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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是我的情人

2003-05-10 09:55:00 来源:书摘 [美]海登·赫雷拉著 夏雨译 我有话说

弗里达·洛是黑西哥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1908年出生的弗里达自幼就历经磨难,6岁时患小麻痹症而左脚弯曲,成为残疾人;18岁时又遇重大车祸,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1929年,她与著名的墨西哥画家里维拉结婚,不料,丈夫虽然是位才横溢的画家,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
  
  弗里达以怪异而充满神秘感的画风,奠定了自己在西文现代艺术中的地位。而她与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一些名不充的爱情,使她成为一个颇有争议、魅力四射的人物。本刊摘选的即是描述她与托洛茨基的爱情的有关章节。标题为本刊所拟。

  
  虽然随着1934年拉扎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倾向左翼,但里维拉仍然受到共产党的攻击。而且攻击更为猛烈,因为早在1933年托洛茨基确信自己不可能再与斯大林待在同一个共产国际时,开始组建第四国际。虽然里维拉直到1936年才加入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政党,但曾在纽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总部画了他的肖像,并在美术馆创作第二版的洛克菲勒中心壁画时加入了托洛茨基的肖像。里维拉赞同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的官僚政治的兴起非常具有危险性这一观点,而且像托洛茨基一样,他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反对斯大林"单一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教条。毫无疑问他对被流放的革命领袖有着一份特殊的同情,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是被追随斯大林的墨西哥共产党驱逐了。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冲突--与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非常尖锐激烈。那些参与政治的艺术家之间的斗争是墨西哥市民谈论的热门话题。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不仅辱骂里维拉是托洛茨基主义;由于里维拉的艺术极具政治色彩,所以他们还要"批评"他的艺术。他在各种宫殿创作壁画,也为外国游客而创作壁画:他们要问,这是哪一种革命?
  
  1936年12月19日,利昂和娜塔莉·托洛茨基在奥斯陆登上了鲁思号油船前往墨西哥,至此托洛茨基已经过了9年的流放生活。他在第十五届布尔什维克党代会上被开除出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一直待到了1929年,然后被驱逐出俄国。接着移居到土耳其海岸的普林基波岛,1933年到法国最后到了挪威。在所有的这些年月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朝着自己的目标不倦地奋斗。但挪威在苏联的经济压力之下也只有将他送出去,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拒绝了他的避难请求,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几乎要绝望了。
  
  因此在11月21日里维拉收到了纽约的阿尼塔·布伦纳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上说墨西哥政府是否能同意托洛茨基的避难请求乃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于是里维拉与另一位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秘密求见卡德纳斯总统,总统当时正在墨西哥北部的拉拉戈那视察他的土地分配计划。当他们到达托雷翁时,里维拉以自己的名誉将托洛茨基的避难请求呈交给总统,并获得了批准,只要托洛茨基保证不干涉墨西哥的内部事务。
  
  鲁思号于1937年1月9日早上到达塔米科港。娜塔莉·托洛茨基由于数月以来一直由保镖护卫,而且数年以来一直感受到有被斯大林派来的人谋杀的那种威胁,变得十分小心谨慎,所以不敢下船。托洛茨基对警察说除非看到朋友的面孔否则就不上岸。正在这时一艘政府的小汽艇驶了过来,船上是那些前来迎接的人,大多数是熟悉的朋友--马克斯·沙切特曼(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的发起者)和乔治·诺瓦克(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的书记)--还有各地方联邦政府的代表、墨西哥及外国的记者,以及弗里达·卡洛。弗里达是代表她丈夫的,里维拉由于还在住院而不能亲自前来迎接。托洛茨基的到来对里维拉来说应当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托洛茨基宣称:"首先得感谢里维拉使我们从挪威的监禁中解放出来。"托洛茨基和娜塔莉非常满意于自己到达安全的境地,下船通过木栈码头踏上自由的土地。托洛基茨穿着粗花呢的灯笼裤,戴着一顶帽子,一手提着一个箱子一手拿着一根拐杖,下巴抬得高高的,走起路来像是一位傲慢的士兵。娜塔莉则穿着一件不太整洁的衣服,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倦和担心的样子,小心地看着自己的脚,生怕在狭窄不平的木栈上会摔跤一样。走在他们身后的是弗里达,披着长围巾穿着长裙子,显得那样的灵巧和富有异国情调。"在4个月的隔离监禁后,"托洛茨基写道,"这一次与朋友们的会面弥足珍贵,令人兴奋。"
  
  一辆卡德纳斯总统派来的专列来将他们迎往首都。为了保护托洛茨基免遭格伯乌的暗杀,火车秘密地于夜里10点离开塔米科,并于1月11日到达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小车站--莱奇里亚。在莱奇里亚车站迎接的人们等了很长时间才看到远处的那股烟,火车开来的那隆隆声也听到了。许多的记者和摄影师,包括奥古斯丁·维克托·卡萨索拉(1874~1938年),墨西哥革命的伟大的摄影记者,来到现场目睹了托洛茨基、娜塔莉和弗里达走下火车。托洛茨基拥抱了里维拉,并与娜塔莉一起迅速驱车前往科伊奥坎的蓝房子,接下来两年的时间他将住在这里。托洛茨基及其随行是在中午到达的,已经有警察守卫在那里了。
  
  一小时后,琼·范·海詹诺特赶往科伊奥坎。这位高个子的法国人,一位很有学问的数学家,自1932年以来一直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他在听说了墨西哥批准了托洛茨基的避难请求后,转道纽约来到墨西哥城的。走进蓝房子他发现弗里达和里维拉正忙于安顿客人。里维拉担心托洛茨基的安全问题,一切都想得很周全。由于托洛茨基和娜塔莉都不会说西班牙语,弗里达成了他们主要的陪同;克里斯蒂娜则有时成了他们的车夫。可信任的佣人是很要紧的,弗里达已经安排了几位她自己的贴身佣人来照料客人。作为一项安全措施,朝街的窗户用砖块砌满,而托洛茨基分子则尽他们的一点力,替换警察或在夜里值班。后来,当怀疑可能会受到来自隔壁人家的攻击,里维拉毫不犹豫地将分隔两家院子的墙壁加固。里维拉还豪爽地买下了那块毗连的地块,赶走了邻居,并雇了工人将两块地产连在一起,这一举动使20世纪40年代将科伊奥坎房子的院子扩大成为可能,还在边上为弗里达建了一间画室。
  
  托洛茨基夫妇的精神很好,因为如今脱离了直接的危险。他们对住在蓝房子感到很满意,院子里满是花草树木,宽敞的房间里布置着前哥伦布时代的艺术品及许多绘画。"住在里维拉的房子里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球一样。"娜塔莉写道。
  
  那幢房子在吉尔穆·卡洛看来也成了一个新的星球。"这些人是谁?"他问女儿,"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弗里达告诉他托洛茨基是俄国军队的缔造者,是他发动了十月革命,他是列宁的同志。
  
  托洛茨基并不放慢他政治活动的步伐。他立即投入工作,在他到达墨西哥的两个星期之后的1月25日,《时代》杂志报道:"据最新消息,迪戈·里维拉由于肾功能失调而不得不回到医院;托洛茨基夫人似乎因疟疾复发而卧病在床;托洛茨基在女主人弗里达的照顾之下,重新投入开始于两年前的列宁传记的口述工作。"托洛茨基还要求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听证莫斯科对他的指控,他自己则不知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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