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读过一个故事：越战期间，一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名叫史密斯的飞行员被越南人民军抓获后，赶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连连叫道：“我投降?我投降?”据说参战的美国军人都带有这样一张纸条。
换成日本人或中国人，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战斗至死或者自戕。杀身可成仁，而投降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两种生命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太平洋战争初期，驻守东南亚的英军发现自己不是日军的对手，主动投降了。战争后期，美军在取得了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之后，步步进逼日本本土。日本人不是傻子，他们应该明白，两个欧洲伙伴已经被盟军的炮火碾碎，他们也大势已去，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还是要战，为了太阳旗和《君之代》，为了大皇军的“尊严”，无数日本飞行员和飞机一起在琉球附近的海域“玉碎”，另外一些日本兵在另外的地方，把军刀插进了自己的肚子。
世界上惟一使用过原子弹的国家是美国，惟一吃过原子弹的国家是日本。日本要用国民的生命换得“体面”的战败，而美国则希望用更少的牺牲赢得更实惠的胜利，一个拼命似三郎，一个惜命如金，于是“胖男孩”降临广岛和长崎。在玉碎瓦碎肢体碎之后，天皇这才面红耳赤地走出来，宣读了无条件投降书。战争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怕死”的美国人打赢了，不怕死的日本反而输了。
美国珍惜的，只是本国公民的生命，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别国公民的生命。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无疑是杀害别国公民最多的国家。在朝鲜和越南，美军的炮火和燃烧弹不知摧毁了多少村庄；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美军的精确制导炸弹常常“精确”地落到了居民的头上。
两种生命观体现了两种文化，一种文化重义重气节，一种文化重利重生命。日本文化之根在中国，但又有别于中国，茶道之外，又加上了什么武士道、文士道。
中国文化十分看重气节。官员讲气节，百姓讲气节；军人讲气节，文人讲气节；男人讲气节，女人讲气节。
有的气节是真气节，如“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一心要“从头收拾旧河山”的抗金英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抗元英雄文天祥，收复台湾的抗荷英雄郑成功。
有的气节只是无谓的牺牲，如“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及为贞而死的诸多“烈女”。
有时候，气节是装出来的，一旦发现有利可图，马上便会弃节保利。当日本人打进来以后，无数人做了与鬼子“并肩作战”的汉奸；二次大战期间，美奸英奸俄奸法奸波奸捷奸挪奸加在一起，也远赶不上汉奸的人数。这足以证明，真正有气节的人凤毛麟角。
我读小学时，有一篇写刘文学的课文。刘文学是四川的一个少年，他发现“地主”偷生产队的辣椒，即上前制止，并与其发生搏斗，结果被“地主”杀害了。学这篇课文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为几个辣椒牺牲一条性命，太不值得了；再说刘文学完全可以不事声张，赶快去向生产队长或民兵连长报告。后来，我把这一想法写进了作文，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后来又有一个赖宁，他是在扑救山林大火时牺牲的。赖宁无疑是令人崇敬的英雄，只是他的行为着实让大人们脸红：在那场火灾中，没听说哪个成年人因救火而被烧死，倒是一位少年，在不该他尽义务、作牺牲的年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国国民需要有英雄气，否则这个国家便形同猪圈。英雄是国家的骨头，是国家的精神财富。但是，当国家还需要无数人牺牲生命的时候，说明国家面临的不是好日子。好日子从哪里来﹖靠长年累月的，无需付出生命代价的创造。其实，如果一国之民、之官、之军人，都能做到恪尽职守，不做蝇营狗苟之事，国家就大有希望。
怕的是，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巴望着别人都当雷锋，而自己当纸醉金迷的官老爷。
（摘自《说鼠兼说猫》，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18.60元。社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邮编：10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