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而在目前的我国，农民之所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外，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与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而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
一个断裂的社会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
孙立平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为因素阻滞城市化的过程之后，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按照政府的规划，在今后若干年中，我国每年将大约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尽管按照这样的速度，用30年的时间，我国城市人口也不过增加3亿人，即比现在的城市人口增加不到一倍，但仍然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时代。
但对于这样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人们也有种种担忧，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病”。
“城市病”几乎是各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紧张、交通紧张、就业压力大大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自动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对这种“城市病”的担忧由来已久。在改革前实行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当时称之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尽管有种种其他考虑，但对“城市病”的担忧，无疑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这种政策导致我国在工业化最迅速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城市化。也就是说在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僵硬的城乡壁垒，长期积压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也随之改观了．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特别是头戴安全帽、鞋子和衣服上挂着泥浆斑点的建筑工人，公共汽车明显地拥挤了；在某些城市居住区中，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烂的平房成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聚居之所，这些地方不仅人声嘈杂，脏水横流，社会治安也很不好。诸如此类的现象，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专家学者眼中的典型的“城市病”。
空气污染好不好?不好。交通拥挤好不好？不好。人口拥挤好不好?不好。这些道理都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就在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抨击“城市病”的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却对充满着“病症”的城市心向往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不惜千里迢迢，花费路费和其他费用，办理各种证件，拥挤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生存甚至是发展的机会。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另一种社会病症——“农村病”的逃离。“农村病”最大的特征是贫困。从消费总量分析，我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已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仍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
更为严峻的是，截至2000年底，中国农村尚有2600万贫困人口。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很低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到1998年末，中国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大约1．06亿人依然处于贫困中。贫困带来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儿童发育不良，铁、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缺乏症普遍存在，一些孩子因经济原因失学；一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另IJ达至U 10％禾口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100％；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相当高，如肺结核、碘缺乏症等。
将这些对人们来说也许并不新鲜的情况列举出来，是想说明在人们所担忧的“城市病”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农村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城市病” 的时候，必须将它与“农村病” 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农村和城市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 的目光。蓝天白云、空气新鲜，交通畅通、公交车上有座，市面清洁，没有衣衫褴褛的人群，当然很好。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孙立平
“民工潮”已经有了十几年，在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的今天，再问“民工潮究竟从何而来2”似乎有些过时和多余。其实不然。
在我们的面前，摆着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在我国农村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根据粗略的估计，这个数字少说也在1—2个亿之间；二是有上亿的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流动劳动力群体。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大规模民工潮的出现，是由于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民工潮体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这样的解释，在宏观的静态解释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从微观过程来看，却存在一定的偏颇，并在很大程度上衍生出对民工潮的扭曲印象。
几年前，我们进行农民工调查访谈时，几乎都要非常详细地询问和了解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你家里有几口人?””其中有几个劳动力?”“承包了几亩土地7”“是旱地还是水田?””亩产有多少?”“来自种田的收入有多少广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农民进城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人多地少，换言之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在调查中，有相当的一部分访谈对象对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一句相当笼统的话．”种田不挣钱”。这些回答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在他们的心目中，承包的土地是多几亩还是少几亩，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多几亩还是少几亩，反正是“种田不挣钱”。即使是那些来自人均耕地较多地区的打工者，也大多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在农民工自身的脑海中，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关系。进一步说，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样的概念，比如家里的地需要几个人种、几个人是属于剩余的等等。相反，支配着他们的流动行为的，是一种对农业收益的概念。
为了说明这个结论的含义，也许应当将我国目前存在的民工潮现象与其他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进行一些对比。我曾经与一位匈牙利的社会学家讨论过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问题。他介绍说，在匈牙利前些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在匈牙利的一些家庭中，也存在有的务农、有的进城做工的现象。一般是男的进城打工，女的在家种田和养猪等，这表面上看起来与我国的情形是很相似的。但不同的是，在匈牙利的这些家庭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那位务农者的收入，而那位打工者的收入只是家中的一种补充。在一个农村家庭中，之所以有人要到城市中做工，是因为农村中用不了那么多的人。这些到城市中打工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我国，情况与此不同。农民的外出，并不是直接对“劳动力剩余”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反应。在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中，依靠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而获得一份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人地矛盾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制度之下，形成了一种由于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而导致的普遍贫困化。
如果是这样来看待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剩余的，还是属于非剩余的。其他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农村劳动力在家乡的收入达到2000元的水平，他们就不太可能到外地打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人地紧张关系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绝大多数地区的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这样，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几乎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
孙立平
假如有13个人，其中4个人以包饺子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饺子包出来后，有9个人(包括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但我不愿意吃，我想吃烤鸭。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7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其结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包好的饺子找不到买主，只能积压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