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是苏南的丹阳人，与苏州人放在一起谈，是忘不了他的一口吴浓软语。他属于那种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不知道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反正几次见到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很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过，或许因为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误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一样，都是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敬重和钦佩的人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社会也不感兴趣。晚年的俞平伯喜欢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于是就找出来阅读，读了也就读了，纯粹为解闷。俞才华横溢，童心未泯，给人的感觉是认真两字不算十分突出。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只要举几本吕叔湘年轻时翻译的著作就足以说明问题，譬如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又譬如八十年代末期为劳伦斯的《沙漠革命记》写的题记，在这篇字数不多的文章中，他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中东冲突的根源，文章结尾处，他写道：
是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会再次爆发战争呢﹖很难说。黎巴嫩的内战就有以色列参加在内，不过由于埃及和叙利亚各有各的打算，不再合作，约旦置身事外，伊拉克陷在对伊朗的战争之内，再加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的团结问题，像前几次那样的壁垒分明的战争也许不会出现。但是这不等于说巴勒斯坦的问题已经解决。多少年以前，爱因斯坦，他本人是纳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犹太复国主义的赞助者，可是他对二十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待阿拉伯人的做法就提出批评。他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同阿拉伯人诚挚合作和诚实交往的途径，我们就没有从二千年的苦难中汲取任何经验教训，也就应当接受落到我们头上的任何命运。”
俞平伯身上多少还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显然没有俞那种曾经家喻户晓的影响，但是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被尊为一代宗师并不过分。弟子桃李满天下，他的高深学问远不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评论。想说的只是，吕叔湘的身上具有人文关怀色彩，他的为人足以作为楷模，祖父就经常教育我要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活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人，像我伯父叶至善，是出身开明的老编辑，写完文章喜欢请吕叔湘过目，请他提些意见。认真起来是没有底的，伯父常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以踏实许多。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他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八十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的名字也给写错了，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像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已经接近了幽默。记得当时的《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告诉吕叔湘，希望他能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但是最终还是没敢，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就事论事，这种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在大学读书，最讨厌的课是现代汉语，最不愿意读的是语言学前辈高名凯的文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就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
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不仅在学问知识上对人有帮助，译文本身也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谈起自己的写作，总说他最初的文笔就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曾经风行一时。附带说一句，我也很喜欢萨洛扬的小说，像《漂亮的白马》和《石榴树》，曾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十七万册，由此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文言文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吕叔湘的强项是深入浅出。能够深，是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并且成为一代宗师。能够浅，是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他的名言是“教学教学，教别人学”。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无疑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读者的得益更多。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中学教育上，非常巧妙地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中学生的文化普及教育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从吕叔湘关注的问题中获益，实在是太多太多。
九十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杂志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很激动，受宠若惊，因为一向敬重这位父执，没想到他会关心起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一生中写了什么文字，也与伯父一样，常寄给他指正，而且称呼也容易，称“先生”就行，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还小十岁。轮到我，这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大大咧咧，觉得怎么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称呼什么都不太合适。叫“先生”不行，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叫“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而且有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父子两人讨论了半天，最后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于是就这么写了，写了以后，仍然觉得不是很好，仍然还在琢磨，继续讨论。当时电视上曾热播武侠连续剧，这“吕公公”听上去，多少有些怪怪的，仿佛是反面人物一样。
称呼吕公公，是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嘴上喊与写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记得当时送的是台湾版本，那时候台湾印的书，装帧与大陆相比，要好得多，用纸也讲究，心想书是够漂亮的，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要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因为敬，所以怕，既希望他能提些意见，又害怕他挑出一大堆毛病来。结果是没有任何反应，寄去也寄去了，吕叔湘当时快九十岁，能承他惦记着，已经非常感激。
（摘自《万象》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