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说“素质”，我关注这个话题，却一直不很明白“素质”二字在时下的语境中所指何为，但依据我个人的理解，我对这个词感慨良多。
偶然读到一本书：《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1957年所谓“鸣放时期”大学生们所写的大字报，翻读之下颇为震惊：五十年代的学生们竟然如此优秀，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们的理性、学养、质疑世界的勇气和坚守个人尊严权利的自觉，都是后二十年的学生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们的造反略为熟悉；到了七十年代我们进入青年期的时候，我深以为愧，我们这一代不仅无文化可言，甚至连青年期也未曾有过。一个白卷先生加“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如同一些权力者操纵的木偶，就成了这一代的标志。这更等而下之的一代就不提了，且比较一下五十年代学生和六十年代学生的差别，各自处在人生的叛逆时期，同样以大字报的形式，他们分别要反叛的是什么?
五十年代的学生写道：
“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
“为民主运动而斗争是作为党领导的必备条件，是党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说民主是党的恩赐与说生命是上帝的恩赐是同等的愚蠢。所以民主不能是给多少算多少，而必须充分而完整。”
“胡风决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的。我的行为有宪法支持。”
“由于过分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绝灭人性的东西无阻地发生了。……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正义万岁!真理万岁!民主万岁!人身自由万岁!”
“我们都要走自己的路!”
……
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学生，几乎无一不是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少有偶像崇拜，反对“大救星”的颂辞，反对愚民政策，拒绝盲目追随，呼唤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做人的优秀素质，更是知识者应有的文化素质。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再难从青年学生那里看到这种素质了。
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之为规模空前的“大民主”运动，在这个巨大得令人眩目的舞台上，红卫兵一代以他们自身的素质能演出什么样的话剧来呢?我手里有一本《文革大字报精选》，随手翻开，满目皆是这样的文字：
“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我们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打倒，砸它个稀巴烂?”“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积极行动起来，万箭齐发，万炮齐轰，……不把刘、邓拉下马，誓不罢休，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死不瞑目!”
除了这套面目一统的语言方式之外，与所有处在叛逆年龄的青年人一样，这代人也愿意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比如在还算带有自发性的文革初期，一群造反的中学生写道：“孙中山的像决不能挂在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像的对面，决不能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前面!我们要打碎这不合理的现象!”而一群大学生则在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要求“文科大学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较之五十代、六十年代人的个人思考个人选择能力已极大地弱化，五十年代的学生能喊出“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的口号，六十年代的学生呼喊的就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五十年代的学生大字报是个人署名，即使是匿名，也明确表明作者是单个的人，是“我”，个人选择个人负责个人承担还被视为做人的基本素质。六十年代人则绝大多数以集体署名，某某总部，某某兵团，即使是单个人，也要虚构出一个庞大的集体之名把自己藏进去。所有的思想或行动都隐匿在集体之中，个人如同万恶的个人主义一样，彻底消失。有一些署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这样一个排列宏阔的阵势：“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后人想必不能明白这一长串的署名是个什么意思。这算得上是当年最典型的集体主义的怪胎，却能给人极大的心理威慑。但究其实，不过是一群情知个人无价值的青少年搬出父辈招牌以壮胆而已，如同我们常见到的乐于以某某人物的第N代孙自居的庸常之辈一样，是数千年的旧传统，没有什么新鲜。
从1957年到1966年，前后不足十年，青年学生的面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间自然有旁的原因，但教育(首先表现为学校教育)，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教育，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以立法的形式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极深入的，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生存方式。
所谓素质，在不同的教育宗旨之下，所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教育思想里面，“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斯普朗格)，每个孩子都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通过教育者对他独特的关注而认识他自己，认识个体的价值和权利，获得个人感受世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进而获得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性能力，并学会为个人的选择承担个人的责任。而在以集体为本位的教育宗旨之下，集体是至上的，个人的价值只在集体之中，个人要学会的是趋同、从众、遵守秩序、服从权威。对于前者来说，独立的，自信的，求异的，怀疑权威的，追求独创的，对个人权利十分清楚并极力维护的，具备个人选择和个人承当能力的，被认为是良好的素质。而对于后者来说，从众的，谦卑的，对所处环境适应能力强的，融入集体的(即合群的)，靠拢依附组织的，无个人保留的(或曰思想开朗的)，维护权威的，牺牲个人的，便被视为好的素质。
应试教育这东西，时下已广遭批评。其实它的恶果并非仅为使学生的负担过重，而在于它以超大规模的标准化的行为，排除了一切求异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学校，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这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和应试教育，惟有在集体本位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背景中可以实现，并日趋完备，维持长久。中国历来有极强的集体本位传统，所谓家国天下，首先在家这个最初的集体里，个人就是被消蚀了的，个人没有自身的价值，他全部的价值就在维系家这个集体，维系传宗接代的链环，以至光宗耀祖的集体荣誉感之中。不会有哪个孩子能得到西方式父母的关注和激励，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旁人无法替代的生命价值。个体生命没有什么独异的价值，于是一个大一统的价值取向就覆盖了一切。受教育就是接纳、吸收、熟记、摹拟已有
的知识，认同一统的价值取向，而后通过应试获得家国天下的承认接纳，从前是科举考试，现在是更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标准化考试。
美国总统曾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由，试图建立中小学的全国统考，但被国会断然否决。在这样一个教育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度里，人们不能接受因统考而必然带来的教材统一，教学方式统一，以至思想和观念的统一。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学校的教育是多元的，它的乌托邦色彩，主要表现为纳税人通过政府对其优先的经济投入、资助，使所有的孩子，无论贫富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柏拉图所设计的一个至高的哲人王统领整个的教育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学校的样式是多元的，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社区学校，教会学校……它们各有各的教材和宗旨。当孩子还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可以由家长选择让他们获得哪一种教育。大学的特色同样分明，各有各的入学申请方式和条件，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甚至同时作多项选择。因此见不到我们这里的高
考奇观：每年的某月某日，全国上千万考生和家长如临大敌似命悬一线的鏖战，其规模之巨其激烈之状宛如一场内战。想起当年在蔡元培等先生教育实践的泽被之下的学子们，挎一简陋行囊，自由地走南闯北往各自心目中的学校一处一处地赶考的情形，心中徒生羡慕，因为有了多项选择的可能，于是每一场考试都只是一个可能的机会，它绝非生死攸关，也绝不会因偶一失误顿成“千古恨”。你可以在各校不同的考法中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尽管有舟车劳顿的辛苦。何况在互联网的时代，同样的多项选择又何须遭受舟车的辛苦?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并非老师和学校存心虐待，实在那绝无仅有无从选择的一试，就是生死之门。
素质教育是作为对应试教育的驳难而提出来的，然而，以大一统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素质教育，其结果自然是集体本位的，所谓的个性、独创性等等，怕是难有生长的空间。减负的指令虽带有权威的强制性，却也极难贯彻。现在我们所见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把政治课和体育课的考试成绩计入升高中的总分，再接着是把一个叫作“综合”的考试科目计入高考的总分。这全是移用应试教育的方式而已。就像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凡教育无能为力的通常由社会压力继续完成。以这种方式所施行的素质教育，强化的是更为全面的共性，更加缩小的是个性自由生长的空间。
在现代性的多元社会里，人们日益认识到个性、求异性、独创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更日益尊崇个人生命的价值。尽管如此，前现代社会遗留在人们人格深处的惰性依然是十分牢固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大量的研究，看看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等，就知道我们是如何地深陷于这种心理惰性的包围之中。就是在极力推崇个人独立、精神自由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们反复地做相似的实验：设计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性的判断题，让周围的众人一致说出一错误答案，以观察那惟一的被试者的反应，通常的结果是被试者在或长或短的犹疑之后，便跟从众人认同了错误的答案。
趋同的、从众的心理惰性是如此之强大，以致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潮水一般的席卷威力，人们到处在追逐流行时尚，——无论是嬉皮雅皮的时尚，肥皂剧的时尚，还是身着褐衫炫示残暴的时尚，或怀揣红书表演忠诚的时尚，都是趋同、从众的心理惰性的证明。
时代在演进，许多新思潮、新观念扑面而来，又随风而去，热闹得很，似乎我们已在这热闹中目不暇接地跨越了好几个时代。但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比较培养了六十年代的青少年们的那一套教育体系，至今无论从机制到宗旨，都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种狂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追随跟从，因恐惧遭集体遗弃而表演的卑怯、激烈甚至残忍，都是过分强化的集体本位教育所种下的恶果。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中，是没有所谓个人的，人们既不会独立思想，也不会尊重个人权利——包括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至于说到所谓独创性，只要看看那些千人一面的文风，那丝毫无个体感受的辞藻，至少也知道了其时的语文教学是何等的失败。没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之也没有个人的责任。人们藏匿在集体之中，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社会甚至无法追究其恶行。
我尝过那种一统的、一元的教育的恶果，因之我总为我的孩子担忧，深怕他们会再次品尝相似的恶果。
(摘自《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定价：48.00元。社址：北京永安路106号，邮编：1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