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噪一时的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8月8日的一次讲演中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造成了美国和欧洲联盟之间的罅隙，两者对于世界看法的差异越来越大。他甚至认为，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所谓“西方”这一概念有可能不复存在，代替它的将可能是全球化造成的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断裂，而不是西方与世界其余地区的断裂。
美国与欧盟之间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有关自由主义民主原则的分歧，而是有关自由主义民主合法性的终极源泉的分歧。美国人认为9·11之后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了，拥有核生化武器的萨达姆有可能把它们转移给恐怖分子，这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威胁。正是基于对这一威胁的估计，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并在全球政治中走单边主义的路线。而欧洲人士认为，9·11仅仅是一次偶然事件，伊斯兰恐怖分子并未对西方构成威胁，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造成阿拉伯人不满，恐怖分子仅仅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也许，巴厘岛事件后，持这种观点的人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福山认为，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可能在短期内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但从长期来讲，在思想斗争领域，威胁并不真正来自这一源头。9·11只是在美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而已，而最终，现代化和全球化将是世界政治结构性原则之所在。福山的思想是笔者在9·11后读到的美国当代思想家对该事件所做的最精辟、最有远见的阐述。
9·11的悲剧是惨烈的，但人类未来所面临的更重大的问题将是现代化和全球化，9·11正是这一进程中文明与价值观冲突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在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框架之内来考量9·11事件的原因与根源。
迅猛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越来越扩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从不发达国家的资源中获取巨大利益，不发达国家则被日益边缘化和贫困化。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和架构有可能滋生仇恨。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9·11事件仅仅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插曲，也许标志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没落的开端。美国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弱小国家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关心国内政治与文化的分裂所造成的外交政策上的傲慢与独断专行，这使许多国家，包括它的盟友和间接盟友与它的关系出现间离。正如《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所言，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如果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断裂存在于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那么，这将意味着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对峙。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国内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反映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的分裂。
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大致有以下的特点：1.反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变了社会情绪；2.总统权力扩大；3.普遍的不安全感；4.两党在反恐问题上一致；5.爱国主义高涨；6.大多数民众认同反恐并愿意忍受由此造成的对个人自由的损害。
9·11之后，美国人对援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些美国人原先认为援外是“无底洞”。美国“世界饥饿联盟”在美国1000多名选民中进行了调查，92.7%的人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与饥饿做斗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59.14%的人认为帮助其他国家的饥饿人群是一件受道德驱使的善事。这一比例对一向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也许说明9·11事件真正触动了美国人的心灵，他们开始考虑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利益，同时也开始关心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问题。
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在全国范围随机选择了613名成年美国人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37%的美国人在9·11之后不再有安全感；11%的人认为，与9·11事件之后的时期相比，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了；而13%的人认为更加安全了；其余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安全感没有受到影响。被调查的人称，他们越是关注时事，越感到不安全。这表明政府关于可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的警告反而给公众造成了不安情绪。
70%的美国人说，他们为了安全可以牺牲一些公民权利；90%的美国人赞同在公共场合布置更多的警察，赞同给予军方更大的权力与警方合作；70%的人支持立法要求成年人随身携带身份证；24%的人支持给予警方随意搜查可疑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权利。
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自由?
9·11事件之后，美国崇尚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面临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要求政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运作。其间，涉及总统拥有极大权力和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有关的问题。于是，一场关于民主价值的辩论正在展开，即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损害民主。
美国大约有600万穆斯林。根据穆斯林市民与宗教团体的一个临时联盟称，仅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美司法部已要求3000名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进行自愿的面谈，他们的住宅、商店和慈善组织遭到搜查。根据警方的一份材料称，警方的目的在于调查当地一些商业和慈善组织与恐怖团体的财务联系。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阿訇说，“我们强烈要求布什政府停止对我们施以恐怖主义报复”。
尽管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损害公民自由的现象，但必须指出，这只是战时的一种表现，而且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任何将这种现象无限夸大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符合美国社会实际的。如果认为这会使美国社会失去方向，那同样是错误的。据报道，在今年6月的一次调查中，11%的美国人认为布什政府在限制公民自由方面走得太远，50%的人认为恰到好处，25%的人认为做得还不够。这表明美国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公民自由受到了损害。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国内种族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处理与美裔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面临着挑战。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最近关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必读书目的辩论。该大学要求，新入学大学生的阅读书目应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一位宗教学教授所著的《接近可兰经：早期启示》。该大学校长说，他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9·11事件之后人们对伊斯兰的兴趣陡增。
然而，这一做法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弗吉尼亚州一个保守的宗教团体“家庭政策网络”向美国地区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公共学校要求学生阅读宗教书籍不符合宪法。有人把这一选择与1941年选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比拟，认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研读“我们敌人的宗教”。双方的分歧在于：一方认为，这是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与在反恐战争期间维护美国道德精神的问题有关。虽然美国官方竭力将反恐战争与伊斯兰教及12亿穆斯林区分开，但有一些基督教人士在9·11事件之后谴责伊斯兰教为一个“邪恶的”宗教。
这一分歧与争议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伊斯兰的怀疑与不信任。有人认为研修伊斯兰教义是不爱国的表现，是对恐怖主义软弱的表现。那位宗教学教授认为，这场争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议：与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个主张暴力的宗教。
这一辩论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即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信奉的宗教对其他宗教的排斥，反映了美国文化战争的一个侧面。在深层次上，这实际上涉及种族平等与文化平等的问题。美国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识到，布什政府必须区别伊斯兰和真正的敌人——伊斯兰内部激进的极端分子。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结成一个有效而广泛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摘自《世界知识》２００２年第２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