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桩伟大的事业的完成一般都不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里的搏斗，有流血，有惨痛人寰的悲剧。笔者的案头就放着一个这样的故事。它是奥地利思想文化史家茨威格写的，名叫《异端的权利》。书中写了西班牙人塞维特斯为争取对《圣经》的自由阐释权而同新教领袖加尔文进行的斗争。塞维特斯同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但是这位思想精神方面的自由主义显然不同于专制暴虐的加尔文。他鉴于旧教对新教的迫害，热烈主张新教在改革的同时就高扬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以免人们在精神探索上遭到追捕、监禁、屠杀、火烤等残忍的暴行。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他同加尔文发生了分歧。曾被旧教当作宗教叛逆和异端的加尔文明显地缺乏民主的改革精神，他以旧教对新教徒的手段残害内部的改革者，把塞维特斯投入了监狱。然而这位精神上的自由主义战士依然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同加尔文展开辩论。对方以死刑威胁他，最终决定以“文火烧死”的酷刑来惩罚这个异端，同时假仁假义地表示只要对方认错，还可以减刑。塞维特斯为了维护自己“神圣的……信念和信仰，……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并坚决拒绝做出那怯懦的公开声明。”最后他在半个小时的烧烤中，在尖厉而痛苦的哀号声中变成了“一堆乌黑的”、“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
以塞维特斯返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他们缺少的恰好是他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大勇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争取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民主自由而做的努力。像胡风、秦兆阳、何其芳、邵荃麟，他们都付出了沉重乃至血的代价。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斗争的目标、勇敢、规模、还是激烈的程度，他们都不能同塞维特斯相比。没有一个像塞维特斯那样把斗争的目标确定得那么高，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那样的胆量，就是以文火烧烤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多数人小心翼翼地绕开权威的名字，仅仅把自己的思想划归到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一旦事情触发，不是送上检讨就是“低头认罪”，再不就是为自己辩解。胡风是个少有的大勇主义者。40年代，他旗帜鲜明而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及“一部作品一种民族形式”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于“改造思想”、“民间形式”等理论。建国后，他仍然敢在已有定论的问题上别抒己见，指斥文艺领导的庸俗社会学方式，这几近惊天动地的壮举令人无限钦佩。然而他颇带愚忠的信赖、他的检查、他在法庭上的沉默，又多么让人遗憾哪?是不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没有一点认识能力呢﹖被胡风誉为“年轻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张中晓果然名不虚传。50年代初他写信给胡风说，他没看毛泽东的《论文艺问题》，还想写点文章，“一看之后，就不想写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讲话》“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而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如果教条主义地搬用它就会造成失误。张中晓的认识深刻而中肯，具有启示人的力量。可惜它是一封私人通信，要是能以正常的方式发表出来，该会产生多少震聋发聩的效果啊。
张中晓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是否绝无仅有呢？不。从后来被打成“敌人”的某些人的材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相同的东西。1957年一个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提议给胡风平反。她认为：“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泽东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语言尽管不如张中晓的尖利，但其认识程度也是相当深刻的。还有冯雪峰在私下同陈早春谈话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哲学和历史性的评价，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和不民主作风的针砭，非有相当思想深度、非有相当的智慧和才能绝对办不到。
笔者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特别是那些秘密谈话、私人信件及个人日记来证明人们对时代问题的清醒认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中国的文艺家中除胡风而外，再没出现第二个人以异端者的身份直陈己见呢﹖没有再出现一个张志新或遇罗克呢﹖用“左”倾时代的高压政策可以为他们找到一种借口。但是历史上每一个殉道者所面临的敌对力量都比他自身要高出千百万倍。当他们发起冲击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自己不是以卵击石。可是哥白尼站出来了，布鲁诺站出来了，塞维特斯站出来了，遇罗克、张志新站出来了，却独独不见中国当代文艺家的身影。“环境决定”论、“条件”决定论无法为他们解释一切。这确实反映了惊人的“软弱”，是他们在几十年中普遍的心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是他们太恋自我的生命了，用巴金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信奉活命哲学。
塞维特斯为了精神不受玷污，可以狂热地维护自己神圣的信仰。他宁可在无法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却缺少这种献身精神。一位著名作家坦白地说过如下意思的话：精神的折磨再大我可以忍受，肉体的折磨我一天也受不了。要是遇到后一种情况，我说不准会不会出卖自己。他本人倒没出卖过自己的灵魂，但是类似的行为在当代文艺家中出现的还少吗﹖为了躲过批判的风头，或为了求得一息的安宁，周扬、夏衍、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巴金、欧阳予倩、康濯、王瑶、李何林、陈企霞，不都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发表过自我检查吗﹖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所谓错误多半正确。可他们的检查不是言不由衷，就是给自己戴上高帽，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黄药眠的一席话颇为准确地道出了胆怯、平庸造成的必然结果。他夫子自道，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这种种“照顾”、“考虑”，是文艺界的普遍状态，它们说到底是文艺家怕给自己惹麻烦、招风险，弄得身败名裂。可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发现从来都需要豁出身家性命的精神。黄药眠最后结论得好，如此无穷地考虑下去，“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小……个人风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报纸杂志上出现的只能是平庸已极的文章。
黄药眠的文章主要不是反思批评家的人格状态，而是谴责文艺领导上的清规戒律太多，文艺家们得不到一个充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十分重要。但这种环境不能光靠别人给，还要自己来创造。这种环境的创造当然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的努力，而需要整个批评群体的合作。这就需要每个作家都有建构民主自由环境的意识，都不去写那些应景媚俗的文章。当其中的某个人以身试法、遭到劫难时，其他人能赶来声援；假如做起来实在有困难，那么至少要保持沉默，不去当附庸，不去沽名钓誉，使“批判”冷冷清清，这样也能形成一种稍好的局面，起码让人感到有一种对抗的力量存在，因而使“左”倾思潮对民主、自由、真正学术的追求不敢轻易动手。
然而看看五六十年代，那些批评家让你完全心灰意冷。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根本上缺乏群体性的民主自由意识，缺少侠义的援救精神。在《异端的权利》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动人的情景：当塞维特斯遭到惨无人道的火刑后，另一个异端者卡斯特利奥从加尔文的身边、从瑞士的另一角落巴塞尔崛起，他通过著作、演讲等多种方式向加尔文发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他热烈地为塞维特斯辩护，对加尔文及其势力的迫害，他报以无限的蔑视：“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卡斯特利奥的热情甚至感动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被加尔文称为一个“天使”的梅兰克森。他以同样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卡斯特利奥的支持，以期帮助他摆脱加尔文火刑的威胁。这种赴汤蹈火的援救意识，这种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协同作战的无私无畏的精神，能把每一个稍有正义感的人感动得热血沸腾。
而看看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你能说些什么呢﹖从孙瑜、冯雪峰、胡风到丁玲、秦兆阳、何其芳、巴人、孟超、邵荃麟、夏衍，有多少人曾被宣布为异端。而当每个异端出现的时候，可曾有人站出来为之辩护吗﹖
曾经有人设想，要是他们联合起来该多好。然而历史不能靠想像来改写。当中国的现实推出上述这样的文化人个体的时候，你没办法把他们组合成有共同理想的一群，在他们中不会出现卡斯特利奥，也不会出现梅兰克森。而且认真地说起来，自胡风之后，没有几个是主动向文化专制主义发动冲击的。也就是在政策松动、允许人们随便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出于心中尚存的对真理的表达欲，才会抒发一下郁积已久的想法。要是官方不做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等的保证，难说“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题材多样化”论会不会破土而出。就算它们会出，那也得穿上各种各样的外衣，弄得奇形怪状，让人不知所云。
说到这里，活着的老人或死去的灵魂可能会跳起来表示抗议，说他们既非“软弱”，亦非“自私”，在蒋介石时代他们就同死神进行过搏斗。我们也许用不着怀疑他们曾有的勇敢，曾有的为全人类牺牲的信念。然而历史的过去不同于历史的今天，退化的现象、今天的自我反对昨天的自我的现象不知在多少当年的革命者、后来的掌权者身上重演过。曾热情呼喊过“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的陈涉、吴广刚刚尝到天子的宴席就把沦为乞丐的兄弟撵出帐外。当上了皇帝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没有一个不重新玩弄他们敌人的权术。弗洛姆说得好：“当一个阶级正在为自己从统治者手中赢得解放而战斗时，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所谓人类自由而战……。然而……一旦胜利到手，新的特权将要被维护时，那些在某个阶段和压迫者进行过斗争的阶级便与自由的敌人同流合污了。”关键是过去和今天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同。没有地位或没有相当的荣誉可以使人产生强大的内驱力，发出滚烫的热情和无畏的胆量，去为夺得它们而奋战。而今天，要得到的，他们已全部得到。他们的目标已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对于他们，今天最重要的是维护既得的名誉、地位、利益。失去这些他们将失去一切。
中国当代文艺家在大勇主义精神和民主救赎意识上的双重缺乏使他们错过许多良机。从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材料看，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在建国初期对胡风的斗争中一直抱着观察的态度。林默涵同胡风几次接触中的情绪变化是个晴雨表。他某些时候的温和反映了中央内部的一种处理意见。它证明周恩来说的“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并非根据某种策略的需要而有意把口气放宽。刘少奇说的“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些会，根据政治原则对他们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与周扬、林默涵的原初打算不一样，而且这种意见在政治局里占据重要地位。事情最后坏在周扬与胡风双方斗争力量的极不平衡上。周扬、林默涵利用他们地位的优势不断向上汇报，尽量把问题说得非常严重，而为胡风说好话的人，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假如当时
在学术观点上和胡风保持相同或相近的人们能够以这是民主精神与文化专制主义作斗争的眼光看问题，抛弃个人的前嫌和分歧，像卡斯特利奥那样不计较自己同塞维特斯个别观点方面的异同，勇敢地上书中央，为胡风辩护，决定胡风命运的天平也许会发生变化。
根据对现有材料的直观感觉，中央未必不期待这种声音。然而关于这种意见的渠道一直就没有打通。“孤家寡人”的胡风注定要遭到厄运。从另一方面设想，如果拥护胡风文艺观点的人变成多数派，或者同周扬势均力敌时，那么胡风事件的最后裁决或许会有所变化。吕荧在700人的集会上拍案而起，为胡风据理力争，虽然被软禁一年，不也没什么大事吗﹖所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他们的胆怯给文化专制主义造成许多空隙，因而才使“左”倾野心家、阴谋家敢于在这块充满蒙昧与软弱的土地上搞起一次又一次令人恐怖、灭绝文化的“大批判”。
(摘自《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社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邮编：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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