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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傲慢或偏见

2003-06-10 00:00:00 来源:书摘 黄集伟 我有话说

陈丹青
  (画家,散文家)

  
  ①总的来说,陈写的这一本,不如陈写的那一本——陈写的那一本是《纽约琐记》,而这一本则是《多余的素材》。
  
  ②其实,从内容上说,“多余”理应比“纽约”更使我们感觉亲切:“纽约”写的是国外生活及美术专业上的事,而“多余”则基本写国内往事,是陈本人出国前的青春回忆。
  
  ③事实上,阅读“多余”,我们也的确感受到了亲切。不过,在那种种由“赵丹”、“王心刚”、“邱岳峰”、“于是之”、“吴琼花”、“瓦西里”、“参考消息”、“红色娘子军”等等勾连而成的亲切中,尤其比之“纽约”, 又多出一些疙疙瘩瘩——正是那些疙疙瘩瘩让“亲切”打折,走味,串调。要言之,与“纽约”比,“多余”文学了,文化了,文绉绉了。弥漫于“多余”中的此类“后缀”,不仅扎眼,也大大冲淡了由“纽约”一书而被很多人看好的业余散文新气象。仅止一本平和、自然、不卖弄、不装神弄鬼的“纽约”,陈马上“文学”得让人失望。
  
  ④当然,对此陈自己多半全无感觉。在“多余”中,陈似乎也尽力在将那种“文学”、“文化”或“文绉绉”仿制、调和得精致讲究,但终究,那种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化而文化的文绉绉,终结了“纽约”中有过的那种文字的自然与淳厚。其中最为令人皱眉的,是书中一再跳跃而出、无处不在的议论——那些煞有介事、大惊小怪、优裕自得乃至于喜不自禁,径直就是一个老派文人习以为常口吻……陈写“纽约”时那种可圈可点的漫不经心的“潇洒”以及绝对专业的“业余”,至此已踪影全无。
  
  ⑤为何如此,原因说不好。硬要猜测,我想,它与“多余”是一本使劲儿写出来、专门为写而写出来的“书”,关系密切——而“纽约”,则不过是一本散章合集,事先全无策划或阴谋。俗话说,食儿多了吓跑了鸟……刚好,“作文”一事亦如此。不过,事实上罪过也不该全都记到“文学”或“文化”的账上,因为,就算使劲儿,也不是这么个使法。相似的道理罗兰·巴特有言在先:“你尽可以有睿智的气质,但千万不要想有关睿智的任何事情。”
  
  ⑥ “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二百三十三号五O一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纽约琐记》P71)”……
  
  这是几年前我在“纽约”中读到的一个段落。第一次拥有自己画室的狂喜,作者其实未着一字,可“一泡尿”、“一只烟”,六个汉字,两个短语,那狂喜已被传达得比任何“文学”都更饱满。
  
  ⑦可与上引 “经典”抗衡的句子在“多余”中我只发现一处。它位于书中的第105页,篇名为《形式与形式感》。句子出自该文首段末尾:“记得在北海公园开过一个研讨会,延续几天,包中饭,我也在。”这个平静的叙述中掩藏着一种惟有时间之经心境之纬方可编织出来的时光流逝之喟……很多文学大家一辈子也没写出来。
  
  《多余的素材》/陈丹青著/山东画报出版出版
  
  
洪晃(出版人)

  
  ①这是一本完全按照畅销书模板制作出来的书,作者与出版者对此心知肚明。女主角即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美丽已不自信——她知道,在一个女色——男色轮流坐庄的商业社会,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毫无廉耻地在书的内文或封面上刊登用铜板纸印刷而成的彩色照片,很无聊。
  
  ②于是,在书籍封面中被特别提取出来的元素基本不是图像信息,而是可由读者任意虚构与想像的文字信息。这些信息就其文字审美趣味而言,基本全无超过作者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之“生活圆桌”栏目中所发小短文的可能,尤其没有超过“男人分两截”——那篇拿男人开心的妙文。不过,它们在商业推广上已是力挽狂澜……归结起来,其要害即作者在本书中的那个坦白,二十四个汉字:“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P100)……除此之外,另有一个生硬标签:“名门‘痞’女”。
  
  ③这是一本“邪门”之书。其最邪门之处是,作者像开“趴剔”(pa广ty)一样将自己的各路朋友拉来凑数字,撑门面——酒肉朋友廖文在场,海外朋友刘索拉在场,业内朋友朱伟在场,同行朋友伊伟也在场……细究如是,也就发现,如此“邪门”可怜之外,也是无奈。它意外证明,说到底,洪晃对“成名”一事终究缺少真实兴趣。因为,她甚至对成名“规定动作”——写书这样的大事情也是如此儿戏,直至敷衍、搪塞。
  
  ④这个矛盾很尖锐,也很有趣。书中无处不在的所谓“无名压力”,对洪晃而官,仅止皮相。洪晃真正的危机来自于她自我角色扮演的困惑:在一个不需要淑女、不缺少才女、更不发愁美女的年代,一个“出版女”的动静,充其量不过是其在圈子里已有动静极为有限的一个放大版而已。
  
  ⑤我的这种解释,在作者本人,有另外一种表述:“违背我信念的手段是我达到我信念的捷径……我知道捷径,但是我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的教育给我最深的信仰和绊脚石”(P101)。要我说,除此之外,“我的教育”还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紧箍咒——而这个紧箍咒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已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⑥顺便可说的,是在该书封面上被强硬推出的所谓“名门‘痞’女”概念,其创意自是为了扩大读者半径——“痞子”大众耳熟能详,而“一个出身名门的痞子”、“一个出身名门的女痞子”,更该吊足大众胃口……而这本身,其实即洪晃所谓“违背信念的捷径”。其糟糕之处除了凭空制造无数误解、歪解、曲解外,还基本掩蔽掉了洪晃原本异常突出的那种有教养的傲慢或偏见,它与所谓“痞”其实根本不搭界。
  
  《我的非正常生活》/洪晃著/海南出版社出版
  
  
彼埃蕾特·弗勒蒂奥
  (法国作家)

  
  ①所有好小说都是“关系”写得好的小说……我把这句话扔在这儿,不解释。解释是你的事儿。你可以就此联想自己所阅读过的任意时代、任意国家、任意性别作者所撰写的好小说,我估计,它们都将符合我扔在这儿的这句话……我相信。
  
  ②书名《要短句,亲爱的》出自该书作者母亲不厌其烦的一个叮咛。小说中的第十九小节写到这一细节:作者的母亲抱怨作者的小说写的太复杂,不好懂——她说:“写短句”(P138)。而事实上,这句话母亲对女儿说了一辈子。她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直到作者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后,依旧如此。小说终篇处,这一细节再次浮现:“她在我的肩头上方,轻轻地喘气,和我童年时一样。不要鲜花,要小短句,亲爱的。”(P189)……而事实上,整部小说也正以短句式的无数回忆碎片黏合而成。它与其中不断出现的母亲的叮咛契合着,呼应着,对比着,纠缠着,完成了对那种普遍存在、看似寻常母女关系的再创造。
  
  ③ “母亲是我奇怪的对手。‘我老了’,她说。‘我也老了’,我说。她耸耸肩……她在前面,总是比我老,她走过所有的门,比我先知道一切,她的痛苦先于我的痛苦,在我疼痛的地方,她早已流过眼泪,我身体的每一步,都能找到她身体的痕迹”(P126—P127)……
  
  ④ “如果说我忘记了我的生活,如果说我抑制自己的筋肉和精神,使它们别紧张,那我在母亲的史官式叙述中发现了不同的说法,例如她有时一带而过,这表明在她身上有秘密。她的话总是毫不含糊,四面光滑,她建造她所希望的世界,并运用全部的母爱让我相信它。我母亲,比潜意识还厉害。”(P36)
  
  ⑤ “我们不明白她希望我们一个周末一个周末地待在她身边,对她来说,待在她身边的时间才是测量我们情感的惟一可见的标志。她家里的东西都是她生命的一小片,她必须讲述、移交……”(P29)
  
  ⑥“简陋的乡村珠宝,它们断裂了,失去了光泽。为什么当我是少女时,当我想要手镯时,母亲不给我?为什么如今时光不再,她才送给我?……我发怒是因为这些珠宝太可怜了,她从来没有想到送我珠宝——简单地为了高兴或是通过打扮我来打扮她自己……这种沉重使得珠宝像是墓园里坟墓上生了锈的铁饰物”(P39)……
  
  ⑦上面这些传神段落,清晰、真切地传达着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与一位走向衰老母亲之间繁复的纠缠与厮守:它是“对抗”,也是“亲密”;是无法摆脱的温暖,也是不能稀释的伤感;是“过去”对“未来”的挽留,也是“现在”对“过去”的隔膜……而正是“对抗”与“亲密”如此融汇及渗透,创造出了本书的全部伤感与迷人。我尤其欣赏作者所选择的那弥漫于每一行文字中的耳语般的语感:那窃窃私语所传递出来的,有心灵细若毫发的悸动,更有平凡生命终结前漫长而巨大的纠缠与对抗——它或许不过是我们经年卧病床榻老妈随时打来的一个电话,可那“铃声”却足以在我们的神经上“划出一道道条纹”;它像一把刀,毫不留情地砍去我们“脚下的东西”,使我们顿失“精力与源泉”(P16)……
  
  ⑧我们都有父母。我们的父母终究都会衰老并死去……不过,在彼埃蕾特·弗勒蒂奥和她的《要短句,亲爱的》之前,这个永恒且宿命的存在几乎无人提及。它用爱说不清,用恨说不清,用伤感说不清,用无奈也说不请……它像“一团错综复杂的乱麻,夹杂着好几个层次的文明,它们几乎是看不见的”,它宛如插入我们心中的“一个谜团”,既是我们的“基座”,也是我们“最大的困惑”(P51一P52)。
  
  《要短句,亲爱的》/[法国]彼埃蕾特·弗勒蒂奥著/桂裕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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