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部《毛泽东诗词集》，得有幸唱和的是柳亚子、郭沫若和周世钊三人。周是毛泽东当年长沙师范的同学，后在毛泽东的推荐下，出任湖南省副省长，与毛泽东颇多书信和诗词交往。毛泽东与之唱和似不类于柳亚子和郭沫若。
柳亚子是南社巨擘，又是“国党三仁”(谢觉哉语，其余二人为宋庆龄、何香凝)之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新诗奠基的文坛泰斗。毛泽东与这两位有心革命的诗坛大家的交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柳亚子是一位“有骨气的旧文人”。这是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信中因何所赠画集中有柳的题画诗而道及之评判：“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从“人中麟凤”的赞语来看，毛泽东对柳的人格是颇为赏识的，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大敌当前的时候；然而“旧文人”的评价，却见出在五四新潮下投身革命的毛泽东臧否人物的眼光。
1926年5月，柳亚子以国民党中央监委的资格参加二届二中全会，得与时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结识。据柳自述，会议期间，他已洞察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阴谋，向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力主“狙击”而除之，但为共产党人所婉拒。适值其母患病，柳亚子遂愤而退席返回上海。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一位主张用暗杀手段来从事革命的斗士，却在后来的整整十年中，没有大的作为，但有时却可以一天做几十首诗，此即所谓“旧文人”之由来罢。由于消息的阻隔，柳亚子与何香凝、宋庆龄、鲁迅等人士在上海从事过进步活动的情况，毛泽东殊难了解。
柳亚子有高人一等的历史眼光，却并不是一位长于实际操作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这历史眼光所带来的自信乃至狂妄，恰与实际的短绌结成奇妙的复合体。毛泽东大概终其一生未改变“旧文人”的印象。
不无巧合的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也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一向看重实际斗争的毛泽东大概不会以纯粹的文人视之吧。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讲话，郭沫若在听了这个讲话精神的传达之后，说了“有经有权”四个字。这表明郭沫若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更是一个在骨子里认同文学的“言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个能看出毛泽东讲话中哪些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指导方针，哪些是适应抗战现实需要所提出的权宜之计的政治家。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评价十分欣赏，深有知音之感。
也是因周恩来的耳濡目染，郭沫若意识到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和军事战线上的领袖和统帅，也是文化战线上的司令。郭沫若明白，没有中共的作用，自己在文化界不可能成为“班头”，而自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经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了。
毛泽东对郭沫若是怎样的印象呢?
将文化视为丧邦兴邦之经国大业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特殊作用了然于胸，有很高评价。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让周恩来重抵重庆时捎去一封致郭沫若的热情洋溢的信。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和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这封信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和倚重，是一望而知。信写得亲切、热诚，真是推心置腹，不能不使郭沫若悄然动容。只是从毛泽东称赞郭沫若的成就“觉得羡慕”的字里行间，似乎可以读出别样的一点东西来。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显露出毛泽东对于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教授)的不甘其下的微妙心态。这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在其晚年，在“四个伟大”的头衔中，何以最为看重“导师”，而不是“领袖、统帅、舵手”。
也是在致函郭沫若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柳亚子也写了一封信。为便于比较，全文抄出：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看重的是柳亚子的“屹然独立”的人格，大体上仍不脱“有骨气的旧文人”的评价。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处境颇为困难。柳亚子在香港致电重庆当局，大义凛然地斥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义正词严地宣告“不愿向小朝廷求活”。这等义举，定然使毛泽东有患难与共的深慨。
毛泽东在写于同一天的这两封信里，都表示了想与郭沫若和柳亚子见面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也还有某种区别。对郭沫若，是“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强调“我们大家”而非仅致书者的个人私交，正与推心置腹的倚重相谐。
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赴重庆。在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唱和中，柳亚子和郭沫若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还在接读毛泽东咏雪词的前一天，柳亚子在赋赠毛泽东的诗篇中有“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的自诩，实在令人惊讶。自负和真率溢于行间，这是柳亚子的性情所致。柳亚子在这年12月的一篇《答客难》的长文中，一方面称道“毛润之今年还只有五十四岁，他将来的造就，是未可限量的”，一方面则自诩“我的政治眼光却自信是中国第一人，怕毛润之还比不上我，更无论余子碌碌了”。若非出自手稿，谁能相信这竟然是柳亚子的“政治眼光”。柳亚子的可爱之处在于率真使性，不说违心话，不谙权谋，这使他难以成为真正的政治家。而这样的几近狂妄的自负，除了颇难与同道合作外，不免令人产生志大才疏的感觉。好在他大体上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旧文人”。作为真正的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与之相处是应对裕如的。
郭沫若也是在暌违十九年后才与毛泽东重逢的。于立群回忆会见毛泽东时，郭沫若因双耳重听而以手护之，侧耳倾听毛泽东每一句话的神情动作，并且还忆及一个细节：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未戴手表，当即将自己手腕上的瑞士表解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自此即用此表，直至去世。针对当时某些人(包括知识分子如《大公报》的王芸生)批评咏雪词有“帝王思想”，郭沫若即作词予以反击，词的上阕是：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一句“气度雍容格调高”写出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崇敬。
不过平心而论，在为毛泽东的咏雪词辩护这点上，与郭沫若相比，柳亚子不但全无“旧文人”的陈腐，其眼界似乎比这位出洋求学多年而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要更高些。
关于毛润之《沁园春》的问题，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口气闳大，不同于钩章摘句的小儒，这是无可疑义的。人家看见他引了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便以为就有帝王思想，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话。中国人脑筋中间所孕育着的只有奴才思想，奴才哲学，一听见皇帝的名字，就都吓昏了，便以为皇帝是讲也讲不得的。一提到皇帝，便是他自己在想做皇帝了，他们又哪儿知道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示吗﹖《沁园春》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说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你就做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一流人的地位，还不是一钱不值﹖所以他要苦口婆心，叫人家不要再做皇帝的旧梦吗﹖
这样解读，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后来的注释。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与作者的本意“若合符契”，而在于解读者通过这番解读所显示出的境界。只是倘若天假以年活到“文革”爆发的年头，柳亚子对自己的这番解读不知当作何想。
以柳亚子的性情和做派，毛泽东可以引为同调却很难倚重，而郭沫若在国共和谈及破裂之后的内战中，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1947年11月，发生了关于“尾巴主义”的争论。它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郭沫若撰文鼓吹“尾巴主义”：“我的主意是要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阶级做人民的尾巴，反过来也就是要人民做我们的头子。我不是要叫‘一般人’都做尾巴。知识阶级做惯了统治阶级的鸡口，总是不大高兴做人民的尾巴的，故而在我认为在今天向士大夫提出尾巴主义，似乎倒正合宜。”早在三十年代流亡日本时，郭沫若即已向约稿的中共党员表示：愿意做党的喇叭。他所鼓吹的“做人民的尾巴”其实也就是做党的尾巴。因此，柳亚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撰写的《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重要文稿中，开宗明义地表示：“郭沫若先生提倡尾巴主义，反对‘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另一句格言。他认为这是封建余毒，应该肃清的。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在这篇署名“今屈原”的近六千字的文稿的结尾部分，再次申明：“只做中共的严师益友，而不做他们的尾巴。”
从中不能不看到，这位“旧文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1949年暮春时节，因柳亚子的“牢骚”诗而引出毛泽东日理万机之际的唱和，其实也正是柳亚子的性格的使然和毛泽东的大政治家本色的显现。
柳亚子“牢骚太盛”的《感事呈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
解读此诗，关键在“说项依刘”。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是：说服项羽归依刘邦。在笔者看来，让柳亚子去担当此项工作，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周恩来不会失察至此。切近实际的解释是用了两个典故，即“到处逢人说项斯”和王桀依附刘表，意思就是说人好话和寄人篱下。
那么，是怎样的遭际使柳亚子发出“说项依刘我大难”的感慨呢?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可察见一二：在民盟会议上“攻讦右派，使彼等体无完肤”；在筹备首届全国文代会的过程中，“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座为快”，“今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体”，如此等等。
毛泽东在相隔一月之后唱和：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对柳亚子的自负，毛泽东是早已领教了的，然而对他一贯支持中共的情谊也是铭刻在心的，所以合适的处置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给予足够的荣誉(包括物质待遇)而不授任何实职。他可以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一直未能在即使是中央文史馆这样的部门担任任何职务(这是柳亚子向毛泽东多次要求的)。毛泽东深知，以柳亚子的真率、自负、使性与不善政务，很难胜任任何实际的职务。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牢骚太盛”的批评一直持保留态度。这年6月，他写下了“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的警世之句。
1950年10月5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其故友之子媳“无端被捕，又不公开，甚可骇异”。在同一天日记中，还记载参加政协全委会双周座谈会，与李济深同为某统战对象“抗诬”，并对个别对他们的“抗诬”“持异议”者“殊为失望”。他应其中一位“异议者”求索，写了这样一首七绝：
一唱雄鸡白日中，
危言无罪圣人聪。
规君莫作模棱语，
领袖忧劳重整风。
这年11月，他在致政务院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的信中直言：“不惜时间，不讲效率速度，外间为了后者已怨声载道矣。”他在这封信中还尖锐批评中共：“贵党已入主中央，进入城市，请改变作风，弗再停留在农村打游击之阶段。”
柳亚子以其直道危言，表现出愿做中共的“严师益友”，而不甘于做其“尾巴”的独立人格精神。就此而言，虽有名士做派却也并非纯然的“旧文人”。
郭沫若在香港的一年间，除了提倡“尾巴主义”，还身体力行地为宣传中共的革命路线而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也上了新的高度。他在1948年3月写的一篇政论中称颂毛泽东“实实在在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救星”。视革命领袖为“救世主”，那是农民的心态。早已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郭沫若，虽是无党派人士，却一直追随中共，不会不清楚《国际歌》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就此而言，他虽然呼吁“肃清封建余毒”，其实骨子里仍有“旧文人”的习气。
柳亚子的《浣溪沙》因毛泽东的唱和而广为流传。“火树银花不夜天”，“良宵盛会喜空前”，这样的佳句一直为人乐道。毛泽东和词中有“诗人兴会更无前”的激赏。在写出“毛主席命填是阕”的《浣溪沙》的隔天，柳亚子赓依前调，以国庆歌舞“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这首词的艺术功力远较前调逊色，几近标语口号的堆砌。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看中的是作品的鲜明的政治倾向，于是欣然再度唱和，以“最喜诗人高唱至”的诗句对这位故友的政治热忱表示推许。
出人意表的是，此后不久，柳亚子的歌喉逐渐喑哑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长期患病。但是他在1954年2月还能流畅地写出长达一百五十余字的题识，在同年9月还能两次到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一次还出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这事实多少也表明柳的病情并非人们想像的那般严重。他之辍笔，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无由做出判断。
1954年9月，在首届全国人代会上，副总理由原先的五人(其中民主人士二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增至十二人，而全部由中共党员出任，郭沫若与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诸多民主党派领袖一起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郭沫若明白自身的处境和价值。贵为全国文联主席，更明了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兼文联副主席周扬的实际权势；身为中国科学院(其时包括社会科学各门类)院长，惟副院长陈伯达(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命是从。
郭沫若是一位事功意识很强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在诸多学术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时势许可，前者高扬之时，他是甘愿割舍学术的。反之，他流亡日本和困居重庆期间，则“译著之富，人所难及”(周恩来语)，尽显学术家本色的一面。但是，当由副总理而转为副委员长的一刻起，郭沫若不会不感受到毛泽东深谙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政治运作技巧。
郭沫若处于历史的尴尬之中。这期间，他在致祖平的复信中情不自禁地一吐胸臆：“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底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根据书信的全部内容，可以推测祖平即邵祖平，与吴宓有交往，早年因参与编辑后来遭到鲁迅抨击的《学衡》而与鲁迅有龃龉。
有人称郭沫若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大概指的就是这种能屈能伸的自知之明，善于在历史的尴尬中审时度势，勉力担当自己所能(当然未必是所愿)担当的社会角色。
郭沫若依然以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活跃于世人面前，诸如热情地参与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主持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频繁率团参加各类国际和平会议，更不时发表长篇短制，以无前的“兴会”歌颂大跃进，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文革”，歌颂中共的一切决定。
1961年，我国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按刘少奇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郭沫若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于是就有了以“反修”为主题的首次唱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成为毛泽东最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反修”斗争愈演愈烈，到了1962年的岁末，毛泽东决定展开“反攻”，遂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在浓重的论战氛围中迎来了1963年。元旦这天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后来，郭沫若将此词标题换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之笔。
毛泽东唱和的殊荣再次降临到郭沫若的头上，主题当然仍是“反修”。毛泽东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来推进这场大论战，更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激情憧憬革命前程。与柳亚子的首次唱和迥然有别，甚至与郭沫若的首次唱和也不甚相同，《满江红》唱和只是借着原作“反修”的主题，一任抒发自己的豪气，在内容上缺乏与原作的必要的照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唱和并不表露唱和者彼此间的个人情感色彩。
在大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的心目中，特立独行的柳亚子只是“有骨气的旧文人”，而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郭沫若终于在“文革”期间进入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认识和分析历史人物，确实须待历史的积淀。
(摘自《随笔》200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