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
张春燕
男人把温柔浪漫放在家外，而维持一个吃喝拉撒的现实婚姻。女人则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34岁的陈小蕾走出公司大门，阳光晒在身上，懒洋洋地。陈小蕾仰头做了个深呼吸，离婚了，找到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一边养活自己一边打算以后的出路。
前夫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处长，当他的第二次外遇爆发的时候，在她心里，这段婚姻已经死亡，她对他的品性再没有幻想，一纸诉状递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离婚理由是性格不合。陈小蕾就这样提起剪刀，喀嚓一声从容利落地与过去一刀两段。
陈小蕾是去年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女性中的一个，东城区法院去年受理了1321件离婚案，原告为女性的占六成。“她们提出离婚的理由很复杂，往往是很多原因交叉，不过最常见的理由是性格不合。”东城区法院研究室的吴女士说，“性格不合”的另一种含义往往是男女双方一方有婚外情，这个原因在女方提出离婚时隐而不言，女方因自己有情人而坚决要离婚的属于很少数，多数是男方有外遇。
“确实，现在女性对婚姻的态度比较松弛，尤其在我生活的这个圈子里，女人已经不那么畏惧离婚可能给她们带来的损害。”苗野说，她是从事妇女研究的专家和社会活动家。
北京的文化氛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北京宽松和多元的文化给予女性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在其他城市，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过日子的地方，人在庸常的生活中，家庭缺乏隐私，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更倾向于忍耐不美满的婚姻。在北京这样的文化圈里，女性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婚姻上的选择。”苗野说。
据调查显示，北京人在婚姻关系中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相对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离婚无好人，好人不离婚”的观念逐渐被离婚自由取代。调查发现，八成人愿意资助前夫或前妻，七成人对婚外情表示容忍，四成人认为“作风问题”是隐私。
在离婚人数上，1999年比1998年上升了0.9%，2000年比1999年上升了约12%。一个正日益突出的现象是涉外离婚案迅速上升。就在前几天，两位老人来到北京西城法院便民法庭办理离婚手续，为自己在国外的儿女办理离婚手续。西城法院法官万滨告诉记者，这样的离婚案件以前他们很少碰到，可是如今，一个月就要办理十多起。
虽然北京人对婚姻越来越开放，女性对不满意的婚姻更多的选择离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女性在婚姻生活中过得很好。“当面对婚姻困境的时候，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对女性来说，要么是忍受，要么是离婚，没有更多的方式弥补婚姻缺陷。对男性来说，往往把浪漫、温柔放在家外，而维持一个吃喝拉撒的现实婚姻，所以他不一定要离婚，也许不离婚更好，”所以女性提出离婚增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们的婚姻状况不令人乐观。
苗野介绍，世界主流的婚姻模式，或者是信奉“一夫一妻”制的美国、英国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男人非常重视从家庭中寻找温暖、浪漫、爱意，对家庭的要求很高，一旦他有新的爱情，他一定会结束这段婚姻；或者是法国模式，男人和女人都容易在婚外拥有情人，不太受婚姻的约束，所以法国离婚率低。
不管是法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男人和女人遵循的是一样的原则。但是在中国，在北京，在婚姻中，男人和女人依然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原告为女性占六成”这样一个数字，也许令人鼓舞，也许让人充满忧伤和期待。
全国离婚率排名第二？
闻正兵
社会开放令上海的离婚率后来居上，是全国平均数的２.２倍
根据现有的材料，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地方仍有争议，一说是黑龙江，一说是新疆。但关于第二名的城市，两种说法是一致的，均认为是上海。
资料显示，其实上海是典型的后来居上者。上海在80年代以前的离婚率并不高，1979年的粗离婚率（1000对夫妻中的离婚者对数比例）为0.27‰，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30多个主要城市里排名20多位。80年代开始突飞猛进，1999年有31207对夫妻离婚，粗离婚率为2.12‰，是全国平均数的2.2倍，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2位。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凡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离婚率都比较高，80年代以前的上海经济发达水平仍然居全国前列，但为什么没有出现高离婚率？记者采访了上海几位资深研究人员，他们对此问题也表示“不可理喻”。
不过，据专家们推测，这可能与上海的社会管理、控制体系非常发达有关。尽管7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但与中国传统的大工业城市一样，上海拥有非常严密的管理结构系统，如单位工会、妇联、居委会等。与此同时，传统的上海人向来以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爱闹事著称，那时候离婚不是个光彩的事情，这使得上海的离婚率一直没有冒尖。
80年代以后，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色彩越来越浓，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对传统的国有企业的冲击很大，国有企业一贯的对职工婚姻家庭的干预作用因此得到减弱，而外资、合资企业更不会理会这些事情。同时，居委会的作用也淡化了。这样，个人离婚的外部制约环境宽松了。有的专家还认为，上海80年代以来的离婚率上升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先的基数较低。80年代后的离婚率上升也有以往潜伏的婚姻危机显性化的因素。
上海人离婚的因素很多，专家们的意见也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性生活不和谐的因素首当其冲”。不过，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女士坚决否定了这种论断，称“纯属无稽之谈”。她曾做过一份《上海离婚状况调查》，据对500位离婚当事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主要的离婚原因为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恋（占40%以上）、性格不合（占38%）、一方不尽家庭义务（占16%），以及为经济、亲属关系和赌博（分别占一成左右）。性生活失调、一方出国分别约为3%左右。
按照传统观点，在婚外恋导致离婚的案例中，女性一般都是以受伤害的被动形象出现。然而调查发现，上海人中发生婚外恋情的，女性的比例远高于男性。
据上海有关研究表明，上海的婚姻仍具有高稳定的特征。仅从被访者的态度和意向看，80.6%的已婚者首肯“尽管有不如意之处，但夫妻还能和谐相处白头到老”，只有4.3%的人持否定态度；经常有与配偶分手想法的仅占1.1%，偶尔有离婚一闪念的占10.2%。
较之以往年轻夫妇有离婚意向的较多些，这是否意味着青年人对待离婚较随意和草率？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实，青年人离婚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青年人在婚姻道德、性观念方面并未比中老年人走得更远或明显“越轨”，30岁以下的青年被访者认同“婚姻中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可以到婚外去寻求补偿”的仅占6.9%，首肯“因一方出差等分居半年以上，配偶与他人有性关系可以容忍”的只有5.1%，与中老年人相差无几。
离婚由女士说出
詹小晖
在西安雁塔区近几年来的７５１件离婚案里，女方为原告的多达５４９件，占总数７成以上
雁塔区是西安三个中心城区之一。从雁塔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统计情况看，从1995年到1999年，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1995年到1996年上升的幅度最大，为26%。2000年的数字又掉了下来，为751件，比上一年减少10%左右。一个有趣的事实值得重视，就是在这751件离婚案里，女方为原告的多达549件，占总数7成以上。女士们为离婚诉诸的比例如此之高让人惊讶。
西安是古老的城市，同时也是很有性格的城市，有生着霉苔的古迹，也有玻璃幕墙的建筑；有秦腔、皮影戏和长安画派，也有第五代导演和现代摇滚。生活在悠久而厚重的文化里，又具有北方人特有的粗犷和豪放。女人更隐忍些，但很有主见，对新观念有更强的领悟和接受能力。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不过人们注意到，在知识阶层，妻子收入比丈夫高的情况，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通常她们对婚姻质量、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不是“过日子”就行了，而是如何让“日子”出彩。有分析认为，离婚案里，女性为原告的情况占了多数，跟原来男人更易有离婚倾向的印象相反，这正说明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自觉。
年轻的城市女性中，还有一个看法在悄悄蔓延：“离婚趁早。”意思是等有了孩子，离不离婚可就不是两个人的事了，所以趁早离了，年纪轻轻从头开始，又是美满新生活。
西北政法学院的李军副教授，因为研究民诉法的关系，她要接触大量的离婚案。她说：“最近一段时间，女性因为丈夫重婚、婚内与他人同居以及家庭暴力而提出离婚的比过去有明显增加，背后的原因是新婚姻法的出台。”新婚姻法对这方面的态度相当明确，给了社会一个法律规范，也给女性一个提醒和有力支持。
家庭暴力是世界性的问题。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高小贤女士是陕西反家庭暴力活动的倡导者和先行者，1993年她参加在马尼拉举办的亚太地区妇女NGO论坛时，一位亚太地区颇有影响的妇女活动家向她询问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高小贤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这个词，她回答说：“我感到家庭暴力在中国城市不多，可能农村会多一些。”那位活动家对此并未驳斥，只是说：“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最初人们也以为家庭暴力只发生在蓝领阶层或黑人当中，可后来随着妇女运动的深入，发现家庭暴力是一个在各个阶层都存在的问题。以前之所以不认识是很多妇女因为文化的原因不敢说或不愿说。”
这给了高小贤很深的刺激。回国后，她对此着手组织、调查、研究、培训和宣传。1998年，该研究会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在陕西展开反家庭暴力的系列运动。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撼。据对西安碑林区法院1998年上半年判决的100件离婚案抽样了解，由女方提出的离婚理由中，以家庭暴力为理由的占50%以上。在西安市妇联的统计中，家庭暴力案件占信访总数的比例，90年代初占10%左右，到90年代末就增加到30%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以中年妇女居多，职业分布广泛，从无业者、农民、工人到个体户、医生、教师、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有，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占15%，中学占37%，小学占28%，文盲占20%。关注离婚，关注离婚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关注家庭暴力。
西安的志愿者正在行动，他们分文不取，在各方基金会的支持下，开通“家庭暴力预防辅导专线”，开办讲座和短期学校，走上街头和电台直播间，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
“说不清”的城市“说不清”的离婚
温靖文
广州人以务实的态度，成为并不喜欢离婚的族群，离婚率在全国大中城市并不算突出
三年前，广州市民梁其放一夜间成为了城市的话题。他的妻子10年前因车祸瘫痪了，他不离不弃，悉心照顾，从而使妻子身体得到了较好的复原。而10年后，梁其放提出了要与妻子离婚，理由是希望能有一个男人正常的生活，希望在继续照顾妻子的情况下，能有机会与其他女人结婚。
妻子及其娘家人都不同意，只好把官司打到了法庭。法官也为难了，媒体也不能旗帜鲜明，于是找来了有关专家，他们各抒所见，市民更是议论纷纷。于是，一审没有判离。因为社会舆论并不统一，法院也只好“看看再办”。
无独有偶。一年前，广州芳村区的一位杨女士也是在照顾伤残丈夫8年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因为在她的照顾下，丈夫虽然强壮了起来，但“那个”还是不行。与梁其放相反，杨女士很顺利地把婚离了。
几乎与此同时，第二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的梁其放也如愿以偿，法院判决离婚。
消息传出，在社会上风平浪静，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由此可见，广州人迅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离婚是个人的事，你想离就离吧。包括性生活在内的隐私也可以堂堂正正地摆上台面，作为离婚的理由。
所以，广州市的离婚人数逐年攀升，从1998年的3971对上升到2000年的4139对。但这个数字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并不算突出。
据市妇联信访统计，近年到广州市妇联系统投诉丈夫重婚、非法姘居、婚外性行为和家庭暴力的个案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00年，重婚、“包二奶”的有1619宗，家庭暴力506宗，比上年分别上升17.9%和12%。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害妇女来妇联投诉的目的，绝大多数不是来寻求离婚的，而是来寻求保护的——她们并不想离婚。
据报道，“包二奶”的原因五花八门。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显示：64%的人认为男人有外遇是追求刺激；27%的人认为妻子已变“黄脸婆”，无吸引力；53.7%的人认为丈夫道德败坏，27%的男性因为夫妻失和而向外寻找“家庭温暖”，15%为传宗接代，12.7%为“追潮流”。
在这里，所谓的“追潮流”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有一次，一帮有地位有钱的男人聚会，谈到某某朋友最近比较潦倒，甚至要向别人借钱。因为他要给包养的“二奶”交房租提供生活费。“有钱的男人包二奶，没钱的男人也包二奶”，啼笑皆非之中令人震惊，这世上花心的男人怎么这样多？！
在不少不愿离婚的广州女人看来，只要把这些“二奶”赶走，就可以抢回丈夫的心。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冤有头，应该在丈夫自己身上。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她们会在痛苦的折磨中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狙击战，而最后伤痕累累的仍然是她自己。
当然，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广州女性则在婚姻的险情中，表现出从容与积极的态度。另一个调查显示，广州市女性在家庭中的自主性更强，对“家庭本来形态是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话的赞成度仅为2.70分，低于总体平均水平。上海、北京两市的女性相对传统，赞成度分别为2.99和2.98。这种价值观决定了广州女性比较注重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是有钱在手。”那是她们常说的话。广州女性对“经济比感情更重要”的赞成度为2.35分，比北京女性高0.32分。
这些女性一般文化较高，收入不低，能力不比男人差。婚姻一旦破裂，她们就爽快得多：“行，分钱走人，一笔勾销。”
广州曾被某媒体评为“中国最说不清的城市”，是因为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在这里冲撞，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氛围。同样，也出现了种种“说不清”的离婚现象。
离婚案增６倍独居女性升８０％
卢峰
香港人拼命工作赚钱，忽略了婚姻的存在。离婚日增的同时，也有不少人选择不婚的生活
香港离婚率持续上升。香港去年离婚个案共有13048宗，比1981年时的2000多宗，大幅上升逾6倍。在初婚的数目方面，1980年共有42000多宗，但去年便急跌至不足24000宗。10年前，30～39岁的未婚男女中，有23万，这个数目在今年已经骤升至近37万。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丁国辉教授表示，中国人传统的婚姻功能是延续下一代，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放弃传统继续香火的观念，更加重视个人的市场发展和在婚姻上能够获得的满足感。“以前女性的职责是在家中照顾丈夫，即使不满也没有选择，因为缺乏经济支柱，但现今外出工作的女性增加了，收入比丈夫还高，遇到不满也可以选择离婚。”
香港人离婚的个案逐年递增又是什么原因呢？专门帮助夫妇解决问题的和谐之家协调主任叶长秀表示，其中一个分居或离婚的原因是“家庭暴力”，如配偶性情暴烈，难以沟通。根据和谐之家的统计，15年共收容了2500个妇女。48000个求助电话，其中一半是与“虐待”有关。
她表示，该中心的统计显示，大部分婚姻出现问题的妇女收入很低，20%的是拿综援（救济金）。今年2月至今，也有595个男性打来的救助电话，有被女方虐打，也有来找老婆，积极修补关系。
谈及香港近年渐趋严重的离婚比率，叶长秀认为与“年轻人自我中心很强，很少为对方着想，需要学习控制心情，而选择离婚需要勇气，女性一般所背负的社会压力，都较男性强。”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男女较迟踏入社会工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传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新近发表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香港男性初婚的年龄中位数为30岁，女性的初婚年岁则是27.3岁。而独居女性人数也从1996年的103938人，较1986年比较大幅上升七成，而独居男性在1996年有170700多人，也较1986年上升三成多。
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女高官20年增长7倍，增幅远较其他国家高。近年随着女权主义抬头，港女更挑战传统婚姻观念，无惧老牛吃嫩草一说，姐弟配也颇为常见。
离婚、迟婚虽然属于个人的事情，但却造成了连锁反应，如人口老化，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丁国辉表示，以香港的经济水平，家庭生育率偏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一至两个婴儿，比美国还要低。
丁国辉说，香港人寿命颇长，老人占人口的比例高，估计十至二十年后的生产力会变得更少。而香港妇女的教育水平更有超越男性的趋势，如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七成为女性，男性只占三成，可见女性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发挥出来的潜能对社会的贡献将十分巨大。“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很高，如果生育太多怕难培养，所以政府很难改变香港生育率低的情况。”
可以说，香港的婚姻生活与发达地区相类似，当人们在拼命工作赚钱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了身边伴侣的感受及存在，离婚的个案增加就变得无可避免了，选择不结婚来逃避传统赋予的责任的人也就会不断增加。
把婚姻里的爱情蒸发掉了
苏惠昭
多少亲亲热热？多少不冷不热？还有多少水深火热
听说胡瓜和秀秀离婚的时候，许多人没来由地抽了个冷颤，心想如果连这样传说中的“模范夫妻”也离婚，那还有谁能不离婚？
2001年初夏，43岁的知名主持人胡瓜与结婚9年的妻子秀秀离婚了。18岁成为新妇，而今依然年轻姣好的秀秀说，看开了，就算了吧。胡瓜解释得多一些：孩子大了，浓情已淡，激情不再，性生活没有了，婚是妻子提议要离的，他点头了，可他们还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一家人。
住在台北的城市爱情观察作家吴若权写过这么一则故事：“我要离婚了”，一个朋友在电话中告诉他。为什么？朋友说，结婚这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和太太有过相同的感动，我们不曾一起阅读过一本书，不曾一起看电影。
台北爱国东路有一条婚纱摄影街，情人们一对对打这儿遛过，深情审视橱窗中那些披着婚纱的模特儿，他们轻声细语地打情骂俏商量着，哎，你想要选哪一家拍照呢？啊，这款礼服穿在你身上一定比模特儿还美！黄昏降临，忽然间一块儿燃起来的灿亮霓虹灯映上情人的脸，他们双双两两被巨大的幸福感包裹起来了，晕眩中产生一种天长地久的幻觉。
这是一座因为爱情而结婚的城市，“我们结婚吧！”伊莎贝尔喜饼的广告简洁有力，动惑人心。1999年，离婚率晋升为亚洲第一的台湾地区有近5万对夫妻离婚，其中1万对婚龄不超过3年，中老年离婚也逐年增加，粗离婚率2.2‰，离婚理由最多是个性不合、沟通不良、配偶外遇以及暴力，台北市贡献了6327对，2000年6588对，2001年1～6月份有3280对，粗离婚率约2.4‰，并没有特别高过其他城市，但也可以解释是整个台湾岛集体“台北市化”的结果。
“台北市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座自身有270多万人，每日吞吐500万人的城市被打造成台湾地区的政治、金融、文化和接收流行的中心，麇集着风尚指针的演艺人员和艺术家，麇集着追逐权力的政客以及评议他们的知识分子，麇集着赶考明星学校的学生，也麇集着从中南部来此打拼的“下港人”，新建设不断，而旧有的记忆一直在摧毁中，偶像朝生夕死，流行瞬息万变。“这是一个太紧张太拥挤的城市，我们的生活，都在拼命挣出头的过程中卡死了”，“这是一座没有想像力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的城市”。
把婚姻放置在这样一个性格不明确、混乱、进步又充满诱惑的城市中，就像屋子盖在一条无从捉摸的断层上，地震一来，再坚固浪漫的爱情神话都将倾圮倒塌，徒留爱情的遗址供人凭吊。
“爱到最后，我精神上也不靠你，经济上也不靠你，那我要这婚姻干嘛？”一位知名外商公司女主管在接受《CHEERS》杂志访问时说道。
这城市的男人对婚姻有不同的期望，他们要的不只是一个妻子，他们还要一个照顾自己的母亲和一个“一起感动”的知己。当期望落空，父权结构下的优势男人很容易寻找到另一个投怀送抱的女人，父权结构下的弱势男人如果不是自虐自残便是暴力相向。经济不景气以来，台北的一个新兴行业是午夜牛郎，男人开始和女人一样，把身体当作可贩售的商品。
任教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家简春安这样描述台湾的婚姻10%亲亲热热，40%不冷不热，50%水深火热。
这个城市把婚姻里的爱情蒸发掉了，这是一个因为爱情而结婚，因为失去爱情而离婚的城市。
（摘自《高处相逢——〈凤凰周刊〉精品集》，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定价：２２.００元。社址：上海市仙霞路３５７号，邮编：２００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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