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渴望梦想天堂的众生相

2003-06-10 00:00:00 来源:书摘 刘新平 我有话说

程红 二十九岁
  自由撰稿人

  
  程红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程红招工进了纺织厂,成为一名挡车女工。1996年底来到北京。
  
  记得我们那个车间里的条件特别差,挡车女工们每天都得忍受着永不停息的机器的轰鸣和悬浮在空气中无孔不入的棉絮。我的师傅是个特别慈善的老大姐,她总是告诉我要多吃菠莱,说“菠菜能排棉”。
  
  我高中时作文写得好,还当过市里学生通讯社的小记者。某一天,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既然别的路子没有,那为什么不去搞一搞写作呢?要是侥幸写成功了,成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当然就会彻底改变。
  
  主意打定,我开始点灯熬油地去圆心中的作家梦。
  
  最初的日子非常苦。在纱机前干了一天,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但我却得坚持着每天都写到半夜1点左右。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写些诗歌和散文,后来就渐渐地将写作范围扩大到社会新闻和评点时事、针砭时弊的杂文、随笔。先是在市报和《连云港文艺》,然后又是省内的一些知名报章杂志,像《新华日报》、《南京周末》、《扬子晚报》、《雨花》杂志等,都相继刊登了我的作品。
  
  大约两年以后,我成为连云港市作协的会员。
  
  1994年,我结了婚,丈夫是纺织厂的一名电工,高大而英俊。我刚进厂时,他曾经给过我最真诚的帮助。虽然不善言辞,但我知道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相信他可以成为我一生的依靠。
  
  过了一年,我生了一个儿子。丈夫很勤快,除了带孩子还包揽了所有家务。我因此可以心无旁骛地继续自己的写作。
  
  如果没有那次笔会,我或许这辈子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北京拥有一块小天地,拥有—种与连云港完全不同的生活。
  
  那次笔会是京城的一家报纸主办的,十天时间。开始的几天平淡无奇,无非是些不咸不淡的所谓的”研讨”和走马观花式的几次游览。到第六天,我与一位女作者成了朋友。女作者是湖北黄石人,靠一台386电脑,在京城里以卖文为生,而且过得还不错。“北京多好呀,京城古都,文化氛围这么浓。搞创作的人,就得待在北京,北京可以激发你的灵感和创作欲。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适宜于写作了。我看,你也留在北京吧。”女作者怂恿我说。
  
  我听了一愣。再一琢磨,觉得对方的话也不无道理。
  
  笔会结束以后,我真就留在了北京。开始时是住在那位湖北的新朋友租来的一间民房里。新朋友对我帮助很大,带我结识了很多报刊编辑。
  
  认真说起来,当初,我只是想留在北京体验一下当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感觉。可是过了半个月,我就打定主意,要在北京待下去。北京有那么多的机会,全国各地到北京来组稿、约稿的报刊编辑,更是一拨未走一拨又来;稿费的标准也让我大开眼界。千字一百、二百寻常,三百、五百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千宇千元的。想想厂里的挡车女工辛苦一个月也只挣几百块钱工资,不由我不感慨万端。
  
  不愿意常住朋友的房子,我自己也租了一间房,是在团结湖附近的一个居民大杂院,房租是每月五百元。加上吃喝,一个月没有一千元下不来。算清了这笔账,我就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没日没夜地写,连跟丈夫约好的一个星期往家里打一次电话的事也常常忘了,弄得他经常为我提心吊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或者就是“跟什么人私奔了”——这话是他后来有一次到北京看我时说的。
  
  大约每隔十多天,我就可以寄出去一批稿子。同样的一篇稿子,我一般会复印三十到四十份寄出去。这样,我每次寄出去的稿子的量就显得很大——这是湖北的那位女作者传授给我的方法。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圈子里,这也是通行的做法。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她)们就很难在北京生活下去。
  
  第一次收获来自四个月后,我一个星期之内收到了十八张汇款单,总计三千八百元。在连云港的厂里,我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
  
  在此之前,我曾接到丈夫的一封信,丈夫在信里说,厂里正准备裁员,我如果想保留在厂里的工作,就必须立刻回厂。当时,我曾经犹豫过。在纺织厂干了这么些年,我已经从一个普通挡车工变成了细纱车间的技术工长,管着几十号人。又因为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厂里也挺把我当回事的。如果我及时回厂,就几个月没上班的事向厂领导分说一番,估计裁员总不会裁到我身上。所以,回去还是不回去,我思量了好几天。现在,看着手里攥着的稿费单,我心里有底了,不回去!
  
  丢了工作,我一定会活得更自由。
  
  我想。
  
  很长时间以来,我的每一篇稿子都能使我获得最大的效益。我也知道在创作上自己的才情明显不足,所以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地不往大作家的方向去努力。换句话说,我的文章走的是通俗一路。什么大款婚恋呀,悲情故事呀,名人趣事写真呀,都是些读起来不累人又很好玩的东西。全国那么多的报刊,都想走市场,都想讨好读者以增加发行量,我的这类稿子当然受欢迎。
  
  1998年秋,我结识了一个书商。按照这位书商的要求,我花了几十天时间编了一本有关婚外恋的书,近三十万字。按千字五十元计算,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万五千元的稿酬。但是,书商将书稿取走后就杏无音讯,我也就白白忙活了几十天。
  
  后来,我在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虽然有些章节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但那依然是我的文稿。我曾想找那位书商算账,但想想又放弃了。在图书自由市场上,从来就是一手钱一手货。自己吃亏上当,只能说自己犯傻,怨不着别人。
  
  而且,那个书商是个北京人,据说在文人圈子里名气不小,我一个外地的女作者,即使找到了,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
  
  就算是花钱买个教训吧!
  
  如今,我接起书稿来就精明多了。接受任务时必须有三分之一的稿费作为预付款或者叫启动资金,剩下的三分之二则在最后交书稿时钱、稿两讫。从1998年秋到2001年6月,我已编著完成了四本书。当然,这种书是不需要我费太多脑子的。只要有了胶水、剪刀和搜集来的一大堆资料就可以了。
  
  在北京,像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有一大批。在他们中间,会经常闹出些感情方面的故事来。好多采访我的记者都问我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干脆地说“没有”。我说我在北京待着不是为了想闹出点故事,如果是这样,我根本就没必要待在北京了,因为那样的故事到哪儿都能闹。
  
  现在,我的压力其实很重。纺织行业又在减锭,减锭就得裁员——我丈夫来信说他很快也要下岗。我儿子六岁多了,得上小学了。我们一家三口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只能逼着自己一篇一篇地写,一本一本地编。想闹故事,也没时间呀!再说,我丈夫虽说没什么大本事,但他是个好人,跟他过日子,我心里踏实。
  
  我是否还有别的生活追求?——也算有吧。我想,按照现在的势头干下去,再过两三年我或许能挣个十来万。到那时,我要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分期付款的那种。我想把丈夫、儿子都接到北京。我丈夫可以做点小买卖,儿子在北京上学,我继续写我的稿子。等有一天不需要再为钱操心了,我就沉下心来,好好地写一本书,就写我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我相信那会是一本好书。
  
  
袁辉 四十四岁
  画家

  
  当初,如果有人说袁辉日后会跑到北京去做一名画家,大家一准以为那人是胡言乱语,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袁辉会离开他正在顺利发展的事业的轨道。
  
  1982年,我毕业于东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回家乡河北保定,在保定的)台金部物探公司修配室任技术员。
  
  修配室专司修理和研制野外探矿用的仪器、设备,这对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我而言,无疑是天底下最对口的专业了。我专业还算扎实,工作又勤恳,公司交下来的研制任务,我总能提前完成。时间不长,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居然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片赞誉,并被破格任命为技术组长。
  
  1984年,物探公司推行责任制,我承包了机械加工车间,当年就为公司创收数十万元的利润。
  
  三年后,时任物探公司仪器厂生产技术科长的我,开始负责三十五万千伏油载开关的设计和研制。我带着技术组的科研人员,没日没夜连轴转,终于完成了样品的研制,并顺利通过了五十万次高强度寿命试验。
  
  1990年1月,三十五万千伏油载开关通过国家级鉴定。
  
  物探公司为了批量生产这一填补了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专门成立了物探公司开关厂。顺理成章地,我被任命为厂长。
  
  刚刚走马上任,我的静脉炎突然复发,且来势凶猛。我只好住进了北京中医院,在那里,我巧遇了一位来自保定的画家,这位画家当时正在北京画院进修,到我的那间病房探望一位朋友,但那个朋友正巧外出。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在病房里聊了大约半个小时——这短短的半个小时,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少年时代,我曾从一位民间画师学过山水,也着实下过一些工夫。高中时,为了考大学,我便很少再学画了。在大学里,我的绘图课成绩总是全班最好的,这多少得益于我的绘画功底。刚分到物探公司那会儿,我还画过一些连环画和刊物插图。但那纯属玩票水准,是业余时间随意摆弄摆弄的玩意儿。
  
  但自从与那位同乡画家聊过之后,我竟久久不能平静自己的心绪,一个在外人看来多少显得有点荒唐的念头不断在心里盘绕。
  
  我要学画!
  
  我要学画!!
  
  但我马上又犹豫了。事实上,要我马上就决定不顾一切地抛开已经获得的一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时,青年作家谈歌来医院看我。谈歌与我是同事。我在担任仪器厂的技术科长时,还兼任过公司激光照排中心的经理,而谈歌给我当助理。等我走马上任开关厂厂长时,照排中心经理一职便由谈歌接任。
  
  此时的谈歌,虽然其成名作《大厂》尚未面世,但在文学界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病房里,谈歌听了我的打算,显得相当兴奋。“人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找到自我,找到让自己倾心热爱的事业了。”谈歌说。
  
  “如果你真心热爱绘画,你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尸
  
  停了停,谈歌又说。
  
  谈歌的话,让我坚定了信心。
  
  第二天,谈歌就陪着我去了北京画院,面见与他相熟的副院长王明明教授。王明明让我在宣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画了。面对着在画坛上大名鼎鼎的王明明,我心里先自忐忑,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可谁知,王明明在看了我的一幅山水小品之后,对我的笔墨感觉竟然大加赞赏,接着又是好一通鼓励。
  
  见此情景,我便乘机提出要来画院学习的想法,并希望拜王明明为师。
  
  王明明同意了。
  
  1990年的春夏之交,我进入北京画院中国画研修班,师从王明明,专攻水墨人物。
  
  1992年,也就是我在画院进修两年之后,我回到保定,举办了“袁辉个人作品汇报展”。这次画展,曾在保定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不仅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还因为我曾经是保定开关厂的厂长。那时的开关厂,产品正畅销国内外,利润丰厚,属于保定地区财大气粗的企业之一。
  
  画展一结束,我再回北京。从此蛰居于京城一隅,意在水墨,精研人物,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在画艺上登堂入室,跻身大家之列。但繁华京城原非我家,我也已经不再是昔日的科长和厂长,每月更没有稳定的收入。纸张笔墨要花钱,房租水电加上一日三餐也是笔大开销。于是,经济上的拮据便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这时,我便不得不“卖画为生”。然而,北京的外地画家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人人都要维持生计,只便宜了那帮倒画的“画虫”,常常以几十元的极低价格就可以成批买进画家们的n区心之作。我也因此常有一种遭愚弄、受盘剥的屈辱感,但为了能在京城里生活下去,也只能忍受那种不公平的交易。
  
  除了卖画,我也常接些画连环画的活儿。我迄今已画过近万幅连环画,像《佛本生故事》、《呼家将演义》等。
  
  1995年前后,我的画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美术》、《中国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和画论。在北京画店和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画展,也都引起了画界的注意。在1995中国艺术博览会上,我是为数不多的成绩较好的画家之一,有八幅作品被当场买走。
  
  1996年、1997年的两年时间里,我的闲冷隽永、透彻玲珑的国画人物开始在画坛走红,我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绘画风格,也日益受到评论家和收藏家的好评,在嘉德、荣宝拍卖会上,成绩更是不俗。
  
  如今,在生活上我已经是很知足了,住处很安稳,口袋里常有闲钱可以去某个酒店里喝上几杯,这比那些不得不为果腹而四处奔走的同行们要强多了。也因此,当以前的下属和同事来北京看望我,说起开关厂现在每年几千万的产值,厂里又新买了哪些小车,厂里的领导又是何等气派、风光时,我内心很平静,绝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因为我很知足。
  
  
温普庆 三十六岁
  电视摄像

  
  温普庆1964年出生于沈阳,1985年毕业于北京民族学院物理系,同年被分配到沈阳教育学院任教。1991年到北京,做电视摄像。现正在创办一家电视制作公司,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提供电视节目。
  
  我是1988年辞职下海的。在沈阳,我办了一家经营医药器械的公司。规模不大,资金也远远称不上雄厚,但收入很稳定,足可让我过上一种优越而舒适的生活。
  
  1990年初夏的一天,一位朋友的孩子过生日,朋友想拍一盘录像带保存,就问我会不会使摄像机。我以前见别人拍过,感觉好像很简单,就大包大揽地应承下来。但最后放出来的图像,竟全属“下三路”:出现在画面上的,除了水泥地面、瓜皮果壳,就是人和桌椅的腿……而且,跳动得特厉害,让人看了直犯晕。我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我将摄像机的开启与停止开关搞了个满拧。开拍时,我关了机子,对着人群一通横扫(其实,什么都没拍上)。拍完了,我关了(当然是开启)机器,然后,愣把自己当成一个职业的摄像师,很潇洒地提着机子到处蹭趾。
  
  第一次使摄像机就闹出这么大的笑话,让我无地自容,深感愧对朋友。不过,我这人天生一副驴脾气,万事都不愿轻易认输。那次失败,对我既是一种刺激,同时也激发了我学好摄像的热情。
  
  正好我有几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有一个还是专业扛机子的。于是,一有空我就往电视台跑。渐渐地我就入了迷,连公司里的事务都懒得理会了。
  
  我掌机拍摄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是在西藏完成的。那是1991年的事。一群影视工作者去西藏拍摄在青朴山朝圣、清修的藏传佛教徒。导演跟我挺熟,说我有一副壮得像牦牛的体格,在高原地区扛机子一定是把好手。于是,我就作为候补摄像师与他们一块去了西藏。那次,我使用的是一台名叫包莱克斯的摄像机。那是一种很古典的机型,据说现在已经有了很高的收藏价值。
  
  用那台很古典的摄像机和一堆一百六十毫米的电影胶片,我完成了一部九十分钟长度的处女作:《青朴的朋友们》。
  
  从拉萨来到北京,摄制组花了几千块钱在北影厂的洗印厂将胶片冲好,又借了台放映机对着一面墙壁试放。当墙壁上出现了那些活动的人物和活动的风景时,我真的有一种心跳为主加速的惊喜。有好一会儿我都不敢相信,那么美的画面竟会是我拍出来的。后来,当一位很专业的人士告诉我,我的拍摄无论用光、选景还是画面的构成与艺术感觉都颇具功力、绝对不俗时,我简直幸福坏了,自己都崇拜起自己来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将电视摄像作为此后的事业来追求。
  
  我回到沈阳,处理完自己的公司——将公司以极低的价格移交给原先的一个朋友——便又来到北京。
  
  在北京郊区,我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并购置了一台Beatcom编辑机和一台电视摄像机。这几乎花去了我多年的积蓄。我想,我必须尽快找到活儿干,否则,我便只有喝西北风了。
  
  在中央电视台,我为自己找到了好运气。我先后给《半边天》、《万家灯火》和一些体育栏目拍过片子。每次掌机拍摄,无论用光、构图,我都极其考究、用心,这样,我在圈子里慢慢地有了些口碑,一些电视节目制作单位也开始慕名邀我加盟,担纲摄像。
  
  一般来说,拍一部长度为三十分钟的节目,我能获得三千至五千元的报酬。如果每个月我都能得到六个分钟的节目,我的日子就会很好过。
  
  自从与中央电视台建立了联系,我的任务基本上可以得到保证,而我在北京的生活也就变得宽裕起来。有时,沈阳的一帮老朋友来北京,我还可以请他们去大饭店撮上一顿,奢侈上一把。
  
  但压力永远都是存在着的。如果突然间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片子可拍,我就会感觉紧张甚至是惶恐。
  
  那种实实在在、来自于生活的压力,是局外人很难体味—二的。因为,也许到明天早上,我或许就会连—块面包都买不起了。
  
  饿肚子的滋味确实不好受。
  
  有时我会整天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发呆。发呆只有一个好处,可以常常让我忘掉饥饿。
  
  为了走出困境,摆脱饥饿的威胁,我只能逼着自己振作起来,在电视台和各个剧组之间往来奔波,抢选题,争节目。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别人不愿接的苦活儿、累活儿,我也都争着抢着去。
  
  青藏高原是高海拔地区,空气极为稀薄。去青藏高原拍片,一般人都不愿干摄像这活儿。本来就喘得要死要活,再扛上几十斤重的摄像机,还得不停地走动甚至奔跑,这绝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
  
  每逢遇到这种机会,我总是能如愿以偿地要到手。而且,在我的心里,对高原总是感觉特别亲。我喜爱高原,喜欢那些遍布山腰的牦牛和羊群,喜欢那蓝得让人心醉的天空、那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的洁白的云朵和那不时吹过的高原上纯净、透明的风。
  
  那一切都令我神往,令我深深陶醉。
  
  1996年,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十周年,当年长漂的勇土们组织了一支队伍对长江进行回访,多家电视台准备全程跟踪,采访此次回访活动,我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个摄制组的摄像。
  
  在历时四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的拍摄过程中,我充沛的体力,我对高原天然的适应,让当年的那些长漂勇士都大为惊叹。导演的意图和每一条指令,都被我变为鲜活、跳跃而丰富的镜头语言。“你是剧组惟一的英雄。”导演拍着我的肩膀夸奖说。
  
  导演的褒扬,很是让我得意了一阵。
  
  回到北京,我忙着在剪辑台前剪辑素材片。片子剪完,我倒头睡了整整两天。醒来后,揉揉眼睛,扛上机器,又往电视台跑,赶拍《万家灯火》栏目的内容,赶拍那些普通的或不普通的家庭里的喜怒哀乐。
  
  目前,我正在创办一家电视制作公司,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提供电视节目。以前,我只是以个人的身份与一些电视台合作,在报酬上明显吃亏。一旦有了自己的公司,我相信在收入上会增加很多。
  
  
李伟 二十四岁
  群众演员

  
  四年前,李伟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二试的时候被刷了下来。但他没有灰心。从北京回到家乡,交了一笔费用后,他又进入母校江西南昌二中复读。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再考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时候,依然还是没能通过二试……
  
  1998年,第二次冲击中戏失败,给我的心理打击是空前的。看着边上那些中榜后欢天喜地的考生,我的心在流血。
  
  中央戏剧学院一直以来都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艺术殿堂。李保田、姜文、巩俐、王志文、江珊、陈宝国、史可……这些熠熠闪光的大明星的名字,都与中戏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但中戏却连续两次将我拒之门外。
  
  徘徊在北京街头,我四顾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那天,躺在宽街边上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是离中戏最近、也最便宜的一个小旅馆),我心灰意冷,甚至连死的念头都产生了。
  
  迷迷糊糊中,有人推了推我。我睁眼一看,是和我同住一室的室友,而且跟我一样,也是报考中戏表演系落榜的考生。只不过他那一年已经是第四次落榜。
  
  那个考生名叫王小东,来自陕西汉中。
  
  “哥儿们,别这么无精打采的了;跟我比,你强多了。你只是第二次,可我今年都第四次了。你看,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王小东说。
  
  我知道他是好意。我翻身坐了起来。
  
  王小东递给我一支烟。我们边抽烟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刚才,我给家里打电话,我爸让我回去复读,来年再考。可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我准备留在北京。北京各种各样的剧组特多,机会也特多,只要耐心去找,我相信总能找到的。再说,要当演员当明星,也不一定非要进表演系呀!”
  
  王小东说。
  
  我点点头。我得承认,他说得还蛮有道理的。
  
  第二天中午,王小东带着我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
  
  到那一看,门口竟然蹲着两大排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男女。王小东对此门儿清:“他们都是影视爱好者,也有做着明星梦的人。他们在这里是等着剧组招他们去做群众演员。这在圈子里有一个俗语,叫做‘蹲戏’。”
  
  说着,王小东拉我也蹲了下来。
  
  我有点懵,群众演员,不就是跑龙套的吗?那有哈意思?
  
  王小东看我一眼:“别瞧不起群众演员;成龙大哥当年就是从扮演群众演员跑龙套开始的。”
  
  上午10点钟的样子,我们边上坐下了一个外表清清秀秀的女孩。我们彼此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攀谈起来。
  
  那女孩是湖北孝感人,叫陈影,去年开始到北京寻梦,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没奈何,只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地“蹲戏”。那天,她刚好也到了北影厂门口;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
  
  中午,我跑到附近买了三个盒饭,我和王小东每人一盒,另外一盒就递给了陈影。陈影冲我感激地笑笑,接过盒饭,与我们一起吃起来。
  
  大约1点来钟的样子,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来到大门口,说是要为一个剧组挑二十多个“群众”,演国民党逃兵。我和王小东荣幸当选。半个小时后,开过一辆大卡车,我们二十来个男“群众”在秃顶中年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个穴头,在北京影视圈里特别有名,专为剧组物色和组织群众演员)的指挥下爬上车。
  
  车拉着我们向剧组的拍摄现场开去。
  
  那天,在拍摄现场,我们二十几个“群众”换上国民党军服,道具师和美工还有化装师在为我们头上、身上和衣服上都做足了功夫。我们领来各自的武器装备。然后,副导演把大致的剧情讲解了一番,最后要求说.“逃跑的感觉一定要有。你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身高一米九、状如铁塔的家伙,手提一把砍刀要砍你们,这时候你们该怎么办?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两个字:逃跑。逃跑是什么感觉?逃跑就是慌不择路,就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狼狈不堪。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二十几个“群众”一齐大叫,“明白了!”
  
  副导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圈,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都候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了!”
  
  十分钟后,随着导演一声“开拍”,我们这些“群众”,也就是一群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逃兵”以各种姿态从山坡上向山脚下“逃窜”。虽说仅仅是个“群众”,可毕竟是真刀真枪地首次实拍,我的心情还是相当激动的。所以,我的表现就很活跃,我希望导演能慧眼识英雄,在一群逃兵中一眼相中我.我将一支步枪斜吊在脖子上,帽子歪戴着,拼命往下窜。为了有逃的感觉,我还不时作惊慌状,回头张望(看看解放军是否追上来了)。突然,我的帽子掉了下来,我刚要俯身去捡,一想不对,逃兵最要紧的是逃命,这帽子有什么要紧的7所以我又继续往山脚下“逃窜”……直到导演在喇叭里大叫“停”,我才气喘吁吁地停止了“逃窜”。
  
  “群众”们被要求脱下戏服,换上自己的服装。然后,领我们来的穴头(那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一人给我们发了二十元钱。
  
  那是我们当“群众”的报酬。
  
  当然,穴头扣了我们每人五元钱。
  
  那时,当一天群众演员,剧组给的报酬是五十元,穴头要从中扣五至十元钱。我的第一次做“群众”,只演了一场戏,而且巧的是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前后连十分钟都不到。因为下面已经不需要“逃兵”出场了,所以剧组就按半天给我们计酬。半天是二十五元,穴头扣了五元之后,就是二十元了。
  
  在我以后近一年的 “群众”生涯中,这样的好事就再也没有遇见过。因为,几乎每次做“群众”,都要风里水里地折腾许多次。夏天,烈日暴晒,冬季,寒风刺骨,我们都得忍着,捱着,直到导演说“OK,我们才如大赦一般,脱掉戏服,去领那千难万难才挣到手的几十元钱。
  
  过几天,我们又去了北影厂门口。我们又遇见了那个名叫陈影的湖北女孩。我们在一起谈谈笑笑,感觉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那天,我们和陈影都遇到了好机会.一个穴头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赶到通县的一个拍摄现场集合。我和王小东便与陈影约好结伴去通县。
  
  到了拍摄现场,我们才发现,敢情有那么多和我们一样的“群众”呀!我粗略地数了数,足有二百人。
  
  正是8月,天上的日头火火地悬着,虽说我们也只是穿着一身单布衣裤,但毕竟抗不住那无遮无拦的灼热光线。“群众”们的衣裤很快就被汗水浸透,脸上、脖子上、手臂上,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被烤得热辣辣的。
  
  所有的人都只能忍受着。为了几十元的报酬,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
  
  中午,剧务买了一大堆西瓜堆在摄影棚里,几个男女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一人捧着一个西瓜吃。摄影棚里有几台大电扇,嗡嗡地转着。我们这二百名“群众”可就没有这么好的福分了。我们一律蹲坐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吃简单的盒饭。中午的气温足有三十七八度,我们身上一律大汗淋漓,饭菜又咸得要命,难以下咽。这时,我们最渴望的是得到一瓶矿泉水。可剧组是不会为我们提供矿泉水的。即使演职员们吃剩下的那些西瓜,我们也没有资格吃上一小块。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我、王小东和陈影自此便相伴着做起了群众演员,并梦想着某一天乌鸡变凤凰,成为人人仰慕的大明星,虽然,梦想成真的那一天看起来是那样的遥遥无期。
  
  大约半年以后,我与陈影相爱了,在交道口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住了下来。
  
  我们最初的同居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柔情。我们一起到北影厂门口“蹲戏”,一起去各种各样的剧组寻找机会。节假日里,我们会将王小东从宽街的那个小旅馆请到我们的“家里”,陈影会烧一桌丰盛的湖北莱。然后,我们围坐在小桌旁,高高兴兴地喝酒、吃莱。
  
  我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永远地继续下去。
  
  但我想错了。
  
  做群众演员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笔维持日常生活的固定收入,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使我们的爱情渐渐失去了曾经的热度。
  
  1999年盛夏的一天,我和陈影坐在房子里,就那么谁也不理谁地坐着。我们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找到活儿了,房东催要房租,我只能一劲地对人说好话。·天气热得要命,我买不起一台电扇,甚至连一个西瓜我都不敢买。我怕买了西瓜我就没钱吃饭了。陈影说“你倒是快去北影厂那边‘蹲戏’去呀尸我说:“天这么热,你真说得出口I要不你去试试?” 陈影一下子跳了起来 “我要能挣钱还找你干吗?”我说“后悔了?我也没拦你呀,你有充分的自由尸
  
  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着吵着。到最后,我们谁都觉得特没意思,就背对背坐着生闷气。
  
  后来,我从王小东那里借了几百元钱,算是将那时的危机化解了。但我与陈影之间,再也羌法和好如初了。
  
  我们俩(有时还拉着王小东)依旧常常外出“蹲戏”,可不久后我就知道,陈影那时候已经在为自己寻找退路了。
  
  大约是2000年的春节,陈影被穴头挑中,去一部清宫戏里饰演一个小丫鬟。按照我们的行话,这就是“大群众”了。因为戏里会有一两句台词,所以要比那些在镜头中一晃而过的群众强多了。当然,报酬也可以达到每天一百元。
  
  陈影一去就是一个星期。
  
  陈影不在我们那个小屋的第三天,我就有些想她了。又过了几天,陈影回来了,我很高兴,赶紧迎上去,谁知,她冷着脸说:“我来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看着她面色冷峻地收拾东西,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难道,你就不给我一个机会吗?”我问。
  
  陈影瞥了我一眼:“我干吗要给你一个机会7知道吗?离开你是我给自己一个机会!”
  
  陈影就这样走了。
  
  我很快就打听到了陈影的去向.她在那部清宫戏中饰演一个“大群众”的个把星期里,和那个挑中她的”穴头”好上了。那个“穴头”答应替她联系剧组,推荐角色,并且保证她在两年之内就可以走红。陈影听信了他的甜言蜜语和不着边际的承诺。他们在亚运村北边租了一间平房,住到了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脑袋都要炸了。
  
  在做群众演员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们结识了不少跟我们一样的“群众”,这种资源成了我们的一大财富。接下来,我和王小东共联系了近百个群众演员,并和他们达成了口头协议:如果我们需要,他们随时会到达指定地点供剧组调遣。
  
  我们在2000年3、4月间一共组织了十余次群众演员在影视剧中的集体亮相,人数多的有好几百,少的也有二三十。我们不像其他穴头那样黑,每个群众演员我们只抽取五元钱的费用,而且,从不欠账,所以,我们跟“群众”的合作也就越来越密切。
  
  我跟王小东在2000年初夏的某一天,干成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件事曾在圈子里广为流传:那一次,一个剧组需要二百名群众演员,我跟王小东一通忙活,很快就将二百名群众演员搞定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或许是想着大雨天剧组不会拍摄了,所以,一大半的“群众”都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导演当时就急了,指着我和王小东大叫:“今天你们要是不能把人给我找齐,你俩以后也就别想再吃这碗饭了!”
  
  我和王小东立刻行动起来。我们每人带着租来的两辆中型面包车,只用了三个小时,就从北京的各个角落,给剧组拉去一百六十名群众演员。当导演看着最后一名“群众”走下面包车时,冲我和王小东一竖大拇指:“哥俩儿行啊!”
  
  那一次,我和王小东不仅一分钱没赚还赔进去了不少。但我们依然是收获巨大,因为我们在圈子里赢得了最宝贵的名声。
  
  现在,北京城里许多搞影视的导演和制片人手里都有我和王小东的电话号码,而我们手下的“群众”队伍也发展到了六百多人,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影视剧剧组对群众演员的需求。
  
  我和王小东早已不做群众演员了,不过,明星的梦从来都没有从我们心中消失过。我和王小东商量过,等以后挣了大钱,我们要自己写本子,拉剧组,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到那时,我们俩都会成为明星!”王小东说。
  
  “那我现在应该先练习一下给人签名!”我说。
  
  我们俩一起大笑起来。
  
  (摘自《漂泊的舞台》,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邮编:100011)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