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曾令一些人欢欣鼓舞，也让一些人惊恐不安。在各种公共的视觉空间中，有表现"新社会"阳光一面的，也有表现"红色中国"不可思议的一面的，今天的人若翻看起来，是可以做些很有意思的题目的。
以孩子的图像为例，如果我们翻阅从1949年到1970年代的媒体(它们基本上都是官方媒体)中的各种图像，那么我们会看到，它们几乎都是对"祖国的花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意义的阐述。
在很长时间内，和许多文化产品的制作者、接受者一样，我们的图像制作者和接受者们，是据于社会事实"应该是什么"的定式，来制作和阅读有关孩子的图像的。当然，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我们的孩子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祖国的花朵，应该被教育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看到，那个令人辛酸的流浪儿"三毛"不见了，他转身成了一个幸福的好少年。1949年以后，或许是出于切身的感受，或许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张乐平先生曾创作了《三毛翻身记》、《三毛今昔》、《三毛迎解放》、《三毛日记》、《三毛学雷锋》、《三毛与体育》、《三毛爱科学》、《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一系列新三毛的漫画。
幸福地、健康地成长的孩子可以被视作为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标志。也因此，一些精心挑选的幼儿园成为对外国友人开放的展示点之一，在一些城市的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内，少年宫里那些漂亮的、能歌善舞的小朋友常常被安排来接待外宾。而在当时的官方媒体中，特别是在那些对外发行的画报上，孩子的图像一直是表现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题材。
这幅母女欢乐图是1959年由上海宣传画家哈琼文创作的，原画题为《毛主席万岁》。该画自1959年至1964年以多种形式屡次出版，大量印刷，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先后重版20多次，并为各行各业争相引用。画上的口号后来被修改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上海妇联庆祝国庆10周年游行时，被改成"我们孕育生命，我们保卫和平"。另一次是在1960年，被改名为"和平万岁"，送往当时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的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受到欢迎。丹麦方面马上通过外事机构，给中国文化部打电报要求订货30到40万份。这幅画曾被配以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送到美国、苏联、南斯拉夫、英国、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摩洛哥及冰岛等各国。
关于这幅画，有两点是值得说一说的。首先，这幅画是以"亲子同乐"的形式来表现重大的政治题材的。在这里，母亲成了孩子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图像作者将民众对政治领袖的忠诚和婴幼儿对母亲的一体化欲求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可以说这是将孩子图像用作政治动员资源的极成功的范例。
此外，同50年代初期的其他一些孩子题材的宣传画一样，孩子的"儿童"概念在这里得到肯定和重视。头上扎着彩色蝴蝶结，穿着一身漂亮童装的小女孩形同"天使"，不仅不同于以前旧礼教下的少年持重的女孩形象，也有别于60年代、70年代孩子们工农兵化、革命化的形象。对未成年人的"孩子性"的认识和肯定，本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孩子观的变化之一。在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1949年以前的文化资源依然被人们用于表达新的理念，并被用以描绘新社会的文化蓝图。但就在当时，已经有人对这幅画表示不满，认定它是以"资产阶级少奶奶"而不是劳动妇女为模型的。所以，自最初出版起至文革期间，这幅画一直受到激烈的质疑和批判，有人称对这幅画的批判是"对旧宣传画最完整和系统的批判"。如今，这幅画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以彩色整页的篇幅被列入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美术集》中。
事实上，随着60年代阶级斗争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升温，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图像中，不仅这种穿旗袍、戴宝石的妇女形象很快绝迹了，就是这样的被精心打扮的"可爱的"孩子形象也见不到了。孩子作为"天使"的形象终于被"小战士"形象所取代。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家庭制度以及妇女、孩子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曾经是一些来华考察的外国人，以及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中国社会的公共视觉空间中，或者说是外国人所能观察的社会空间中，几乎很少例外地，孩子们所处的场所都是托儿所-幼儿园-学校这样一些正式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孩子的政治社会化成了最突出的表现题材之一。无论是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供宣传用的各类图像中，还是在一些外国人被安排参观并记录到的中国孩子的照片中，孩子们都展示出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所应该具备的风貌。他们道德纯粹，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正在被培养成党和国家的最可信赖的事业接班人。
但是，透过这种种信息，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孩子的状况提出了质疑。他们注意到，随着"妇女投身社会"的制度化和家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被否定，在中国的家庭-孩子关系和国家-孩子关系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孩子不再只属于家庭、家族，而更属于国家、社会。"孩子"作为"祖国的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哺育、教育、出路安排等等不再只是父母的义务和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社会的事。虽然这种情况在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持肯定态度的外国观察家那儿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社会革命的有益尝试，但在另一些西方学者那儿却遭到了否定。M.Wylie在她的《中国的孩子们》中，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孩子的主要成长空间从家庭变为托儿所等机构的现象做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只有母亲和家庭才是孩子早期心理、情感发育和道德发展的最好的哺育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这一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则。
这幅名为《1960年代中国的一家人》的照片是法国摄影大师布勒松拍摄的。布勒松是1949年后来到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摄影家之一。他曾于1949年、1958年访问中国，后来他将两次中国之行的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取名为《人民中国》。从这些情况推测，这幅照片应该拍摄于1958年以后。
这是一幅场景照，用今天摄影界的一般分类，应该属于纪实摄影一类。而从布勒松当时的活动范围和具体的情景来看，这儿应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城镇，很可能是上海。街头人行道上的一张低矮、简陋的小木桌，围坐着正在吃晚饭的一家人。不愧是大师，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人眼里极为平常的一个场景，布勒松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他的《人民中国》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在John Harriss编纂的《20世纪家庭的百科全书》中，这张照片不仅作为插图被援引，而且被特别放大，作为封二图片被放在卷首醒目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照片中的孩子们。这是一个普通劳动阶层的多子女家庭，一位体力劳动者的父亲，与他的一群孩子在一起吃饭。我们从独自坐在一旁吃饭的父亲脸上的表情中依稀可以看出某种满足(他正养活着一群男孩)。而孩子们的衣着，以及他们餐桌上的饭菜都告诉我们，孩子们过的是一种清贫、简单的日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或许因为居住条件的局促，简陋，或许还因为夏日难耐的炎热，父亲和他的孩子们不得不将生活空间延伸到屋外街头。他们边乘凉、边吃饭。照片中没有母亲，可能她正在屋里操持家务，也可能她正在上夜班……而孩子们对于这一切，似乎都坦然处之，习以为常，他们正专注于桌上的那些食物。
这幅照片所记录的，其实是中国社会中曾有的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景象，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夏日傍晚，劳作了一天的父母与玩累了的孩子们，凑着屋外一张小桌，津津有味地吃着花样简单的晚饭，旁边的藤椅、竹榻里，坐(躺)着手摇芭蕉扇谈天的阿姨、老伯伯……这一切几乎可说是许多人的相同、相似的童年生活记忆。
但是作为表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的图像，我们对于这样的照片却多少会生出些陌生感来，并觉出某种阅读上的障碍---它偏离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孩子作为"少先队员"、"革命接班人"的形象期待，也不符合我们对那个时期的孩子图像符号意义的解读习惯。
布勒松在这儿拍下的，既不是流浪街头的、或枯坐书斋的"中国的"孩子，也不是幼儿园里或学校里的意气风发、蓄志待发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只是在街头拍摄了一群普通的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孩子们。在这里，我们所熟悉的"孩子"图像中应具有的种种特殊的意义似乎被他忽略了。
（摘自《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定价：１５．００元。社址：山东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３９号，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