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本是生活小事，对知识分子来说，过得去就行了，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但就我的情况而言，从1946年秋到1996年夏的五十年间，由于住房问题，曾多次引起情绪波动，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可谓备尝之矣。因此在这里记上一笔。
1946年秋，我从美国回到故都北平，此时国民党的统治代替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接收大员大闹五子登科，弄得乌烟瘴气。回到燕京大学，也是满目疮痍，虽然湖光塔影依旧，但整个气氛已和20世纪30年代我们离开时大不一样了。出国时曾经与洪先生约定，回国后到母校服务，去国文系教日本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我履行了当初的诺言。按燕京的规定，教授、副教授要开三门课，我除了教初、高级两门日语外，还就当时研究的佛典翻译文学也开出了一门课。
因为在哈佛大学教了两年日语，我想回到燕京理应是正教授，而学校只肯给我副教授名义，心里自然不大高兴。但转念一想，这倒也无所谓，无非是再等几年罢了。最让我恼火的事，是关于住房问题。校方根本没有打算给我分配住房，而只是劝我暂时不要接家眷，当时分给我镜春园平房的一小间厢房，没有暖气，冬天还得找工友生火，有一次差点酿成火灾。好容易熬过去一个冬天。后来我发现有的单身教员住在男生宿舍里，于是就去与学校交涉，征得同意，我就住进了男生宿舍的二楼，但同时学校有关人员也告诉我，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现在手头偶然保存下来一封1947年1月11日写的家信，那是过完新年从天津返回北平以后所写。一开头是这样说的：
外面狂风怒号，屋里冰清鬼冷，这次第正不知闺中人如何自遣也﹖自从过年返校后，暖气管已完全罢工，毫无暖意。晚上睡觉要穿毛衣、戴围巾，一被二毯之外，皮袍、绒线衣也得盖上，津中想尚不至此﹖
当时因为许多教员都没有回来，燕京空房很多，燕南园、燕东园，以至于朗润园等地，不少小楼或平房都空着。既然学校暂时不给我房，我就自己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觉得其他房子太大，只有水塔下原来夏仁德住的那处平房比较适合我们，所以希望学校能够把那套房分配给我。
1947年寒假回天津，3月初回到北平，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3月3日回平后写给天津家里的信，里面说：
果不出所料，二楼那间屋已有人住。去找陆志韦，他说注册尚未截止，办事手续方面不能给我房，要等几天注册截止方能定。又说学校的政策是不主张教员住学生宿舍的。我于是与他大辩论，劝他“这个年头应该通融通融”。结果这几天还得另想办法。今晚拟去老二处，就住在那儿，明天到翁（独健）或林（耀华）家去住。（简直有似丧家之犬。）陆头儿（一方面不给我房，一方面又）力邀我去他家住，我觉得太生，不方便。他说：“照这样经济情形，你太太今年也许还不能搬来。”他又说：“洪先生下年大概回不来，（你这房子问题）要等陈观胜回来才能定，”天晓得他来不来?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燕京有一股反对洪先生的势力，对洪先生的学生和洪先生请来的人都故意为难，我只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兄弟珏良在清华外文系任教，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通过他来请我去清华。说好给教授名义，更重要的是有房子。我决定去清华，主要原因是有房子；离陈先生比较近，可以常向他请教，还可以协助他做一些工作。当时陈先生身边有汪?同志帮助他搞研究，王永兴同志帮助他教课，陈庆华同志帮助他读报纸，而我呢，就帮助他了解日本学术界的情况。陈先生向来注意日本的东方学。八年抗战，与日本完全隔绝，即便是北平的清华、燕京，对日本学术界情况也很隔膜，只有伪北大积累了这八年间日本东方学方面的杂志。我利用每个星期去城里兼课的机会，顺便去北大翻阅这八年间的日本杂志，只要看到我觉得陈先生会感兴趣的文章，就借回来念给他听。也算是对陈先生尽了绵薄之力吧。
在清华的五年，我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房内日照充足，每天都沐浴在阳光中。1952年院系调整，我被分配到北大工作。原在城里沙滩的北大迁到西郊，占据了海淀燕京大学的校址。当时校方分配住房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细致合理，比如说，北大的老教授住进燕京大学比较好的住宅，中年教授住稍微次一点但有暖气或者是中关园没有暖气的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更年轻的教员则住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分配给我的是燕东园24号北面。
燕东园的小楼一般是由两家分住，分割时有几种办法，一种是上下分的，一种是左右分的，这都比较公平。只有南北分的一种最不合理，因为分在北面的几间房都是背阴的，终年不见阳光，而燕东园24号北面就是如此。北面的房屋不但朝向不好，而且暖气片也比南面的房屋要少一半。头一个冬天，我们冷得要死，而南边还热得要开窗。我们请求住在南面的李汝祺老教授把他们的暖气片分一半给我们，李教授慨然同意，这样我们住的屋才稍微暖和一点，我应该为此感谢李汝祺老教授的好意，但另有一件事却让我对他很抱歉。当时教师家中都没有电话，因为我在民盟做一些工作，所以学校专为我安了一部电话，这部电话放在我们平常工作的那间大屋子里，当时李太太曾向我提出，是否可以在墙上挖一个洞，把电话放在那里，这样两家都可以使用，但我没有同意。我想，这间屋子是我们的工作场所，如果两家都在那里接电话，势必影响工作；此外，当时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电话是一种政治待遇，学校给我安电话，是因为我在民盟工作，不宜让人分享。于是就拒绝了李太太的建议。而今想起来，感到十分歉疚。
燕东园24号朝北的这一面，不仅仅是四间房都不见阳光，而且楼梯也特别糟糕，不是木制而是用水泥砌的，既险且窄，简直让人无法立足。这是当初燕京洋人住的时候供佣人上下的后楼梯。幸亏我们当时年轻力壮，而且刚刚经过政治学习，政治热情很高，我那时手里拿着东西，不用扶墙上的扶手也能上下楼。有一次系主任翦伯赞先生来看我，我指着楼梯对他说，要是我将来死在楼上，恐怕搬都搬不下来。他笑着说，不会的，将来总会调整的。可是直到翦伯赞先生去世后多年，我的住房也仍未得到调整。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已经年逾花甲，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毫无障碍地上下楼了，感到住房成为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天，北面非常冷，晚上看电视时需要裹着棉被才能熬过去。楼梯的危险性后来也日益显示出来，我的外孙曾从楼梯上滚下来，脸上缝了好几针，我的儿媳也两次抱着孙子从楼上摔下来。当时我虽然很想挪动，但北大房子非常紧张，历史系有的教师一家三代四口人还住在一间屋里，我心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做系主任的怎么好张口再要房子呢?所以始终没有向学校提出。后来别人都说我太傻了，如果当时提出来的话，很可能会得到解决。
文化革命期间，一位被造反派赶出家门的学部委员乘李教授的老岳父去世，南面楼下有空房的时机，强行迁入。从此以后，两家矛盾不断，而矛盾总像是发自楼下。李太太生气而死，李先生1990年决定搬出燕东园。按理说，空房当然应由学校重新分配。我们于是向学校提出，希望分一间朝南的房间给我们，作为起居室，每天能见点儿阳光，就很满足了。学校当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想到学部委员完全可能不经学校同意，自己上楼，私自开锁占领。当时孩子们想不等学校与学部委员商量，自己破墙而入，住进一间，我当然不同意这种做法。同时，我们全家每个人都非常紧张，随时注意前面的动静，怕他们不顾一切抢先非法占领。果然，一天晚上，南面楼上灯火通明，他们动手了。这时已经快九点钟了，我们不顾领导忙碌和疲倦，连夜依次找了校长、两位管事务的副书记兼副校长，甚至还见了教务长，报告此事。所有领导同志都表示这样做不合法，即使他们已经把东西搬进去，也得搬出来，此事由学校负责。我们听了，半信半疑而去。事后听说学校派人去找学部委员，他拒绝接见，甚至把党委派去的人骂出来。而我们侧面从学部委员的女儿那里了解到，楼下三间朝南的房间，加上大花园，足够他们两老工作和休息之用，根本不需要楼上这三间。此事扯皮扯了很久，结果党委发出话来说，学部委员得了癌症，24号重新分割的问题自然作罢了。
《礼记》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这是儒家处人处事的道理，很合于辩证法。我们对待学部委员，也应该如此。他虽然在房子上不讲道理，对于公益事业却很热心，常做修桥补路之类的事。燕东园的马路有不少地方是经过他修整的。1972年，我的岳母重病，家里缺少人手，就是这位学部委员帮我把老人从楼上通过又险又狭的小楼梯抬下来的。对于这件事，我们永远感激他。
此后又等了好几年，学校说，有一所公寓可以给我们。那里住着三家人，其中两家愿意搬走，另一家提出，必须在同一座楼里分一间房才能迁出。于是又等了好久。直到1995年10月10日，我们才告别了燕东园。我从39岁的青壮年在这里住到82岁的老年，这43年居住背阴房屋的结果，就是我们夫妇俩因长年不见阳光而缺钙，四条腿的股骨头都骨折过，还饶上一条小腿和一只手腕。
（摘自《钻石婚杂记》，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５月版，定价：３２.００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２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