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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我想当世界的眼睛

2003-06-10 14:50:00 来源:书摘 苗 野 我有话说

苗野:现在大家都把你称为战地记者,可是我记得你说过其实中国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战地记者。
  
  唐师曾:
对,最近有一本中国摄影出版社新出的书,名字叫《世界的眼睛》,我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写的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团体,这是一些来自各国的摄影师自愿组成的团体,他们都是单身汉,或者是家庭不很稳固的人,他们是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世界主义者。最早的一批创建者,几乎全都因为横祸惨死。罗伯特·卡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苗野:你的愿望是不是成为罗伯特·卡帕这样的战地记者?
  
  唐师曾:
是,我很尊敬他们。他们毕生以此为业,而且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我特别热衷向别人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内容特别好,名字也好。作者认为世界要想不走坏路,就得有一只眼睛随时在那儿监视着,告诉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这次我拍摄的《重返巴格达》就是想用一种世界的语言告诉观众,在海湾战争10年以后,这个被世界封锁10年的国家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我曾经在10年前国富民强的伊拉克生活过,所以我就特别需要回去一趟。但是我提出申请之后,没有单位支持。
  
  苗野:你也可以申请各种民间赞助,比如有钱的人?
  
  唐师曾:
没有任何人支持,最后只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这一次真是步履维艰。本来我到那儿之后,萨达姆有可能要接见我,但在这时候,我们单位的个别人就利用手里的权力,要求外交部把我从伊拉克立刻弄回来。然后我就接到了大使馆的通告,说是没有因私采访这么一说。我这次是私人护照,用我自己的钱,用我自己的相机。
  
  苗野:这一次你离萨达姆有多近?
  
  唐师曾:
我去带了一张大画,中国云南有个画家叫袁熙坤,专门画世界政治家肖像,从邓小平、撒切尔画起,包括曼德拉、布什、克林顿……画完就让本人签个名字。他画了一张萨达姆,但萨达姆的签字始终没有机会得到。画家就找到外交部礼宾司长鲁培新、中国原驻巴格达大使郑达庸,要求帮忙。两位老外交官说这件事只有新华社唐老鸭能办,唐师曾要是弄不来,就弄不来了。我这人好帮忙,这次又义务劳动,分文不取。我把这张大画,装在挺大一个画框里背在身上,一直背到巴格达。没想到到了巴格达,我接到使馆转来的新华社命令:不许接近萨达姆,而且要把我马上弄回来。我担心张维秋大使为难,就用纸写了一个收条。说我已经收到大使、北京外交部转来的新华社命令,时间几点几分,大使已经命令我马上离开等等,我也坚决执行。但由于巴格达处在封锁之中,没有正常的交通工具,我得雇到车才能离开巴格达,希望给我时间。由于有严格的命令,张维秋大使很紧张,据说还为我写了检查。我知道北京的意思是不许我靠近萨达姆,“外事无小事”,所以就没有坚持去见萨达姆。但是君子一言,我得把朋友托付的事情办了。我就把这张画交给他们国家的宣传部长胡马姆和副总理阿齐兹,说我临时有事回国,请他们让萨达姆在画上签个字,这是别人托我办的。和咱们中国人一样,阿拉伯弟兄特讲信誉。现在,这张有萨达姆签名的画像在朝阳公园袁熙坤画室挂着哪。
  
  现在回顾我当记者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任务是领导指派给我的,我的老板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没派过唐师曾做什么事,所有事都是他自己找的。时至今天,我已经不习惯别人指派我去干什么,我习惯自己去找我想干的事。
  
  苗野:到现在你自已有可能已经养成一种和主流意识不一样的判断能力。
  
  唐师曾:
这种判断力是一点一点有的,比如像参加海湾战争的报道,现在一般的记者都是战争发生了,被派驻过去的。我往往是事先就潜伏好了。好记者必须有预见能力。
  
  苗野:我记得海湾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正在西藏。
  
  唐师曾:
是,那是1990年8月,我正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我听到消息立刻往北京发报申请去采访。12月我去了伊拉克,那时候我就预感并且相信战争一定发生,而且战争规模一定会越打越大。
  
  苗野:那你怎么当时会觉得美国一定出兵?
  
  唐师曾:
根本就不需要判断,我依靠本能就知道。我大学就是学国际政治的,我对许多国际大事的预测都很准确,1995年我曾在一篇登在《世界博览》的文章里写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巴拉克会当以色列总理,当时巴拉克还是一名军官。到了1999年巴拉克果然当上了总理,朋友们看了就问你当时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相信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和巴拉克做人的品质,前总理拉宾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人当不上总参谋长,那么就是以色列的体制出问题了,因为一个国家在正常的体制下,这么优秀的人他不站到这个位置上,那一定是国家错了。我还预见过沙龙会当以色列总理,也应验了。另外是在1998年的时候,沙龙来中国访问,没有哪个记者去采访。
  
  苗野: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唐师曾:
他当时是住房部长,受中国的建设部邀请来访问,《中国建设报》的摄影部主任钱厚琪,他呼我呼机,说你的哥们儿来了,我说我哪个哥们儿来了,他说是沙龙。
  
  认识沙龙,是在以色列采访的时候。我喜欢好玩的人,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官大还是官小,那时候沙龙什么也不是呢。
  
  以色列历史上的国父叫大卫·本一古里安,他给沙龙的评价是说他”知道怎么和阿拉伯人打仗,但他不知道怎么和犹太人相处”。
  
  类似的评价很早也有人跟我说过,说你知道怎么干活,但你不知道怎么生活:或者说你知道怎么去采访,不知道怎么在办公室禾口同事一起待着,我是那种不会特圆滑的人,沙龙也是那种人。
  
  那天我一早就到故宫去等着,但到了时间沙龙并没有出现,我就打老钱的手机,老钱说他也不知道,我问他沙龙中午在哪儿吃饭,他说在王府井的全聚德吃烤鸭,我立即开着车赶到王府井的全聚德,刚把车停在烤鸭店路边,一堆奔驰、奥迪就过来了,许多武警、警察、便衣立即就把路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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