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俄罗斯朋友，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公众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前不久做了一项调查：莫斯科实施了整整十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俄罗斯新生代富人，他们月收入的底线是5000美元。俄罗斯达到这样收入的人数为1200万～1800万左右，占俄全国总人口的8%～12%。而莫斯科富人的财富水准与外省相比较，还要高出2～2?5倍。俄罗斯的老百姓有一句话，富人的每一个戈比都散发着血腥。而莫斯科富人的财富就像宇宙的秘密，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深不可测。因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所有数据报表里反映的莫斯科人的月收入，都在起征税2023卢布(约74美元)以下，几乎没有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是说，俄罗斯基本上没有一家赚钱的公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有钱的人了。
200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采访的时候，发现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街上，有不少人在兜售最近风靡俄罗斯歌坛的新秀少女歌手奥素的新专辑《冬天的梦幻》。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非同一般的少女。她今年才18岁，可已经是莫斯科的百万小富姐了。原来莫斯科的歌手和全世界的歌手一样，光有天赋没用，还要看有没有人捧，娱乐界自古没有不捧自红之理!莫斯科谁都知道，奥素有一个好爸爸。她的父亲在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卢格依尔”任副总裁，而该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俄罗斯七只经济巨鳄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他个人的净资产据说有36亿美元!奥素刚满5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了英国伦敦读小学。现在她仍然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就读。莫斯科人都说，她的歌固然唱得好，可是关键在于“托”好!
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现阶段俄罗斯富人分三等，头等富人主要是以俄罗斯主要经济寡头为主的、具有政治背景的大财阀，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等人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个人资产，保守估计平均也会在10亿美元以上。二等富人，曾经有过和目前仍然具有政府背景，并且在国家要害部门任要职，掌控资源的调配和流通。例如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博塔宾克少将，还有“克拉佐夫斯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贝科夫等人。三等富人主要是一些私营与合资企业的业主，其中不乏从旧体制下的国有公司转道而来的人，更有靠个人奋斗致富的样板。莫斯科私营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的克舍廖夫，他的后台是莫斯科市政府负责商业和市场的部长马雷什科夫，马部长虽然几乎无偿给他提供了莫斯科大环南部公路边的厂房做鸡肉的加工和批发销售，可是克舍廖夫却抱怨上面收的保护费太高。
我弄到的一份莫斯科主要从业人员的月薪价目表显示，莫斯科薪金最高的职业是企业财务经理，每月的工资为1500～2500美元。而中学老师、清洁工和商店的售货员的月薪大多数不过50多美元。如果与新生代富人的月收入底线5000美元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普通人和富人的收入至少相差一百倍!
我在俄罗斯了解到，不少过去在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和政府其他组织机构里任职的人，也已经发了大财。1992年权力过渡的时候，他们已经巧妙地将原来的行政权力关系转化为物质利益关系，他们最善于应变和攫取，在国家急速转型的时期，他们个个都不手软。再有，莫斯科许多在最近十年里挣了钱的人，不少在苏联时代就开始经商，再加上权力在握，很早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可以通过传媒知道，几乎原来苏共体制下和当今俄罗斯政坛的高官，无一例外地都是大亨：切尔诺梅尔金，是1992年叶利钦钦点的联邦总理，他目前拥有一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并且目前已经上了普京打击经济寡头的黑名单；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独联体机构中担任高官；另一个大亨古辛斯基1993年10月在莫斯科炮打白宫的血与火岁月里，为叶利钦立下汗马功劳，叶利钦曾以总统的名义奖励古辛斯基一把刻字手枪，随后，他就进入政府内部任职；“俄罗斯国家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原来供职于叶利钦的总统经济私有化改革班子内。莫斯科人都知道，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套貌似有利于国家和公众的俄罗斯私有化的改革计划，结果却让国库里的银两哗哗地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有机会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博塔宾克少将聊过天。目前，他在莫斯科、沃龙涅什、彼得堡和海参崴等地拥有自己的旅行社，还在莫斯科拥有一本介绍海外留学信息的杂志《国外学习》的控股权。平时他经手着大量的俄罗斯人到海外留学和移民的买卖。他在希腊一个风光如画的小岛上买了一幢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豪宅，他平时不回莫斯科居住，只有在最忙的时候，才亲自回来照顾一下生意。他周末经常包专机回他在希腊的家。他老婆拿的是英国护照，他们的两个子女全都在英国剑桥读书。有一次聊天喝酒，他喝得有点高，自己公开承认，俄罗斯的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之多，一般人不可想像。他得意地说，权力给他带来的是人生价值的全面提升：他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跨越了平民阶段，跻身富豪行列。
俄罗斯朋友告诉我，富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背景，或多或少接近过俄罗斯权力中心，富人中很大一部分与或明或暗的犯罪组织有关系。他们可以娴熟地利用过去的关系，巧妙地绕过法律的禁地，以攫取大量的资本，而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当然只有望尘莫及了。另外，我觉得，我的俄罗斯朋友有几句话概括得好，他说，今后的俄罗斯什么样的人可以发财呢，首先，已经致富的人会持续致富。第二，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一定会致富。第三，与犯罪组织沾边的人很可能会致富。第四，其他的人几乎不会致富。
根据我在俄罗斯时的观察，74%的穷人舍不得花钱为自己购置服装和鞋帽，49%的人在饮食方面消费很节俭，以至于营养不良。22%的俄罗斯人有病舍不得就医。
2000年冬天的时候，我住在莫斯科东南部战士大街22号楼18层的老女人尼娜家。她原来是莫斯科一家物理研究所的会计，今年已经88岁了，耳聋眼花，老伴早已亡故，家里只养了一只叫“斯大林”的猫。她天天和“斯大林”说话。至于为什么叫“斯大林”，起源是尼娜从小崇拜斯大林。有一次，人家送给她了这只猫，她觉得猫的胡子与斯大林当年嘴上的胡子很像，于是她就给这只猫起名“斯大林”。我第一次见到老太太尼娜的时候，她就坐在厨房的木椅子上，抱着“斯大林”。她对我说：“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给我弄点吃的吧!”原来，尼娜的退休金只有600卢布，折合20多美元，根本不够每月的吃食，再说还有“斯大林”呢。她是那么瘦弱，也急需营养。她每天只吃一餐，还让我也节食，每天晚上叫我煮一大锅土豆，捞出来，浇上番茄汁配以洋葱，再切几块面包，权作一天的正餐，早上偶尔会喝一点牛奶或是吃前一天晚上的剩饭。中午就是一杯红茶加上几块巧克力夹心糖代替午餐。来客人的时候也会让我买一些牛肉来炸牛排，但是那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她也会偶尔叫我买条鱼，“斯大林”吃一半，剩下的我们再享用。
我经常可以见到，莫斯科的街头和农贸市场踯躅而行的老太太和老头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刚刚买来的土豆、胡萝卜等简单食物。我发现，以他们微薄的退休金，合理支付每日的食物支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前不久，莫斯科的传媒已经在关注莫斯科退休老人的饮食结构有偏差，比如他们食用土豆的概率比实际需求每月多20倍，黄油多了8倍，因为这些是他们可以买到的最便宜的食物。
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年轻人的情况也不太好。我原来认识一个俄罗斯女孩子，住在莫斯科南部的图拉。(从以前的苏联小说上我知道，图拉是俄罗斯的粮仓，那里的人原来在苏联时代生活得不错。)她只有21岁，在图拉州立医院的内科工作。她告诉我，她的月收入是600卢布(折合约21美元)，低于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准下限。她每天的主要食品是面包、牛奶和鸡蛋。蔬菜有洋葱和胡萝卜。黄瓜和西红柿买不起，太贵了。的确，当地的蔬菜贩子开出天价，有点像北京人吃进口水果的感觉。她平时吃不到水果和糖果之类的东西，但是过新年和“三八节”的时候，也会奢侈一回。
我约她出来聊聊，我们走在图拉4月早春的寒风里，图拉街头远没有莫斯科热闹。我在医院外面的小商亭给她买了个巧克力冰激凌(就是在新年的夜晚，俄罗斯人依然要吃冷饮)，她抑制不住高兴地说：“太好吃了!”我问了她三个问题。第一，在生活消费方面，你的奢望是什么?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就讲了出来：买一个长沙发，要2600卢布(折合约90美元)呢!已经攒了两年的钱，可是眼下还不够。第二，你的最有可能实现的理想是什么?她告诉我，医院最近裁员，17个护士只剩下3人，其中有她，估计该长工资了。最后的问题是，你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昨天，她们护士住的筒子楼(跟中国一样，就是集体宿舍)的房费又涨价了。我又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呢?她说，关于爱情，她已经伤透了心。她原来有一个情人，已经同居过二年。但是，后来，她不能忍受小伙子酗酒，那种烂醉如泥，有的时候狂暴的样子已经让她感到恐怖至极。她说，这种酗酒是一种病态的生理现象，其实病人并不是像中国人想像的，仅仅就是酗酒，而是周期性的酒精过敏综合症。病人的表现很可怕，不让他喝酒，他就脸色苍白，烦躁不安，六神无主。只要喝一点，病人又表现得手脚哆嗦，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或者精神高度亢奋。据统计，苏联当时至少有2500万以上的酒鬼。
2000年的春天，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专门戒酒的针剂，注射一次，终身受用。不少俄罗斯的酒鬼注射了以后，都重新做人了。可是，因为注射针剂戒酒不仅需要戒酒者的毅力配合，而且注射之后，就绝不能再喝，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所以，给戒酒者注射这样的针剂，需要其家人签字，医院才会给注射。莫斯科已经发生了多起戒酒者注射后又开戒，最后猝死的惨剧。
根据我的了解，在莫斯科那些营养不足的退休人员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每月要花费自己退休金的6.4%购买酒精饮品——伏特加或者啤酒。
1998年，俄罗斯的居民收入比1997年降低了40%。居民日常消费的25类食品的价格从1998年11月起上涨了22.7%，而购买这些食品每月的支出为425.6卢布，当时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为998.9卢布。而截至2001年4月的统计表明，购买这些食品每月的支出为846.1卢布，但该年居民的月平均收入已经上升为2572卢布了。我想，也许，图拉的那位美丽护士不久就可以买得起黄瓜和西红柿了，没准还能吃上水果呢。
回到北京以后，很多朋友问我，俄罗斯人的生活到底为什么那么穷困?这是一个不完全合理的判断，是片面的。由于俄罗斯尚处于国家经济转型期的初级阶段，因此，对那里的穷人生活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不能套用对西方人评价的标准。甚至，不能沿用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测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不能绝对地用数字来证明观点，评价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如果用他们和过去相比较失去了多少作为标准，似乎更加客观。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穷人家庭吃肉和鱼的次数每周少于两次，有些穷人的家庭日化产品的需求不能够满足，例如牙膏、香皂和洗衣粉等，有人没钱缝补衣服和修鞋，有的家庭买不起冰箱和最简单的家具、电视机(哪怕是黑白的)，没钱做房屋最简单的装修，买不起药品和看医生，还有的家庭没钱安葬死去的亲人和没有条件贷款买房子和汽车，也没有钱定期给孩子购买糖果、服装和鞋帽，甚至难以支付孩子学校的制服费和早餐，还有幼儿园的托儿费。
事实上，俄罗斯穷人在经济改革之前享受过的大锅饭式的好日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惰性，有些人现在每天最低收入仅仅为2?15美元，可是连这也无法将俄罗斯人从惰性中唤醒，迫使自己调换职业。有时候就连国家出钱让他们去进修学习他们都没有兴趣。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的价值观生成于以前的旧体制，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停留在所受教育和所从事职业专业对口的传统荣誉感中不能自拔，从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他们又怎么能挣到钱，怎么发家致富呢?不过，俄罗斯的这段历史，终将被彻底改写，北京的雅宝路和秀水街的成百上千的俄罗斯服装贩子，就是一个证明。
(摘自《闲说外国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7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