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个人正在读《东方之旅》的结局，或者刚准备开始看阿兰·蒙当冬的《礼仪大全》，又或者经受不住诱惑买了克拉寒的《摄政王》，那么，仅仅是把这些书背来背去就足以把他练就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搬运工。简而言之，少说也有3公斤重的书本沉甸甸地压在肩膀上，晃悠悠地装在背包里，他的脊柱从头到尾都会被压垮，整个背部弯成了一道弓。这还算不得什么，从早到晚埋头苦读，颈椎炎、肩周炎接踵而来，双肘长时间撑在桌案上，骨痂磨得粗糙，各种接触性皮肤病也会不期而至。
读书不仅会闹出各种病症来，狂热的阅读还会导致残疾——比如说，它会让人耳聋(“亲爱的，看完书去买些生菜好吗?”“……”)。只有高压锅愤怒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才会使他从有选择性的重听症中恢复过来。胡萝卜烧焦了，他却一丝糊味都闻不到(暂时性嗅觉丧失综合症的症状)。
读书还会让人失眠。爱书人宁可眼睁睁地错过“睡意列车”(这种火车每两个小时才发出一趟)，也不愿放下手中的书。为了不打扰“另一半”休息，他们可以坐在厕所的抽水马桶上或者浴缸里看书(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就在浴室里放了一张躺椅)，忘却时光飞逝，任凭夜色流淌，只顾一页接一页地往下翻。书虫们总声称说他们是因为失眠才会看书到天亮，却永远不愿意承认其实他们是因为沉湎于书本才失了眠。
书迷们能够在手电筒、路灯、闪烁的氖灯或汽车照明灯奄奄一息的光线下看书，最终毁了眼睛，经常年纪轻轻就戴上了夹鼻眼镜。
爱读书的人情绪多变，哭笑无常。读埃里克·纽比的《恩度·库什山区游记》时，我经常把书立起来，躲在后面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顺便也让邻座看看这本好书的名字)。读到伤心处，我又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主人公死了，我的心也碎了。
读书人还朝三暮四，喜新厌旧。经典名著和畅销小说、社会学书籍和游记、历史传奇和烹饪菜谱、书信集和北欧传说，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书混起来读。199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就以这种方式读完了瓦尔迦的《贝奥武甫》和《蓝眼圈的人》、布维耶的《美丽的女逃犯》、科马克·迈卡尔蒂的《果园守护人》、杜芙—哥登女士的《埃及信札》。
读书人的脑瓜真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吗?当然不行。他们很健忘，读到一段绝妙的文字，以前看过的华彩篇章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他们会把精彩之处摘抄下来，以免遗忘，但经常也会一连好几个星期彻底忘了做摘要。我就怎么也记不起来到底是在哪本小说里读到过一段抨击“性艺术”的惊世骇俗之词(啊，想起来了，是在蒂埃里·荣格的《刺蜥》中)，忘记了诺尔曼·勒维斯的《回到战争年代》的主题，对埃尔塔·缪莱的《人类是地球上的大野雉》也只保留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无须多言，苏士金不就在一篇文章里逼真地描写过这种感受吗?他那篇文章后来又被哪本书转载过一次……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故意装傻，而是记忆出现空白，脑子乱糟糟的，理不出头绪来。不过，莉里亚娜很快会让我摆脱困境的。
好了，她帮我想起来了：那是1987年12月份的《文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份报纸出了几期就夭折了。法耶尔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一场战斗和别的故事》转载过这篇文章。
经常搬动工具书和词典，简直像是举重练习。这种锻炼令我肌肉结实，精神振奋，有时竟也生出把堆放得杂乱无章的书本整理整理的念头。然而，我这个人毛病太多，实在难以胜任。有些人天生就会整理，或者总有办法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却不行。再说，弗朗索瓦确实占用了家里的绝大部分地方，但平心而论，我的地盘也勉强够用了。他的书堆得集中，我的书却散得到处都是。我习惯在床上看书(卧室在3楼)，可是法国文学书籍、教材和游记之类的书却挤在4楼那间书满为患的工作室里(园艺学和植物学书籍堵住了通往阳台的惟一一条过道——15本书如是霸占了9个平米)。外国文学、随笔，大部分尚未启封的纸箱被放在2楼的阁楼里，还有侦探小说(它们躲在备用床后面——备用床也叫“受难床”，只有当我们俩之中有一个人咳嗽，或者因为闹别扭与对方赌气时才会去那张床上睡)。烹饪书放在一楼的横架上，横架也当作碗橱用(碗橱被用来放置酒杯和桌布了)。音响边上放着几本音乐书籍，袖珍本的摄影书则占去了小转桌。
书虽乱，却乱中有序。只有一个坏处：每次双手抱书上下楼梯时，都会有一种当新生时被老生捉弄的感觉。其实，问题就出在散乱且乱中无序的书上。除了床上的一堆书外，那些被搬上搬下的书在读完之后总被我随手丢在最近的梯板上，通向工作室的楼梯空间因而急剧缩小，每次上下楼梯时都如临险境，不得不借助储衣室旁边的小台阶。椅子上、茶几上、茶几下，到处都丢满了书，就连浴室也难逃此劫：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时，我会去浴室读书；夜半醒来，也会到那里看会儿书再接着睡；黎明醒得太早，还是呆在浴室里借读书打发时间。
其实，只要稍加约束，每星期进行一次小整理也就够了。然而，到了该理书的时候，我总能找出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读书。不时地，也会有一种危机感，觉得有必要把书收拾收拾，于是我让弗朗索瓦去订购一些玛德里克牌书架板。弗朗索瓦倒是说干就干，可书架板送来之后，我却要捱上好几个月才会把它们装好。为了推卸责任，我总声称说书架只有最高层还能再装几个书板，而我一登高就头晕。恐高症是上了年纪才有的，时不时地发作。以前，我经常在纳夫普利亚城墙的墙脊上跑来跑去；昨天，在枫丹白露森林里站在一块不过3个苹果垒起来那么高的石头上，我却吓得目瞪口呆；今天，就连站到一张小板凳上去都让我害怕(但我却有勇气站在转椅上修理4楼工作室的窗帘杆)。
偶尔几次，整理书箱的欲望突如其来，狂热难挡，终于使我克服了懒散和恐惧。这个念头来得如惊雷般猛烈，付诸行动也闪电般迅速，但要为自己的心血来潮找出一个恰当的理由却总是很难。为了腾出地方摆一台小小的取暖器，我竟然痛下决心，将乱七八糟的一堆本杰明·拉比尔的画册、杂志、卷宗、稿件等等都清理了一番。因为厂方延期发货，我居然为这台取暖器又花了3个星期收拾了整间书房。弗朗索瓦第二天就要从里尔回来了，前一天晚上，我决定把书整理整理。随着10点钟钟声的敲响，我开始动手干这项浩大的工程：挑选、分类、打包，上上下下楼梯数百次。忙到半夜，总算完工了，洗个澡，上了床，看一会儿书，不时用满意的目光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刚要睡觉，突然发现壁橱的门半敞着，下床把它关好。瞥见椅子上还堆着一些衣服，于是去把衣服整理好。回到床上后又注意到取暖器下面有一条长长的印子，仿佛阿丽亚娜火箭尾部拖着的白烟。下床找来水桶、橡胶手套、海绵和清洁剂，为了抹去这道污痕，我把一大堵墙擦了个遍，让整面墙干净得如同一块广告牌。擦到那面其大无比的镜子时，我终于明智地停了下来，此时我的劳动成果——一条长3米、高2米的纯白地带已清晰可见，但其他地方依然是灰扑扑的。放好工具，重新冲了个澡，上床后又起来捡我的浴衣，再次躺下。这时，听到了鸟鸣声(不是夜莺，而是云雀)，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干脆躺在床上把《患癌症的日子》一气读完，然后吃了早餐，赶去上班。破天荒地，我竟然8∶30就到了办公室。
(摘自《闲话读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价：8.80元。社址：桂林市中华路36号，邮编：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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