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从未直接参与过战争。对许多人来说，目前容易引发与压力有关的问题的“战场”是工作场所。“压力过度”往往无法测量或不易注意到，因而很难确切计算由于劳动生产力降低所造成的成本。
但是在英国，估计每年有4000万个工作日被与压力有关的疾病消耗掉，占所有缺勤的60%，使得雇主在病假工资和劳动生产力消耗上每年损失70～90亿英镑。最新的数字则更为惊人：有高达9150万，甚至1.8亿个工作日被与压力有关的疾病消耗掉。
健康与安全理事会所收集到的数字似乎支持这样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我们已受到压力流行病的袭击。1990年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有182700人——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相信，他们正患有与工作有关的紧张、焦虑或抑郁。5年后同样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8万，增长了30%，另外还有25万人自诉患有与压力有关的身体疾病。
这些数字使得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仅次于背痛，成为导致职业性健康恶化的第二大主要原因。耶鲁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有30%的美国就业人口感到“工作时非常紧张或极端紧张”。与此同时，针对日本的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的工作场所紧张流行病：1982年时患病人口占劳动力的50.6%，10年后则上升至57.3%。
但是压力负荷并非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都均匀分布。有些工作的确比其他工作压力更大，尤以公共服务部门为最甚。1985年，《星期天泰晤士报》委托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学院职业压力方面的专家卡里·库珀对104个不同职业的压力情况进行评估。同样的研究在1997年又再次进行，显示几乎所有工作的压力评分都上升。评分标准依据的是对压力进行调查的结果，打分从1(最不紧张)到10(最紧张)；库珀将7+定为“极度紧张”、6+定为“非常紧张”，而5+则为“中度紧张”。
狱警的得分最高，为8.8分，随后是警察8.7分，再后是社会工作者8.5分。观察自然的职业显然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天文学家是最不紧张的职业，评分2.3，而自然资源管理、园艺、林学等职业的平均评分则为3。或许狱警和社会工作者在休假时应该到乡间作长途漫游?
但是农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其评分为6.3；最近的一项调查也支持这项结论。调查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民已经被财政困境和疯牛病危机搞得狼狈不堪，此外还要应付沉重的报表负担和令人不知所措、经常变幻的立法。这里可没有优美的田园诗：难怪现在农民的自杀率要比一般人高出50%。
所有这些都将压力推上健康与安全的议事日程——事情本该如此。如果统计数字正确，那么社会和个人由于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而且这个代价还在上升。不过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需要证实，我们目前是否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压力流行病的中心。
安德鲁·史密斯及其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同事受健康与安全理事会的委托，就职业压力在英国的情况进行了一项全新的研究。他们目前正对西部各郡1.7万人进行调查。其中以200人为对象的小规模试验性研究显示，2%的人在工作时极端紧张，15%的人非常紧张，而50%的人则表现出至少中等程度的紧张。高紧张组中生理和精神健康问题都增加。他们将恶劣的工作环境、高负荷和较长的工作时间确定为特殊的致压力因子。
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学院的卡里·库珀认为，工作的不稳定性才是目前导致职业压力的最根本的原因(至于过劳，虽然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似乎在20世纪80年代更起主要作用)。终生雇佣的概念事实上已经消失了，逐渐被短期合同以及自由职业文化所取代。对30岁、40岁和50岁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年轻人可能对此处之泰然)。库珀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对5000名英国管理人员进行了为时5年的跟踪调查。他发现，不论公司大小，在过去的一年中，61%的管理人员都曾面对过机构重组问题。也许这其中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人们常常感觉到——而且这种感觉经常是对的——事情并非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尤其是当他们的公司不注重交流的时候。失控的感觉可加剧与压力有关的健康疾病，此外更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压力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所特有的，而在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信息超载。当然，工商业一直以来受控于技术变革，而人们一般也能学会习惯，但信息技术则不同。留言机、纸张、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和因特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在被灌输信息，其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人们所希望接受的或处理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受到类似的压力；例如，对瑞典社会保障部门中就业人口进行的调查便将压力和疲乏感与对机构重组的担忧联系在一起。
当然，不只是工作场所才有压力。有一种压力评分表，对各种生活事件进行评分。理查德·拉尔(Richard Rahe)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参与设计这种表格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最近对表格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他让427名志愿者对他们生活中的压力进行评价，将结果与他早期工作中的结果进行对比。他发现，在过去的30年中，压力平均上升了45%，而导致压力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
人们一般会认为压力仅在西方社会才是个大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戴维·曼夫德及其同事最近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居住在旁遮普农村以及巴基斯坦山区的人们仍然会出现与压力有关的压力和抑郁，文盲和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中更是如此。在巴基斯坦，46%的妇女和15%的男性存在焦虑和抑郁；而在旁遮普，情况则分别达到66%和25%。
在全世界，女性所遭遇的精神健康问题都比男性多，尤其是在与压力有关的问题方面；但正如上面的数字所显示的，在越穷的国家，两性差距越大。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面，巴西农村中所有病例报告有30%都归因于一种病症，称为“神经病”，特征为失眠、疼痛、眩晕、颤抖、虚弱，同时表现出悲伤、愤怒等情感状态。患病人群中有1/3将症状归因于过劳和由此所引起的压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当今全球的抑郁症发病率是10.4%——换句话说，目前全世界每10个人中就有1个受其影响，高居精神疾病的榜首。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项研究还显示，另有10%的人患有“亚”心理疾病。另有31%的人患有更轻微形式的心理异常，其特征为一种或多种孤立的症状。全部人口中只有36%可被列为心智健康。倘若那些患病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那么这个数字尚可以接受。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却不得不得出结论说，众多患有抑郁症或相关疾病的人“既没有被诊断出来，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冶疗”。
这些统计数字为未来全球的健康前景设置了议程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传染病和营养不良仍然是最主要的杀手。但随着国家的发展，非传播性疾病例如心脏病和抑郁症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到2020年，在整个人口中，抑郁症将成为第二大重要的致残因素(仅次于心脏病)，而在女性中则成为首要因素。
在英国，在由于精神健康问题所导致的工作日损失中，焦虑和抑郁占了超过9000万个工作日，使国家每年损失220亿英镑。与抑郁症有关的真实数字将很难测得，因为相当大一部分患病人口根本不会去看医生。
另一种了解现今弥漫的绝望情绪的办法是看一看自杀数字。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大约78.6万人自杀，其比例为每年每10万人中有10.7人。这意味着每隔40秒就有某人在某地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的平均数掩盖了在自杀数字上令人不安的差异。联合国各成员国中只有约1/4到1/5的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其国内自杀数字。因此我们至多只得到描绘世界范围内图景的不完整的画面。而在大多数确实拥有统计数字的国家中，自杀均占到各个年龄段的死亡原因的前10位。而对处于15～34岁年龄组的年轻人来说，自杀是前三种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
在欧洲，平均而言，自杀所毁掉的生命与交通事故一样多(有些交通事故本身可能就是未经报告的自杀)。自杀率在欧共体国家中存在区别：丹麦为35/10万男性和19/10万女性，希腊则为6.0/10万男性和2.0/10万女性。英国的数字接近欧洲平均值，为12.4/10万男性和4.5/10万女性。
一般来说，南欧国家的自杀率最低，其次是西北欧国家。北欧和中欧国家的自杀率在欧洲最高，这一模式在整个20世纪都为欧洲所独有。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尚不明了。可能的因素是气候(北部阳光缺少，可能触发季节性抑郁)；是否存在预防自杀发生的设施；或者是文化或宗教的因素对自杀本身或对自杀进行报告进行了限制。
近来，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自杀数字。自1990年以来，据悉有200万个中国人自杀。事实上，虽然中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其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将近一半，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30.3人。此外，在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也是已知目前惟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在15～44岁的中国女性中，死亡原因中有1/4是由于自杀。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是，农村的自杀率要高于城市3倍。类似的高发率也见于整个亚洲——从斯里兰卡到中国，从香港到台湾。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斯里兰卡，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36人。亚洲存在高自杀率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抑郁症的比例较高(虽然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有时候抑郁症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
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自杀率是否一直这样高。不过对欧洲数据的分析却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许多国家的自杀率的确都有所上升(也包括世界上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例如，在1970～1987年间，荷兰和美国的自杀者年龄分布很明显从高年龄段向低年龄段移动。低年龄段自杀率的升高很大部分是由年轻男性而并非年轻女性使然，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亚。自杀率的升高与若干因素有关，如失业率上升、家庭破裂、物质滥用和性角色紊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青年男性的自杀率从1985年以来已经上升了172%，而高年龄组的自杀率则与其他地区一样有所下降。其他年龄组的数字也有所降低。
如果身为年轻男性可作为自杀的危险因素的话，那么从事某些职业也同样是危险因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显示，从事医学职业和耕作业的人似乎对自杀更敏感。男女医生、护士、兽医和男性牙医的自杀风险均高于平均值，很可能是由于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再加上较容易获得自杀的手段。农民的自杀率非常高，占所有男性自杀人数的1.35%(1991～1996年间，农民中总共发生了190起自杀，平均每11天就发生一起)。失业与自杀率的倍增有关。
在整个西方世界，企图自杀的事件也有所上升——通常是由于毒品过量——其中以英国的发生率在全欧洲为最高。对于每一件彻底实施了的自杀来说，便会有大约10倍的自杀未遂企图。这的确是个不祥的预兆，因为曾经有自杀企图的人中，有10%～14%的人迟早仍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自杀风险要比普通人高出100倍。因此目前自杀企图的流行或许将预示着未来数年内额外出现的自杀事件。故意自我伤害主要集中在15～19岁年龄组的女性当中。但是，从1985～1996年间，15～24岁的年轻男性中企图自杀的数字则增长了2倍。在一项针对撒马利亚人的调查中，74%的受访者表示，恋爱受阻常常是引发自杀企图的首要因素。
未来的迹象是，至少有一些国家对自杀和企图自杀所带来的可怕代价开始猛醒，并试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对其加以预防。在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将自杀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5，这样每年可拯救大约4000条生命。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则正致力于至少扭转目前正在上升的自杀趋势。
（摘自《看见红色感觉蓝色——愤怒与抑郁之联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定价：１６.５０元。社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２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