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冯定（１９０２～１９８３）已是广大进步青年敬慕的理论家，建国初期他的代表作《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成为传播最广的通俗理论读物，他后半生２７年是在颇多坎坷的北京大学教授生涯中度过的。王元化先生是３０年代与冯定结识的，他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冯定以贝叶为笔名撰写的书，１９３９年和解放初分别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两次和冯定相聚。冯定是他的领导和前辈，他对冯定的人品和作风，深表敬仰。２００２年是冯定百年诞辰，王元化先生因病不能伏案写字，谢翔宝、黄少卿根据口述整理并改写了这篇文章。
冯定在我未认识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了。
抗战前日寇侵略日渐加剧，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人民大众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那时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节节胜利，形成了鼓舞人心的轰轰烈烈局面。30年代是左倾思想日见抬头的年代，当时西方有不少的文化名人都开始左倾：如罗曼·罗兰、纪德、德莱塞、斯坦贝克、巴比赛等等，都因为反法西斯主义而倾向了左翼，甚至曾被列宁批评过的费边社中的肖伯纳，也曾说过"20岁的中国青年，如果不思想左倾，那一定是没有出息的人"。中国的左翼文化在群众中也正在迅速扩大它的影响。我是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开始思想转变的。记得当时以极大的热情去寻找左翼读物来阅读，虽然这些报刊书籍是被查禁的，但是如饥似渴的读者总是千方百计设法去得到它们。正是这些书籍报刊引导我们那代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之路，也引导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当时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今天的青年，恐怕不大容易理解当时那种热烈的情况了。抗日前后像我这样的青年，由于受到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不知有多少。今天许多研究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往往只突出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却不够重视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理论家的贡献。就拿我来说，虽然读了不少左翼文学的作品，但是注意到并认识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却是在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
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战线，在上海拥有一批才华出众、思想睿智的人才，他们完全战胜了统治者的御用学者，使这些为虎作伥的御用文人无法与进步力量抗衡。冯定就是这批左翼思想文化战线中的一员。其他还有艾思奇、钱亦石、孙冶芳、骆耕漠、薛暮桥、李平心、许涤新、胡绳、顾准、金仲华等等。自然，邹韬奋主持生活书店和他所创办的进步刊物，也在青年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和其他队友一起学习左翼理论著作，比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这本书曾在刊物上连载，出单行本后被查禁，抗战初改版，书名改称《大众哲学》）。至今美国唐德刚教授还说他青年时读了《大众哲学》，才跨入哲学领域。当时李平心主编的《自修大学》在青年中也极有影响，在这刊物上，我读到贝叶的许多文章：如《谈新人生观》、《哲学的应用》等等。当时贝叶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生活书店出版）影响最大，我觉得贝叶的文章分析详实，说理透彻，特别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当时我就受到他的一定的影响，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那时还不知道冯定这个名字，只知道贝叶，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一个青年朋友告诉我说"古代，印度的佛经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一种叶子上，这种叶子就叫贝叶"。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很好奇，曾经一起议论，为什么要用贝叶这样的笔名。可是研究来研究去，除了觉得用贝叶的笔名的作者有些特别，不像艾思奇这个笔名那样容易理解。艾思奇的意见就是"爱"思奇，很大众化。而贝叶这名字则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古奥的意味。直到后来我才猜想用贝叶作笔名，大概是表示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意味用自己的文字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这就是"贝叶传经"这一古语的今用吧。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抗日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日军占领了平、津，当时我仅十七岁，随家人一起流亡到上海。1938年初，我参加了党，被分配在由孙冶芳任书记，顾准、曹荻秋任副书记的文委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1938年底地下党文委派殷扬（后改名杨帆）和我，率领二十余名文艺青年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联合慰问团，前往第三战区进行慰问，党给我们的任务是把二十多位文艺青年及携带的抗日报刊与医药用品等，送往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慰问团行至金华，由于受到国民党干扰，殷扬嘱咐我带一名同志先行。行前，殷扬写了一封临时介绍信，介绍信由我带往新四军给贝叶，转交党组织。原来上海党组织的正式介绍信藏在一枚未使用的牙膏管内，等杨帆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再交党组织。
我随新四军交通员阿陀，由金华出发，经岩寺、太平，到了泾县。我去到新四军军部的接待处，要将介绍信面交贝叶，可是接待处工作人员一时不知贝叶是何人，几经周折，才弄清楚原来贝叶就是冯定。冯定当时在新四军宣教部任科长，宣教部部长是朱镜我。我被领到宣教部见到了冯定，这是我和冯定第一次见面，冯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发现冯定穿一身灰色的军装，军装的右臂上缝一块新四军的徽号，上面印着"抗敌"二字，字下面有一个端着刺刀冲锋的军人的木刻像。我那时不满二十岁，感到冯定要比我大得多，思想水平也要高得多。我在战前就读过冯定的书，他是我心中敬慕的人，所以初次见面不免有点忐忑。但冯定满脸笑容，态度平和，不把我当作一个青年，而是当作熟朋友一样。我发现冯定个子不高，身材比较瘦小，脱了军帽是一个剃去了头发的光头，带着眼镜，脸上皱纹也很多，但是精神饱满，虽然说话声音微弱，但是精力充沛，使我感到他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
在宣教部时期，我每天和冯定在一起。冯定领我去见宣教部长朱镜我，朱当时患有严重的胃病。冯又领我去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顿中饭。当时袁在新四军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从新四军回到上海后，在一份报刊上读到过袁国平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时间是在1939年下半年。冯定与我相聚的那些时间里，他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情绪兴奋地和我谈论。他对陈毅十分钦佩，曾多次劝我到陈毅（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队活动的金坛一带去看看。有一次冯定又要我回上海去看看他的堂弟冯宾符，并说冯宾符还不是一个党员，希望我回上海后，对他起些影响。冯定与我谈这话时，完全把我当作同辈看待，并不像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后生说话，这使我不免有些惶然。但冯定的态度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做作。我在战前读中学时就读过冯宾符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不少文章，知道他当时已是一个有名的国际时事评论家，后来在上海沦陷期间，冯宾符在储能中学主持校政，曾邀我去教书，从此，我们二人之间也结下了友情，但我始终没有将冯定对我讲的那些话说给冯宾符听。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当时比我年长一代的左翼文化人，虽然早已闻名，但是丝毫没有摆名人架子的陋习，而总是虚己服善，平等待人。
当时冯定和我谈话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大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由于要求抗日，追求真理，纷纷涌往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问题。记得很清楚，冯定曾谈到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后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未到解放区前是满怀热情，带有主观的一些幻想，以为解放区一切都新，一切都好，一点缺点也不存在；但是到了解放区之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往往不如自己主观幻想的那样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丧气，以至一蹶不振。冯定说从这一阶段跨到下一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主要看青年如何磨练自己，克服自己的主观幻想，使理想和现实趋向一致，达到完善的融合，这才能够成为一个革命的战士。我清楚地记得，冯定讲这些话时，完全像一个理论家那样，陷入沉思，滔滔不断地阐发自己的观点，这和当时新四军其他老干部有很大不同。纵使在解放区，冯定的思想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还是和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一模一样，他已经习惯于把具体的事物上升到理论。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直到十多年以后，上海解放不久我被分配到华东局与冯定重新见面，我发现他身上这种特点始终不变。
上海解放初，我被分配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时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只有一位就是冯定。冯定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二、三年光景，而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间更短，只有半年光景，不久我与刘雪苇一起被派去负责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去了。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期，再一次与冯定相会，这是我们分别十多年后的第二次见面。当时他是我的领导，我发现他比我在新四军见面时苍老多了，那时他身上已没有从前那种谈笑风生的青春活力，从前的笑容很少见到了，他变得严肃了，但这并不是出于意识到自己位高权重的那种自我感觉，而似乎是在十几年中经历了一些艰难的生活风霜，或者也许是身体健康并不太好，究竟什么缘故我不太明白。由于我们最初见面时，我还不满二十岁，而我用的又是党内的名字，解放后我恢复了原名，冯定并不知道"王元化"和我以前所用的党内的名字是一个人。我到华东局宣传部后，没有机会和冯定叙旧，所以他始终把我当作过去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自然这主要是要怪我自己未向他讲明白。
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中，我发现冯定有着真诚坦荡的胸襟，这给我的印象很强烈。他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不仅在当时领导人办公室中是罕见的，而且也是以后在其他领导人办公室中难以见到的。有一次，在他召开的小会上，他做了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西方的耶稣会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不怕危险，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勇气。他说这段话，距今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他当时谈话的神态。由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他似乎恢复了当年我在新四军时见到过的那种青春活力。这时我和他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我隐隐感觉到他在思想深处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在三反运动时期写出了那篇被中央所肯定的论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文章，也使他写出了后来极有影响的《平凡真理》。在后面这本著作里，他提出了许多使人深思的看法，其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批评。据我所知，他似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这不禁使我对冯定的卓识感到深深的敬佩。
我在华东局工作时期，还有一件事也是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这就是在部长会议室内举行了一次民主生活会，当时这种民主生活会在党内是常常召开的，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我认为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很好方法之一，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优良传统，不应当把它抛弃掉。那次在部长会议室所举行的民主生活会规模很小，只有十来个人，我也是被指定参加者之一。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部长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的部长除了舒同、冯定之外，又调来了一位新的副部长，所以已经增加到三个人了，三位部长都参加了，而发言者主要是冯定对舒同提意见，冯定认为舒同在许多事情上不够放手，以至本应由冯定分管的事，他都感到难以着手，甚至下面人来汇报也都跳过冯定，而向舒同去汇报了。冯定说，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感到有些无所作为。这时那位新来的副部长插话说，我们做副部长的就是给部领导做助手，我觉得要做的事来不及做，怎么能说无所作为呢?冯定没有回答，仍按照原来的顺序讲下去，他是一个胸襟坦诚的人，习惯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如实地讲出来，这种讲真话、开诚布公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继续发言中说，自己的思想深处，有时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袭上心头。我觉得这是不足为怪的。不料那位新来的副部长又插进来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有悲观情绪呢?我听了颇为反感，认为这样的发言是言不由衷，屈从上意的。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副部长和冯定代表了党内两种不同作风。我钦佩冯定所表现的那种胸怀坦荡的态度，希望讲真话的同志越多越好，这才能抒发党内正气，并达到真正的党内团结。可是不幸像冯定这样的同志，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往往由于真诚而遭到了灭顶之灾，使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
最后，我在华东局工作中还有一件与冯定有关的事，有一次他曾对我同情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了告诫，他说胡风的文艺观点有些是对的，也有些是错的，希望我要好好地思考。那时还没有反胡风，冯定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说理的，并不是像后来极左的一套，这在当时对我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今天在回忆冯定时，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如实地表述出来。
（摘自《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定价：３８.００元。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