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北京人住的地方。这种起于元代的巷弄，北京人称为胡同。北京的胡同纵横交错如蛛网，常言道：北京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所以胡同不仅是北京城的脉络，也是北京人生活的历史痕迹，北京的胡同与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胡同里小贩的吆喝声是胡同居民生活的讯息。这些早晚不同、四季各异的吆喝，都和北京的吃食相关。春天：“哎嗨，蛤蟆骨朵，大田螺咧。”夏天：“杏儿咧，不酸的咧，酸了管换咧。”秋天：“哎嗨，冰糖葫芦咧。”冬天：“萝卜赛梨哎，辣了包换。”一天到晚有不同的吃食吆喝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飘荡在胡同里。这些地道北京的小吃，随着小贩的吆喝，在胡同里流动着。如今流动的小贩不在了，那些北京人熟悉亲切的吆喝也没了，胡同就显得沉寂了。
胡同是北京城的主要筑构，北京如果缺了胡同，剩下的只是个没肉的空架子。但胡同却是由四合院组合而成的，大大小小的四合院，比邻排列连接起来。现在四合院成了大杂院，甚至有些四合院给扒了，起了高楼。高楼的窗子像许多窥视的眼睛，冷漠地探索四合院居住的人家，胡同也变得苍老而寞落了。不过现在的胡同还是可以溜达的。因为胡同深处都隐藏着一个菜市，许多过去在胡同里吆喝叫卖的小吃，又无声地集中到这里来了。
这次我在北京的宿处，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人民剧院对面的宾馆。东西有两条著名的胡同，一是慈禧少年时住过，后来袁世凯任国务总理时住的锡拉胡同；一是当年黎元洪任总统时，胡适离开北京前住的东厂胡同。我黎明即起，出得宾馆，一股寒冽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昨夜的宿醉完全清醒了。于是沿着王府井大街的行人道，踩着道上被寒风吹落的枯黄圆小的榆树叶子走着，这时的北京还沉睡未醒，路上往来的车辆稀少，只有清道夫清扫着道旁的落叶。然后，转入胡同，胡同里更是寂静，偶尔有赶着上工的自行车缓缓驰过，骑在车上的人仍未清醒，一手扶车把，一手抓着早点往嘴里塞。还有几对老夫妇拎着大白菜，沿着四合院的墙根，缓缓向我走来，我朝他们来的方向走过去，那里肯定是菜市了。
我在大陆行走，每到一处，都喜欢逛菜市，从早期的公营农贸市场到后来的自由市场都逛。逛菜市不仅可以了解当地人民实际的生活情况，而且在菜市旁边还有当地的地道小吃可吃。转过几条胡同，果然就是菜市。我去的时候菜市还没有开市，各个摊子都忙着整理果蔬鱼肉。现在人民的日子比较富裕了，我凑近肉摊子看看，案上的猪肉堆得很高，而且猪肉的膘很薄，如今大家都不兴吃肥的了。然后又转到鲜鱼市，虾蟹海鱼甚全，一辆汽车正将活蹦鲤鱼向池子里倒，京葱、大白菜、西红柿成堆摆放。我在菜市里来回逛着，好在我的衣着和讲话的口音，和胡同居民相近，他们并不把我当外人，又顶着一头白发，认为我是个退休或离休老人。最后我在菜市头上的早点小吃摊子停下来。小吃摊子都集在一起，有炒肝、杂碎、豆腐脑、江米粥、馄饨、炸糕、包子、炸油饼、油炸
鬼、饦饦馍夹酱肉，还有四川的肥肠面，种类不少，而且现在也不必排队要粮票，随到随坐，随坐随吃，非常方便，我都先后一一品尝了。
不过我喜欢吃的还是炒肝。所谓“稠浓汤里煮肥肠，交易公平论块尝，谚语流行猪八戒，一声过市炒肝香”。炒肝主要的材料是猪肠和猪肝，以大蒜、黄酱、大料、高汤、淀粉勾芡而成。但名为炒肝却不是炒肝，而且肝少肠多，实际上是烩肥肠。临吃撒上生蒜末，味道极佳，吃炒肝配包子，是北京人最普通的早点。其次就是馄饨了，北京的馄饨，原来分清汤和浓汤两种，清汤的是南方来的。不过现在的馄饨都是清汤的，我曾在“馄饨侯”吃过一碗馄饨，配黄桥烧饼与小笼包。黄桥烧饼与小笼包都来自沪上。
出了胡同就是大街，现在街上的市面繁荣了，胡同生活却变得萧条了。胡同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改革的浪涛冲刷着，退缩到胡同的深处，像座浪涛里的孤岛。胡同的居民在孤岛上无奈地生活着，这些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菜市，就是他们坚持的最后生活据点。即使胡同翻建，变成了小区(公寓住宅)，传统的菜市还是他们生活聚集的地方。这里还保有没有被现代文明吞没的传统小吃。
出了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又是另一个繁华世界。和八年前我初见的王府井完全不同，路面拓宽了，灯市口大街和金鱼胡同也加宽，旧的东安市场拆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座香港商人兴建的新东安市场。街口有家很大的麦当劳速食店，街里还有家卖肯德基的，这种速食店在密云县和天津附近的杨柳青镇上也有，而且都挤了不少人。在可口可乐进军以后，这种美国速食也跟着来了，花花绿绿的商标彩旗，压倒了革命的红旗。
是的，兴无灭资两条路线斗争的时代已逝，革命的年代似已经远去了。但革命与现代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难以跨越的断层。所以，在这里享受现代生活的人，夜半梦回之际，心里仍然存在着难以释开的革命情结。所以，在现代资本化的王府井大街，鞋店的玻璃柜里，还陈列着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杨尚昆穿的鞋子，帽店里也展览着他们戴的帽子，照相馆也悬挂他们巨幅的照片，也许是对革命的一种怀念。
不过，对革命怀念最实际的，就是吃了。于是，专售毛泽东吃食的餐馆如韶园、毛家园、韶山就应运而生了。韶园有几家分店，我曾在其中一家吃晚饭。店里装潢很典雅，楼上的房间更清静。壁上挂着一幅毛泽东视察秋收的照片，还有许多毛泽东革命诗词画。我们在画下吃着毛泽东嗜食的红烧肉、干辣椒与萝卜干炒腊肉，还有武昌鱼，喝着老窖。酒酣耳热，谈笑喧哗。再也没人想到毛泽东的“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了。
其实毛泽东实在不懂得吃，而且吃来吃去，就是那几味他家乡的俚味，但他的家乡俚味并不一定适合别人口味。关于这一点，他却非常固执与坚持。对于吃，周恩来比毛泽东细致与圆融多了。这次我去北京，主要是为拜谒一位我敬慕的前辈先生。老先生宴我于“国宴无名居”。无名居是周恩来的厨子出来开的。菜是周恩来的家乡淮扬风味。老先生知我嘴馋好吃，要我点菜。于是，我点了肴肉、大汤干丝、鳝段、水晶虾仁、清汤狮子头、荷包鲫鱼、鱼米之乡、梅干菜包子、蟹粉蒸饺。
这些菜都是标准的淮扬菜，干丝刀工非常精细，清汤狮子头每人一份，汤清肉嫩。难得的是鱼米之乡与荷包鲫鱼，是别处很难吃到的。鱼米之乡即松仁鱼米，是扬州名厨莫有根于40年代初至上海时所创。用新鲜桂鱼去皮骨切丁，与松仁爆炒而成，此味久已不传，不意在此相遇。荷包鲫鱼原为徽菜，由徽州盐商传到扬州，用掌大鲫鱼酿肉制成。曹雪芹做给他好友敦诚吃“老蚌怀珠”，即源于此。不过曹雪芹所制去头尾，鱼腹酿鲜鸡头肉，鸡头肉即新鲜的茨实。茨实原产于江南。不过，过去北京什刹海筒子河、西郊海甸种植老鸡头，老鸡头去皮壳就是晶莹的鸡头肉，曹雪芹就地取材，烹出一味是鱼不像鱼的佳肴来。
除此之外，又点了炒鸡毛菜与韭菜炒螺蛳肉。韭菜炒螺蛳肉是林彪的家乡菜，没有想到竟出现在周恩来的食单之中。由此或可见周恩来对于吃，一如其治事是兼容并蓄，圆融变通的。林彪是九头鸟，俗说“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难缠。不过，我在海淀竟发现一家名“九头鸟”的餐厅，欣然试之，点了藕炖排骨汤、蓑衣丸子、葵花鱼膏、臭干炒回锅肉，都是非常道地的湖北口味。后来，又要了臭豆腐，色黑、外脆内软，甚臭。不知毛泽东在长沙火神殿吃的是否这种?若是，那又费思量了。
这次来北京，还想看看西山的红叶。都说西山人挤，不如去密云水库。但晚了一步，已是落叶满地，余下的枯枝空向西风。后来又去了西山八大处，也没有看到红叶，爬到第五处是大悲寺，当时游人不多，大殿满阶都是枯黄的银杏叶。对着满阶的银杏叶，突然想起老舍的小说《大悲寺外》来，写两个自幼年分别的朋友，一个来此逛庙，一个在寺外呆坐着讨钱，两人在寺外不期而遇，人生的际遇真难意料。于是，游兴索然，取道下山，驰车直奔向阳屯而去。
向阳屯是家餐厅，坐落在公路旁。单看餐厅的名字，就非常革命了。这是大家日子过好以后，不由想起那个十年下乡插队的苦日子，于是北京出现好些这类忆苦思甜的餐厅，怀念当年吃的粝食粗饭。向阳屯是个大四合院的农村房舍，门前的牌楼挂着一串红灯笼。店里的外墙油漆得大红大绿，走廊上穿梭来往的服务小姑娘，都穿着水红底大蓝花的短夹袄，全是村姑打扮，但还不俗气。我举目四望，竟没有看到一张革命的标语。
客人来吃饭，是分房入座的，进门就上炕。炕上铺的红花的褥子，客人倚着红花的大靠垫，盘腿而坐。炕上有张大炕桌，桌上摆的大黑陶碗，是喝酒用的，还有粗陶的盘碟。壁上没有毛主席的像，贴的是剪纸窗花，典型的北方农村风味。不一会儿菜上来了，有凉拌苦苦菜(一种地里的野菜)、拌柳叶芽、拌萝卜芽，还有一碟王致和的臭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有百多年的历史了，臭香。热菜有白菜豆腐熬猪肉、炖鸡砂锅，还有白菜夹，用酸白菜帮夹酸白菜蘸面炸成。主食是野菜饽饽和玉米面的窝头，喝酒用黑陶碗盛二锅头，颇为粗犷。
革命真的远去了，变成一个符号沉淀到历史里去了吗?这是我无法了解的。临走的当天上午，我终于去了新东安市场，虽然这些天都在这座大厦前过来过去，但却没有进去看看，为的是大厦门前竖立的三组塑像，一组是剃头挖耳朵的，一组是弹三弦卖唱的小姑娘，一组是拉着车的祥子。这些在旧社会里卑微可怜的小人物，不是在新社会里早已翻身了吗?怎么还杵在那里。我从嘈杂的人群里挤了进去，又挤了出来，坐在人行道上的长凳上，阳光从大厦的屋脊滑下来，刷亮半条大街。花坛里红的黄的郁金香，被照得鲜艳夺目，我走过去摸摸，那些花竟是塑料的。我又回到原来坐的地方，阳光照得身上暖暖的，于是将刚刚在大厦里买的那块切糕取出来，吃了。切糕就是江米小枣，甜甜糯糯的。一阵风吹来，稍有寒意。
(摘自《肚大能容》，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版，定价：17.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