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的差距日益拉大，穷人和富人像背道而驰的两套车，渐渐远离了那个遥远的起点。富裕的美国人越来越强化了从盎格鲁撒克逊祖先继承来的殖民主义者基因，贫穷的拉美人则越来越肯定自己身上的被压迫者血液。拉美人说，什么是我们的民族共性，我们的民族共性就是语言、贫穷和受剥削。
但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穷，是因为我们穷才受人欺负，还是因为别人欺负我们，我们才越来越穷?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久久困扰着拉丁美洲人。他们写了两本针锋相对的书，一本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另一本叫《从善良的野蛮人到真诚的革命者》。前者说，拉美人的穷和美国人的富互为因果，如果没有我们的日益贫穷，绝不会有他们的日益富裕。后者说，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失败者的历史，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受人欺负，活该倒霉。
民族反省是必要的，但是殖民主义的荒谬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绝不能不清算。
殖民地时期已经出现的两个美洲，经过了独立战争的洗礼，非但没有在同一面自由精神的旗帜下携手走进现代，反而以日益鲜明的对立形象出现在美洲大陆的历史舞台上。历史以现代的方式重演，这次由美利坚合众国扮演殖民主义者，由拉丁美洲扮演殖民地人民。从老大哥到侵略者
对美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培植的。
拉丁美洲人曾以喜悦的心情追随着北方的独立运动，米兰达曾号召：“向北美洲的300万兄弟学习”，参考老大哥的自由主义思想勾勒自己的解放蓝图。拉丁美洲人曾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北方的经济起飞，把北方邻居的成功当做人类的奇迹来欢呼。
但是，冷若冰霜的事实践踏了他们的感情。
有两个智利人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年轻的本哈明·维库尼亚·马肯纳22岁时旅居美国，写下了《三年(1853~1855)旅行日记》，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充满青春幻想和活力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0年以后，当本哈明作为一名智利外交官重返美国时，美国上下的扩张主义情绪彻底粉碎了他的青春梦。他在1866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正像你所知道的，我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崇拜者。1853年我带着20岁年轻人的所有幻想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时，它给我留下了伟大的印象，直到去年11月再次抵达这里时，我一直保留着这个印象。但是现在，我的幻想全部破灭了。如果这个共和国还保留着一些伟大之处的话，那也只是对它自己而言。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说， 它有的只是蔑视、嫉妒、无知和怯意……对于我们拉丁美洲人，它怀着最大的蔑视。
另一个智利人是19世纪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刚开始读他前后两个阶段的文章时，我总以为是搞错了人。那判若两人的措辞使人感受到一段没有写出的、痛苦的精神旅程。他曾经称赞美国的清教徒后代们建立了地球上、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为世界提供了最完美的宪法，借以引导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聪明、最自由的民族的命运。美国像历史上的希腊一样，是世界的明星、时代的声音，是神性最积极的显示……
但是后来他斩钉截铁地说．“美国人是花言巧语的野蛮人……”
美国人究竟做了什么，让拉美人这样义愤填膺？
一部美拉关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美国人欺负拉美人的历史，而美国人竟是喊着响亮的口号、毫无羞耻地实现了一件件流氓行为。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
新教精神在资本主义初期成为欧洲资产阶级中最勇敢分子的旗帜，在殖民地时期成为英国清教徒们不顾一切追求成功、以成功证明上帝与我同在的使命感。成功成全了却也毒害了这个本来可以干另一番大事业的民族。独立后的美国人将这种未清除殖民主义毒素的使命感发展咸了赤裸裸的扩张理论，这个理论仍然戴着世俗宗教的光环，美国人给它起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天定命运。
简单来说，天定命运的意思就是：美国人自从他们的祖先由欧洲向西航行登上美洲大陆以来，就一直负有向西扩张的天赋使命。
天定命运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第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似美国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约翰·亚当斯(1735~1826)、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这三个人分别是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二任、第三任总统。
每一次扩张浪潮的背后都有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扩张同时也是美国统治阶级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预示着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它们保持稳定发展的奥秘所在：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当做它们的旧货店、垃圾场矛口溢洪闸。19世纪4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经济恐慌，也就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天定命运论甚嚣尘上。1845年7月，美国民主党人报刊《民主评论》的主编约翰·奥沙利文正式在他的刊物上写下了“天定命运” 这几个咄咄逼人的字。
19世纪，美国在天定命运的旗帜下疯狂地扩张领土。扩张了的领土有三个来源．从本土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向欧洲列强购买的殖民地、从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墨西哥)手中强占的土地。美国就这样踩着别人的尸骨建立了自己的新边疆。1783年美国原有领土的面积为89万多平方公里，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仅400万人，到1872年，面积达350多万平方公里，为原来的4倍，人口达4 000多万，为原来的10倍。这一切都是在天定命运的旗帜下进行的。
到了19世纪末，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这时美国已经没有未开发的疆土安排剩余劳动力了。
必须想办法寻找新的可能性。
必须使现有的边疆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再向后倒退。
这时，出了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杰克孙·特纳(1861—1932)的美国历史学家，他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边疆学说的起源，它使带点儿宗教气息的天定命运更加理论化。从此，美国的边疆变成了“活动边疆”，可以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推进。边疆学说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赞同，并深得本国统治阶层的青睐。也就是说，它是美国的主流文化。
特纳在研究了美国的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乃是美国发展的关键。”因为边疆是个“有奇异魔力的青春源泉，而美国就在其中继续不断地沐浴和恢复活力”，没有这个源泉，“思想分歧就开始在一些阶级间展开，而思想分歧就可能扩大造成分裂”；“在美国的西部边疆消失后，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特纳的结论是：“实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能够与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密切结合，并且靠对外扩张来加以保持。”
写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智利人毕尔巴鄂为什么称美国人是“花言巧语的野蛮人”。特纳那些花里胡哨的言词实际上就是在说：“扩张能够促进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能够促进民主制度。这后一句话已经是特纳的原话了。”
原来，美国的民主就是一种极其狭隘的限于其本国的民主，这种民主像个吸血鬼一样，要靠吸其他民族的血来维持。
边疆学说并不是被当代美国人抛弃了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一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W·韦勃继续发展了这种扩张与民主关系的说法。韦勃提出了一个更加拗口的“财富双重流通理论”。他说，过去的经济学家只研究财富在个人之间的横向流通。实际上，随着美洲被发现，还出现了一种直式流通，即当欧洲君主靠扩张获得了大量土地后，无法利用这么多的土地，就把土地分散给各阶层人民，使他们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自由。
美国的学者就这样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神圣的西方民主有一条罪恶的根须：欧洲人把剩余劳动力赶到殖民地，维护了本国的民主，殖民主义者又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自己那部分人的民主。
通过这种理论，新生的美国更加明确地把自己的命运和西方文明连成一体。边疆论者认为，边疆学说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地中海发源的基督教文明，整个欧洲宗主国都是“东部“，整个“活动边疆”都是欧洲的“西部”，美国的命运只是这个伟大的基督教扩张性文明的一部分，美国因其强大可以成为西方文明的盟主。
这样，我们就毫不费劲地理解了美国人为什么十分喜欢哥伦布。 离魔鬼太近的墨西哥
除了领土扩张的无可非议的不义性之外，美国人真的把他们“崇高的共禾口制度”带到了新的领土吗?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吞并原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的例子。
墨西哥有一句辛酸的谚语：“我们离魔鬼太近，离上帝太远。”美国这个”文明”大国，美国这个北方邻居给墨西哥带来了无数苦难。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得克萨斯成为新生的墨西哥合众国的一个州。得克萨斯不仅土壤肥沃，而且地价便宜，相当于当时美国地价的1／10。美国人早就觊觎这块土地，开始有计划地向这块土地移民。美国人无视墨西哥移民法，日益放肆地移民，并在这块土地上引进了奴隶制，引起了两国的摩擦。于是，1832年美国总统、扩张主义者杰克逊派萨姆·休斯顿将军去“搞得克萨斯阴谋”，策划“独立运动”。1835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消灭美国非法移民引入的奴隶制，为此，得克萨斯的美国人和美国南部各州联合向墨西哥抗议，同年，得克萨斯终于发生了叛乱。1836年，得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美国于1837年承认了 “得克萨斯共和国”，得克萨斯遂申请力口入美联邦。在美国国会讨论合并问题发生争执时，前总统杰克逊无耻地向辉格党总统泰勒鼓吹：“得克萨斯奉献给美国正如一个新娘在她的婚礼中献给新郎一样。”1844年与得克萨斯签订了合并条约。
美国的吞并行为导致了1846~1847年的美墨战争，实际上，美国是希望打这场战争的，战争使他们有借口进行更疯狂的扩张。果然，作为战败国的墨西哥不仅仅失去了得克萨斯，还失去了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各州的一部分，面积近230万平方公里，占墨西哥领土总面积的一半。
今天，墨西哥人带着他们特有的黑色幽默回味着那段伤心的历史，品味着眼下扭曲的现实，
一个墨西哥人间，我们怎样才能收复失地?
另一个墨西哥人回答说，在床上。
这则笑话指的是，出于贫穷移居或偷渡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今天正一天天充斥曾经属于墨西哥的美国西南部地区。以强盗为英雄的国度
1856年，旅居法国的卡依塞多写了一首题为《两个美洲》的长诗，翌年登在他所主编的巴黎报纸《海外邮报》上。诗中写道：
墨西哥在北部，其余的女儿们在南部，
奋起反抗她们的西班牙母亲。
她们注视着华盛顿的祖国，
就像期待着一位大姐的支持；
她们热情地抄写她智慧的法律，
当做仿效的榜样和模式；
她们急切地寻求她的友谊，
善意地等待与她结盟。
而她，高傲地蔑视
姐妹们的友谊；
北方的巨人，好像对待矮人一样
看着南方的共和国
……
“有用的就是好的。”她这样认为。
……
“有用的就是好的”，卡依塞多在他的诗里鞭挞了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在最初的年代里，美国人的行为还打着神秘主义的“天定命运”旗帜，但很快，自私自利、实用主义的本质像狼尾巴一样藏不住了，干脆让“实用主义”变成一种理论、一门哲学吧!
随着19世纪末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的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1839~1914)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创造了“实用主义”哲学。在皮尔斯的哲学里，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普遍原则没有了，哲学“只不过是那些最终为一个认识者集体所同意矛口相信的观点”，对于詹姆斯来说，不是人们的信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的准则成为人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必须由行动的实际效果来检验。詹姆斯还为他的哲学找到了心理学依据．人只信仰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人愿意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往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希望今后成功的心理，两者组成了行动意志，这个意志不断给哲学灌注生命力。
如果允许我们不顾简单化之嫌打个比方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个很实用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个人出于一个坏的念头千了一件坏事，又成功了，这个坏念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今后的行动准则，即适合于他的哲学。
所以我们说，成功成全了也毒害了这个很有魄力的民族。
实用是美国人指导行动的准则，实际就成了他们的行为风格。
(摘自《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题目为本刊所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定价：28．80元。社址：郑州经五路12号，邮编：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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