作并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撰写《清史》而做必要的准备时，他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个毕生的夙愿连同自己都被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飓风毁灭了。这年5月23日，田家英带着终身的遗恨，离开了人间，终年44岁。
田家英去世的当天，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全部个人物品均被封存。“小莽苍苍斋”在劫难逃。陈伯达派人取走了龚自珍自书诗轴等墨迹，到底当了名符其实的“贼”。戚本禹不但取代了田家英的工作，也“顺便”接管了“小莽苍苍斋”的部分藏书。被田家英称为“国宝”的毛泽东手迹、“小莽苍苍斋”藏品的总账目以及数以百计的清人墨迹、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飞。董边喜欢董其昌的字，当年曾轮换挂在卧室里，可现在一幅也看不到了。至于书籍的损失就更大了，二十多架书，退回时十存其二。最令人惋惜的是田家英一生笔耕，勤于撰述，但最后退还给亲属的，除一纸遗书，竟没有任何文字，以致我们无法了解他毕生倾心的《清史》撰写和研究进行到什么程度。60年代初，董边曾与田家英谈起这批墨迹的归宿，田家英表示：物从民众来，将来定要还给民众。
时间流逝，他的亲人没有忘记这个嘱托，就在他去世的第25个年头，一份包括王时敏、吴伟业、龚鼎孳、王渔洋、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100多位学者的墨迹清单作为“小莽苍苍斋”的首批藏墨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毛泽东选用秘书历来很挑剔，也很有侧重。他使用田家英，除了欣赏他的文笔外，看重的还是他的古文诗词的功底扎实。田家英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政论文章，背诵古诗词更是他茶余饭后消遣的一个内容，接触过田家英的人都有这方面的深刻印象。洪廷彦回忆，有次随田家英饭后散步，听他背诵杜甫的长诗《北征》，因其中的一句没背下来，便掉头回住所查阅，竟忘记同行的其他人。
最使大伙儿羡慕的是田家英可以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摆“龙门阵”，据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回忆：“田家英和主席是无话不谈，我和家英也是无话不谈，我和主席则是有话就谈，谈完就走。”许多人都认为，田家英的古诗词底子是长期得益于与主席的交往，柳亚子就曾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1949年5月10日)其实，柳亚子只说对了一半，田家英的旧体诗早在他任毛泽东秘书之前，已经具有深厚功底。他写过不少旧体诗词，可惜保留下来的不多。
田家英对于毛泽东诗词的收集是从他做秘书的那一天就开始了。1949年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总统府”，结束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消息传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感到由衷的喜悦，诗兴大发，当即在宣纸信笺上用毛笔写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首名诗，细心的田家英及时地保存了起来。此事毛泽东似乎忘记了，直到1963年田家英编辑《毛泽东诗词》时，将当年的笔迹交毛泽东核实，毛这才想了起来，“忘了，还有这一首。”中央档案馆的张景堂证实，该馆保存各处交来的毛泽东诗词手稿多有重件，惟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只有田家英保存的这一件。
田家英居住的永福堂正房西屋西北角靠墙码放着一排柜子，里面全是田家英收藏的清人字轴。柜前有一张长方形茶几，上面摆放着与茶几几乎同等大小的长方形蓝布匣。不管是秘书、勤务员或是家里的什么人，从来没有动过它。因为它的主人田家英对此物格外看重，也格外精心。偶有贵客来临，他才肯拿出展示一下。多数时间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独自欣赏。这就是被主人称之为“小莽苍苍斋”收藏的“国宝”——毛泽东手迹。
打开蓝布匣，进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册深蓝布面裱成的套封，上面用小楷写着“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下面署款“一九六四年三月家英装藏”。
另一件用锦缎装裱的套封，上面题签《毛主席诗词手稿》，共10首，大部分诗词是人们熟知的。
蓝布匣中保存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书写的古代诗词，有李白、杜甫、杜牧、白居易、王昌龄、刘禹锡、陆游、李商隐、辛弃疾等人。毛泽东书写古诗词大都是默写，像《木兰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这样的长诗，也是一挥而就，很少对照书籍。由于只是为了练字或是作为一种休息，毛泽东并不刻意追求准确，书写中常有掉字掉句的现象，有的长诗，像《长恨歌》，甚至没有写完。
田家英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书法，很早就留意收集。他收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当面索要，再有就是从纸篓里捡。毛泽东练字有个习惯，凡是自己写得不满意的，随写随丢。有一次，田家英从纸篓里捡回毛泽东书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脍炙人口的诗，高兴地对董边说：“这是纸篓里捡来的‘国宝’。”有许多次董边看见田家英在书桌前将攥成团的宣纸仔细展平，那是毛泽东随手记的日记，上面无非是“今日游泳”、“今日爬山”一类的话。董边不解，“这也有用?”田家英说：“凡是主席写的字都要收集，将来写历史这都是第一手材料，乔木收集的比我还多。”
有一次，田家英把装满毛手迹的蓝布匣双手举过头顶，得意地对董边说：“这些都是‘国宝’呀。”董边说：“‘国宝’应该由国家收藏。”田说：“早晚都要交给国家。”大约在1965年，王冶秋来访，看到田保存这样多的毛泽东手迹，十分羡慕，说故宫至今都没有一件主席的手迹。田听到后，将毛泽东书写的白居易《琵琶行》交给了王冶秋。没过多久，田家英便收到故宫转来的毛泽东书《琵琶行》的复制件。
如今，这些毛泽东手迹收藏在中央档案馆，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宝”。
邓石如草书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得之于1961年。为了这副对联，陈伯达还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解放后，陈伯达和田家英同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正、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比较信任和喜欢田家英，几乎每天晚上都找田家英，交办完工作后，总要聊一阵天，古往今来，山南海北。这使陈伯达很妒嫉，常向田打听与主席谈天的内容，主席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有一次在杭州，陈伯达坐着滑竿从南高峰下来，半途有人告诉他，主席正步行上山，陈立即从滑竿上跳下来，并打发轿夫到后山暂时躲避。凡此种种，都让禀性耿直的田家英反感。陈常卑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但田家英与黎澍闲谈时，常以little man代称陈，意思是“小人”。
1961年，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到杭州搞农村调查。浙江是田家英收集清人墨迹较多的地区，杭州又是文化名城。田家英多次随毛泽东来这里，工作之余，常跑古旧书店。这次的杭州之行，田家英与逄先知在杭州书画社的内柜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草书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副对联田家英早已从30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的《金石家书画集》中看到过，当时还赞叹邓石如以善写篆隶行楷为长，想不到他的草书也写得这么好。田家英当即买下这副对联，兴奋得当晚请来林乎加、薛驹一同欣赏。据梅行、范用回忆，这副名联后来田家英请毛泽东欣赏，毛也非常喜欢，特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长时间。
不知是邓石如的名气大，还是因毛泽东喜欢这件作品，此事让以收碑帖见长的陈伯达知道了。他几次当面向田家英提出将名联转让自己的要求，都被田拒绝了。陈伯达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又托林乎加从中说合，此事闹了好一阵子。陈伯达讨了个没趣儿，竟然向林乎加提出索要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副邓石如的草书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算是扯平。林乎加直言相劝：“进了国家博物馆的东西怎么好再拿出来，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陈伯达只好悻悻作罢。
田家英很不满意陈伯达购买藏品的德行，遇有好东西，他常常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和人家讨价还价，其“激烈”程度连暗随的警卫都感到诧异。一次，在北京开中央会议，罗瑞卿走过来半开玩笑地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说：“三位‘大秀才’在外，一言一行要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喽，旧货摊儿上买东西，不要为一毛、两毛和人家斤斤计较嘛。”田家英和胡乔木相视一笑，他们都清楚罗总长放矢之的，只不过是以玩笑的方式出之，算给陈伯达留了面子。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这就涉及到田、康之间的一段交往。
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与鉴赏水平，康生往往要争坐“第一把交椅”。他在诸如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但恃才自傲却大大超出了他的实际水平。
有文章披露康生能画两笔国画，有一幅曾被收入上海“朵云轩”出版的画册中。他因而对别人吹嘘，自己的这种业余水平比起齐白石并不差多少。他所用画名“鲁赤水”，即是为挑战齐白石而起的。但这种在用名上的针尖麦芒，恰恰暴露了他的浅薄与褊狭。
康生的书法也有特点，自成一体，章草韵味十足，行里人都称其“康体”。他由此洋洋自得，居然尖刻地声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建国之初，康生因没有当上华东局第一书记，闹情绪，泡病号。特别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格为候补委员，更是对康生当头一棒。从此，他开始仔细揣摩领袖心态，下功夫和领袖身边的人搞好“关系”。康生曾几次对旁人说，他如何佩服田家英的笔杆子，说田编辑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他更借田家英在收藏方面与自己的爱好相同而谬托知己。
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
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说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摘自《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９月版，定价：４８.００元。社址：北京美术馆东街２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