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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也者,大楼之谓耶?

2003-08-10 11:36:00 来源:书摘 王 建 我有话说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在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拉动经济增长的今天,大学也赶来“凑热闹”。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称之为“主楼”,红砖青藤的四层楼房被白瓷片蓝玻璃的六层楼所取代,称之为“改造”;一座座的教职工住宅楼耸入云霄,称之为“塔楼”;”培训生楼”、“科技开发中心”等创收自救的工程也见缝插针,纷纷上马。总之,在这股把一切都凝固起来的建筑潮流中,大量的教育经费化成了砖石与灰浆。
  
  近年来,许多高校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次高的是建设国际知名的大学。我想,跟“国际接轨”恐怕是其前提吧?不妨让我们看看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办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从柏林大学的创办开始的。1806年,普鲁土在耶拿战场大败于拿破仑,割地赔款,易北河彼岸地区被割让,丧失了当时最重要、最完备的哈勒大学。认为“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所遭受的损失”的普鲁士国王发布命令,决定在柏林成立一所新的大学,“它(柏林)具有一座完善的全国性的教育机构所需的一切,能以最小的开支取得最大的效果”。尽管原来就不富裕且经济处于低谷的普鲁士从1808年起要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但国王仍应当时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柏林大学的参与筹办人洪堡的要求,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大学的经费。1820年,柏林大学的预算为24.7万塔勒,1870年达到77.4万塔勒,而其中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1870年柏林大学的建筑费用仅6000马克,占总开支的极小部分,而用于学科建设的科学研究和预算比工资预算多出一倍。这是不是说教授的待遇就差了呢?洪堡当时为柏林大学教授计划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认为教授应有丰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够没有经济烦恼而专注于增进知识的主要目标。1834年,柏林大学正教授的实际收入(包括工资、讲课费和其他收入)平均已达2236塔勒。在19世纪20年代的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一个手艺人家庭的年生活费用约为150塔勒;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面包师或细木工家庭生活费用需450塔勒,过得较舒适的需600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需600~1000塔勒。由此可知,柏林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
  
  正是因为如此的办学方针,柏林大学在初创时第一批教师便汇集了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著名学者,以后接踵而来的一流学者有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谢林、黑格尔,自然科学家普朗克。在一战前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人,其中柏林大学一校就拥有8人。在纳粹统治前,柏林大学可以自豪地宣称,该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或机构。柏林大学在100多年中保持了第一流大学的声望,德国大学成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师表。
  
  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仿效德国的大学最为得力和用功,尤其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美国商人、银行家和慈善家约翰·霍普金斯遗嘱捐赠700多万美元,其中的350万美元用于建一所大学,它不附带任何条件,只是学校的基金将不能用于校舍建筑。校长吉尔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欢将霍普金斯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说“大学的声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早期没有建设校园的措施,甚至没有足球场,然而却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设备,看上去更像一座工厂或大的商店。当初,前去祝贺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办典礼上演说道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表示赞赏。在我看来,最明智的决定是不把目光局限于眼前。我经常看到,在那股把一切都凝固起来的建筑潮流中,巨额的教育经费变成了纯粹的砖石与灰浆,而使本该用来资助学术机构工作的资金所剩无几。从前有位显赫的将军把某个地方夷为平地,却称之为和平;教育资金的管理者也往往筑起一座宫殿,而称之为大学。如果允许我冒昧地就一个我力所不能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话,我要劝告你们,当你们建造房屋时,要物色一个诚实的砖瓦匠,让他来建造你们确实需要的房屋,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一个世纪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与俄亥俄州的股票价格超过了票面价值1000美元,而你们对所有必须资助的教授都已给予了帮助,并建成了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实验室,拥有了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的博物馆和最完备的图书馆。到那时,如果你们还闲搁着几十万美元的话,那就可以请一位建筑家,让他给你们这所大学装修一下门面。……贵校明天即将正式开始实际活动了,希望它圆满地达到它的崇高目的。祝愿它的声誉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 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直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就像过去寻找波洛尼亚(意大利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巴黎或牛津那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常常被称之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史家称之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任职25年的校长吉尔曼不负众望,他为新大学招募了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大多数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将学校的中心工作放在提高科研实力和研究生教育上,取得了第一流的科研成果,造就了第一流的毕业生。据?926年统计,在当时1000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24-3人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子该校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曾指出.“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约翰·霍普金斯的名字也逐渐有了一种享誉世界的意义,它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时期,那些到西方取火的普罗米修斯取来的可是真经。蔡元培治校,“学校图书、仪器等之设备费,至少需占全校经费百分之四十以上。薪水及行政费,不得超越全校经费百分之六十”。蒋梦麟执掌北大时,”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教室就可以上课”。在抗日战争前夕,北大以不动一草一木为原则,未运出任何设备,在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大时,一些学科离开了有基金和家当的清华寸步难行,所以作为三常委之一的他,自觉矮人三分,底气不足。当北大出身的傅斯年责备他不管事时,他却说“不管就是管”。在不断被炸毁又不断翻新的低矮的茅草屋中,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等顶级的大学者。
  
  当然,这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坐落在富裕的美国,当年的大学早巳鸟枪换炮。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哈佛,总开支中用于大学水平的主要学科的经费还不到1/8,罗斯福实施“新政”前后,哈佛大学有一半是新建的大楼,以至于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和改革家弗莱克斯纳惊叹道.“是谁迫使哈佛大学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
  
  难道我们能跟着哈佛走吗?今天的哈佛年度预算达10亿美元,图书馆的年度经费达4000余万美元,每年新增图书30余万册,为加强大学的教学一投资就是500万美元,而衡量科研成果和水平的SCI论文每年有8000余篇(我们的第一学府北大不足500篇)。固然,我们的高等学校由于长期的经费短缺造成了高校教师的营养不良,教学科研用房不足,但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百废俱兴,千业待补。即便政府同意增加教育经费,对于庙多僧多事多的大学来说,也不过杯水车薪。但有限的资金如何用在刀刃上,大学建设中软件和硬件的矛盾如何处理,值得当校长和领导的睡不著觉,好好想想。我们总不能待在漂亮行政楼里一间装有九支灯管的办公室里,而看着图书馆里1/3的书架得不到充分利用,闻不到号称大学重镇的书香;学生沐浴不到大师的风采且不抱怨,因为那要求太高,但至少不希望被堂堂都是百人的大课来加工,在建成流水线上成批量地生产……
  
  说起高校的建筑任务,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盖房子是干什么用的。翻开《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得知,在当年新增的建筑面积中,27.6%为教学及辅助用房,16.5%为学生宿舍,40.7%为教工及家属住宅,多半是安居工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学生和教职工校内聚居的习惯,学校办成了社会。有位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日本专家写道:
  
  访问中国大学的日本人感到新鲜的是,中国的大学不仅是进行教育和研究的场所,而且是学生与教职工生活的地方。与日本的大学不同,在中国的大学中,不仅学生全部住校,而且大多数教职工也在校内居住。挎着菜篮子急急忙忙往家赶的教授,拿着脸盆去校内浴室的学生们,吃饭时间教职工宿舍区家家户户飘出的饭莱香味等,通过这些视觉、听觉和嗅觉,你能领略到在日本大学中体会不到的独特风情。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小社会”,带有强烈的生活共同体的色彩。
  
  不过,现在已发生了点变化,随着校园的日渐狭小,许多教职工已搬到校外学校购置的小区。
  
  清末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时期,虽尽量实行学生寄宿制,教师基本上不在校内住宿;民国时期,因为经费原因也未能为学生及有关人员提供校内住宿。富有的清华学校提供寄宿制,虽为教师在校内提供大量住房,教师可以用较少租金在校内租用设备良好的房子,但从当时整个高等学校看,教职员一般不在校内居住。如设备良好的交通大学,从1928年的教职员名单来看,当时管理科、电机科、机械科三学科的教员共55人,其中除5人住所不详外,其余50人中在校内居住的只有6人。新中国成立后,每人都统归工厂或学校各“单位”管理,各单位负责其职工的一切社会福利待遇。如果你的单位是大学,那么大学就应该为你分配宿舍。为落实新政权大学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政策,免费提供宿舍是必要的措施。学生毕业后就离校,而教职工即使退休甚至死亡,住房也不必退还学校,家属照样可以继续居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住房供不应求。随着大学的发展,似乎盖的房子越多,呼喊缺房的和无房户也越多,大学的财政也越来越紧张。
  
  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大学,对于急需教学科研用房的基建都显得那么吝啬,而我们却在集中财力搞安居工程并以之作为校长的政绩,难怪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大学越来越远了。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10.00元。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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