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蒂先生拍摄的周恩来像，是一幅令人无法忘记的经典摄影作品：周恩来微侧的身躯、刚毅的面容、微蹙的双眉以及眉峰间凝聚的魄力、意志和信心，深深地印入并震撼着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洛帝先生的这幅经典之作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就知之甚少了。
1973年，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政府代表团访华，洛蒂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随团采访。那是他第一次访华，对他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有吸引力。一天，洛蒂得知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找到大使，说他也要去，因为他从来没见到过周恩来。大使说：“你去可以，但你不能拍照，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洛蒂答应了大使的要求。
晚上的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周总理先接见了法国代表团，此时的洛蒂并没有只是静静地等待，而是专心致志地琢磨着如何能拍下他的照片，不一会儿，接见厅的大门打开，法国代表团走了出来。洛蒂看见法国驻华大使，使迎了上去。洛蒂指着接见厅里面的一个人对法国大使说：“大使先生，那人就是周恩来吗?”大使说：“是。”洛蒂问：“我不懂中文，见到他我如何和他说话?”大使说：“周恩来懂法语，你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洛蒂欣喜若狂，因为他懂法语。
周总理接见时，他一直在观察接见厅里的环境、光线、设施、布局，揣摩给周总理拍照的位置。当接见完毕意大利代表团成员一一与周总理告别离开接见厅时，洛蒂最后一个来到了总理面前。他用法语对总理说：“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撒了个大谎，来时我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不能不给您拍照，因为我很难见到您。请允许。”周总理微微地点头认可。于是洛蒂根据厅里的光线、环境和格调，迅速请总理坐到一把发红的沙发上，沙发旁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带盖儿的花瓷茶杯。总理刚刚坐定，洛蒂便拍了一张。但是他马上意识到，无论角度，还是周总理的姿势，都不是十分理想。就在这时，运气来了，周总理的秘书(洛蒂称他为“秘书”)，在大厅门口叫了总理一声，似乎要对总理说什么。总理上身微微向左转动，双眼向“秘书”望去。洛蒂抓住这千载难逢的一瞬间，第二次按下了快门，然后深深地向总理道谢，离开了大厅。事后，洛蒂说：“拍完后我激动极了，好像做了一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还有事要做。
洛蒂不遵守有关规定的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会堂有关人员的注意。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洛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离开接见厅之后他便在想如何保留下这张底片。他凑到意大利《晚邮报》的几个记者中间，一边和他们漫无边际地聊天，一边想着应变的办法。这时，他发现警卫人员在找他。他急中生智，迅速把相机藏在桌子底下，取出底片，又迅速装上新胶卷，并按了两下快门。不一会儿，那个警卫人员来到他面前，很有礼貌地问他：“您是洛蒂先生吗?您未经允许，给周总理拍了照片，违反了我们有关规定，请您把底片交出来。”此时他还是演戏一般地向警卫人员苦苦哀求了一番，见对方执意索要，无丝毫让步之意，便“很不情愿”地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把相机打开，把胶卷从相机中迅速抽出、曝光，十分礼貌地交给了他。笔者问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他说：“如果不这么做，他们收走以后一冲洗，就会发现我给了他们个空白胶卷，到时他们还会来找我，那就麻烦了，非把我拍了的胶卷拿走不可。”如今，事过已20多个春秋，每当谈起这段“历险记”时，他还是那么兴奋，那么自豪，目光炯炯，像孩子一般得意忘形。
笔者问他，这张照片究竟想表现周总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洛蒂说：“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有一种别于其他政治家的气质和风度，这就是他的绅士风度，我这张照片就突出了他的这种绅士风度。”
洛蒂回国不久，我驻意大利使馆得知他为周总理拍下了——张照片。按照国内的指示，使馆向洛蒂索要了两张照片：一张带回了国内；另一张在使馆保存。不久，洛蒂成了中国大使馆的好朋友，每次到中国访问、办签证，都受到使馆的热情关照。与此同时，周总理的照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发行。
一年多后，洛蒂再次到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大使馆没给他发放签证。洛蒂十分纳闷。经再三打听才知道，中国当时正在批判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影片《中国》，在当时的环境下，洛蒂也不宜到华采访。
“四人帮”垮台不久，一天，我大使馆突然通知他：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那次在北京，邓小平接见了他。
之后，他又多次来中国采访。一次，邓颖超在北京机场遇见了他。谈起那次会面，洛蒂说：“因为是偶然的机会，很匆忙。看起来，周恩来的夫人已年事很高。经人介绍，周夫人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对我到中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说：‘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为周总理拍的那张照片是他所有的照片中最好的一张，我对你表示感谢。’我希望邓颖超能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一次，邓大姐说：‘再过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时你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