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诗人。对于我们这些“误生的人”，我们所有的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我们的鲜活的血肉之躯终将化为灰烬，与一代又一代的前人不会有什么区别。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微不足道。最终留给历史的，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那些在绝望中苦苦吟就的诗篇，真的能够留下来吗?那几位曾经显赫的诗人，他们成名于70年代末，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始于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如今称之为 “文革”的年代。一个我们竭力要忘记的时代。那时我18岁。在我18岁及以后的几年里，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渔村里度过的。那个被笼罩在绿树中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的美丽的湖泊中。我永远记得那里的清晨和黄昏，早霞和晚霞热烈而宁静，像燃烧的冰，把湖水染成点着碎金的景泰蓝，有时阴天，黑云沉重得快要落下来，大雨把整个世界融为
辽阔的灰色，水，天，岸和远处的芦苇荡被夺去了色彩。笼罩我们青年时代的是灰色的天空。但是青春不会有真正的绝望。朦胧诗就产生于那个浪漫的湖泊，产生于湖边默默无语的夜晚，天与水融为一片浑厚的空间，像创世纪的洪荒；璀璨的星空寂静得令人恐怖。
如诗一般迷惘的湖，湖水一般动荡的诗，还有北京古老的街巷，几百年的胡同里败破的旧房子，这些，是我的失败的初恋的背景，像一个心灵深处的梦，延绵不断，缠绕不清。伤害是难以估量的。为了抵偿痛苦，我固执地保存了一丝浪漫的情愫，谨慎地留给自己；另一方面，以痛快淋漓的恶意，把人生撕碎了看。由此，我对诗，对诗人，对由词语构成的历史产生了怀疑。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的历史就从那个湖开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历史；没有个性和自由，也就没有历史；也没有隐私，我们写日记，像雷锋那样写，为了拿给别人看；记得在我15岁以后，就不再有郊游，不再有夏令营，有忆苦思甜，有阶级教育，除了去迎宾，不再穿花衣服；如果那个干巴巴的世界也能够持续70年，我们也将终老于生之混沌，如同上古时代的人，所以在此之前，关于我们个人的历史是没有的。只有关于童年的片段的记忆。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写古老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摆着盆景，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在炎炎的夏日，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写城墙的颓败之美；暮色中的角楼，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不祥而忧郁；冬天的郊外，裸霹的田野上，栖息着大片的乌鸦，翅膀闪
着蓝紫色的光。如今，没有了。都没有了。古老的，与我的童年叠印在一起的北京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斑斓的、高耸的城市。童年被从记忆中粗暴地涂抹。在喧嚣的车流与楼群中，只有故宫的金黄的屋顶，像一抹久远而固执的记忆，在污染的空气中，闪烁着帝制时代古老而辉煌的光芒。然而那是与我们无关的历史。在断裂之中，在湖边，我们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北京，不在这个古老的京城。
在一位诗人的小说里，把我们当年生活过的那片湖泊称为大青湖，有一种荒芜和草莽的意味，相对于已逝的荒蛮的青春岁月，或许比它原来的名字更具真实性；它原来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一种俗套而快活的田园生活，或是如今新开辟的有着粗糙恶俗建筑的旅游区。重新命名是必要的，否则，活生生的命运将消融在陈旧的词语中。
然而我想不出任何称谓，可以概括当年我对它的感受，沉痼在意识深处的记忆逐渐地陌生而新鲜，名称只会使记忆僵死和消亡。那一片清碧的水，在大淀中，连绵与天相接，像海；夜晚，伏在天边的村庄闪出几点灯光，融于漫天灿烂的星斗。经过连年的治田，上游水库的拦截，水位的下降，如今，浑厚雄伟的大淀已不复存在，只有夹在芦苇与荷花之间的狭长的水道，载着游人的机船和水上摩托发出嗡嗡的响声，如同一曲夹杂着摇滚味道的江南小调。
我和珊珊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在冬天。我们18岁。县城只有一条街，漫卷着北方的尘沙；副食商店的柜台空空荡荡；在商店的外面，有农民在卖烤得焦脆的麦芽糖。街的尽头，就是湖的堤岸。淡青色的冰面上，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在寂寞的寒冷中，天空也仿佛凝冻了，在天与冰的遥远的汇合处，是一轮悲壮的红日。穿着一身黑棉衣的渔民划着冰床，迅急如弦上的箭。我们穿上冰鞋，滑向位于湖心的村庄。划过大淀，划过夹在芦苇地之间的狭长的冰道，刚刚上冻的冰面，有些地方还没有冰床走过，没有划痕，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冰薄的地方，走过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危险、疲倦和寒冷使我们心中充满悲怆的自豪。
学生时代如此突兀地结束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来不及伤感。伤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后来的伤痕文学不过是可笑的，缺少才气的臆想。我们经历了一个残忍的、血腥的年代，如同古罗马的时代，以暴虐为功勋。如此多的沉重，不是我们的心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情愿忘却，或是以粗俗的调侃来化解重负，伤感是不可能的。伤感是后来的事。时过境迁，进入中年，再进入老年。当生活只剩下回忆的时候。
我们匆匆离开了学校，是在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大部分同学正按照指令，等待着去陕北；而我们已决定走自己的路。当时在学校掌管我们命运的似乎是“工宣队”之类，我们瞒天过海，私自去街道派出所转户口，由于没有校方的证明，手续有些不合法，户籍员是一个温厚的中年妇女，她必定也有一个甚至两个将要去农村插队的孩子，禁不住我的恳求，她说，手续可以办。不过你必须再慎重地考虑，户口一旦转出，你就再也不能回北京，再也不能回家了。我说，是的，是的，我知道。
那一天我不假思索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学校。提着行李离开宿舍的时候，想到不必再锁门了；心，陡然地空了。在那短短的一刻，我隐约地意识到我主动以及被迫失去的是什么，意识到我将面临的无限的、前所未有的艰辛。踏着积雪，从宿舍楼走向大门，似乎很远。融化的雪水使校园更加斑驳凋零，沿墙停放着自行车，随意而凌乱，再过几天，将不再有自行车，所有的人都将离开校园；一个没有学生的学校，空洞而陌生。在那短暂的一刻，我惊异我的心竟女口此的冷硬，这个“文革”前最著名的女校，曾有着最精良的设备，最优秀的教师，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她曾凝聚着我的少女时代所有的荣誉和梦想，而我，离开了。踩着泥泞，没有回头。
如果说，我热爱这片湖，似乎不真实；我并没有留在这里，也从未想到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像当时的许多激情的插队知青那样。我是城市的孩子，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在我走进村里为我们准备的房子，开始用柴锅烧水的时候，我就明白，我们将离开这里，这是迟早的事情；也可能终老于此，然而，死也是一种离开。但是，那时候，我和珊珊穿过大淀，沿着柳堤，走向湖心的村庄，冰面升腾的雾气凝聚在地面，凝聚在树上，结成厚厚的冰霜，形成罕有的雾凇现象：十里长堤犹如一片白色的珊瑚林。对于我，这冰与霜的琉璃世界是一个童话，越过了阴霾而残酷的时代，回到少年时期的浪漫情怀。浪漫与幻想是必不可少的，支撑着我们的逆境中的青春。在这里，我生活了5年，正是湖畔的近于虚幻的美景，朦胧地向我昭示着一个彼岸的世界。
16岁到19岁，我们经历了一个崩溃的时代。家庭四分五裂，学校解体，过去的权威纷纷倒塌，被打倒在地，肆意践踏；我们的父母被批斗，难得见到他们，不再有人管束我们。历史的灾难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自由。在我们周围，尽有悲哀和残酷的事情，伤害与痛苦在所难免；少年的心，不似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软弱，嗜血是人类祖先的本能，文明的毁灭其实轻而易举。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自由。最初的自由就是这样，带著血腥与痛苦，突然而至。
那清波荡漾的湖水，正是我们对自由的幻想。在湖心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大约有几十个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像我们一样，不肯接受硬性的分配，到指定的地点集体插队。在这些人中，有后来成名的芒克和多多，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名人也还有一些，不过那时我们互不相识，只是彼此听说过，知道对方的名字。在秋天寒瑟的湖面上，飘过云团一般的雾气；我们的船与他们的船交错而过，倏忽之间，令人心悸的惊险，划船的男孩高高的个子，轮廓分明的漂亮的脸，新鲜刺人的笑容，这或许就是我记忆中的芒克。30年后，在一些零散的回忆文章中，有人形容他的小狼一样的笑容。他们的船迅速地隐入浓雾之中，若隐若现，正如记忆的虚无缥缈。那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流窜”到这里，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在这里，没有兵团的军人或北京来的干部管辖，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曾试图管理我们，但不成功。这使我们有别于在东北、云南以及陕北集体落户的几十万知青。生平第一次，我们脱离了“组织”，没有了档案，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城市户口，作为一个 ”人口”，我只是小队的用于分粮食的集体户口本上的一个数字，我=1，珊珊=1，我+珊珊=2。只要还能吃饱肚子，那么，生平第一次，我们有了自由。
我们落户的村庄是位于湖心的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岛屿。在它的边缘，有几个更小的岛，如同聚集在母珠周围的小珠。我和珊珊就住在其中的一颗只有几十平米的“小珠”上，一座拱形的木桥连接了小岛和大岛。只有我们一户人家。我们住的房子是50年代的小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早巳废弃不用。从门前到水边，大约只有五步的距离。
房间很大。为了防水，内壁没有抹石灰，用白灰勾勒的青砖赤裸着，很像如今酒吧里的仿砖壁纸，但是没有柔和神秘的彩色灯光，没有佳肴美酒，裸露的青砖徒然使得空旷的房间增加了荒野的意味。墙角有一眼砖砌的灶台，村干部要为我们盘土炕，因为怕生虱子，我们拒绝了。取而代之的办法是，从北京托运来床板，吊起了蚊帐，把木衣箱架在床头，当书桌用。我与珊珊连在一起的床铺上，凌乱地堆拥着缎绣的被褥和书籍，在荒芜的大房间里，有如一叶方舟。
水乡的寒冷是侵蚀的，弥漫的，无处躲藏。湿与冷正如中医理论所赋予的有形的状态，侵入骨髓，腐蚀着身体的内部。房间里，泥土地面上散乱着柴草，灶台上黑色的铁锅，如同一个只有嘴的怪兽，缸里的水时常结成冰，大房间所显示出的不是艰苦，是原始与荒凉，远古的洞穴。冬天地里没有多少活，白天，也瑟瑟地蜷缩在我们的“方舟”上，厚厚的拥着被子。金黄的丝缎在寒冷中闪着柔和温暖的光，红与白的花朵，淡紫与橙黄的蕊，在空旷粗粝的大房间里，那几朵灿烂的牡丹不再是俗气的，不再与富贵的寓意相关，而是荒野之中的一个想像，温暖的，不可协调的想像。仿佛我的母亲对此早有预见，否则，她为什么一定要给我这样一床被子。后来，我对服饰有两个极端的嗜好，或是质朴的蜡染布，或是华贵的丝绸；只有真丝的光泽才能使色彩产生深厚的层次，梦幻的效果。我很少体验到体力劳动的愉快。我想这是体质的原因，并非如当时人们所指责的是思想的原因。珊珊则不同，她看起来肤色娇嫩，却有一个强韧的体魄。她情愿放弃照顾给我们的诸如菜园子一类较轻的活儿，而去干那些强体力的、刺激性的劳动 春天上渔船，秋天收割芦苇，冬天去拉冰。她饶有诗意地对我描述大淀上冰原的夜，黑暗中寂寥的白色，无边无际的静谧，她和那些穿黑棉衣的农民一起，把凿开的大块的冰拉到岸上的芦苇地，直到红日升起，黑色的神秘与白色的寂寞消融了，代之以空旷辽阔的青碧。
那个冬天，我们经受了一生中最繁重的劳动。晚上下工回来，没有力气去做饭，久久地躺在床上，直到深夜，饥饿难耐，再爬起来烧柴草，煮高梁米粥。
青灰色的冰原，殷红的落日，金黄的芦苇垛，弥漫于天地之间的薄雾，这是我对冬天的湖的记忆。我们像当地的渔民那样，穿着用内轮胎粘成的雨靴，里面塞着芦苇叶。冰床上垛满了成捆的芦苇，我和珊珊用绳子拉着冰床，姿势活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时我们喜欢唱的歌是《三套车》，这使我们意识到内心的隐隐的凄凉，冰，雪，严寒，令人联想到旧俄罗斯的广阔的忧郁。我们最初开始读的书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后来是布洛克、茨维塔耶娃、洛尔迦，波特莱尔是更后来的事。直到如今，俄罗斯文学对于我，仍旧类似精神的故乡。
晚上，常常停电，没有炉火也没有热炕的大房间冷得像冰窖。天一黑，我们就和衣钻进被子里，最常聊的话题是吃，缺油少肉的饮食格外地刺激了食欲；珊珊喜欢回忆“文革”前她家里的早餐，抹着厚厚的黄油的面包片和搅拌了鸡丝的土豆泥。当然更重要的话题是文学。在中国的原始贫穷的水乡，在砖墙裸露的荒凉的房间里，瑟缩在厚重的棉被下，我们却在遐想着俄国庄园里的苦闷与情爱。这似乎是做作的，不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既顽固又不得已的选择。
那个冬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子。他也是独自从北京来的知青。他不习惯住农民家老少同铺的宽大的火炕，情愿一个人睡在大队部装粮食的长柜上。那里永远聚集着大队小队的干部，开会、打牌、抽烟、聊天，直到深夜。他不胜厌烦，晚上只有赖在我们的房间里。我匀给他一床被子。我们三个人并排躺在床上。有许多夜晚都是这样。他天真、固执，仍旧梦想着将来去学习天体物理，以为在乡下可以更清楚地观察星空。他说水乡的姑娘很漂亮，黑发，黑眼睛，但是由于从小织席，手被毁了，几乎有些畸形；他想为那些姑娘发明一种织席的机器。后来他果真做了一架木制的织席机，严格地说，只是一个模型，仅仅表达出一个粗略的想法，根本不能使用。珊珊毫不留情地嘲笑他，有意地伤他的自尊心。有时，珊珊会表现出冷漠和残酷，对她不喜欢的或是她看不起的人，她缺乏平等的观念，毫无同情之心。在那些停电的夜晚，我们三个人蜷缩在厚厚的棉被里，没有月亮的时候，看不见屋顶的木椽，也看不见裸露的砖墙，一切都消融在浓浓的黑暗中。我们仿佛忽然飘浮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之中。那个男孩子有时会说，他想家，想他的老祖母。珊珊斥之为男子汉不应有的怯懦。在黑暗中，他抓住我手，有一点犹豫，但并没有羞耻的感觉。信任的温情沿着我的手臂流向我的心。暖融融的。
化冰期的时间很长，几乎有半个月，冰面上不能行人。经过一个冬天的蹂躏，曾经光滑如镜的冰面已千疮百孔，在褐色的土地和白色的浮冰之间，深绿色的水面一块一块地显露出来。你不敢在冰上走，它会突然地塌陷，不能去赶集，邮政也陷于停顿。人们站在湖边，迷惘地期盼，等待着冬天的崩溃。直到有一天，整个湖面忽然涌动起来，冰面爆裂了，大块大块的浮冰漂浮在水面上，壮观而又令人伤感。
我决定回北京。因为要补办迁移户口的证明。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也不是因为思念家人。在18岁的年纪上，我的心肠似乎是冷漠的，珊珊更是如此，是出于独立的愿望，还是环境的冷酷的熏陶?或是我们都是自私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妹，他们是我的亲人，但不是我的朋友。我始终倾向于离开他们。不过，在我匆匆收拾行装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给家里带一瓶小磨香油。我与珊珊约定10天后回来，她点点头，本能地不相信我的许诺。她以淡淡的漠然对待我的离去，这使我硬起心肠不去理会她隐藏起来的失落感。16岁的男孩子送我到村边去上船。我坐在颠簸的船舷上。湖面上风很大，寒冷之中可以感到早春的柔软的暖意。男孩子站在岸边说，别走，你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说，还有珊珊。他说，和那个傲慢的蠢丫头有什么可说的。
船开了，我匆匆挥了挥手。在水面开阔的大淀上，湖水呈现出透明的青翠。木棹拨开水面，发出琅琅的声音。风卷起我的长发，偶然回头，看见男孩子仍旧站在岸上。一瞬间我的心似乎有所感动。早春柔软的暖意像丝绸，缠绕在皮肤上。
于是我再一次地挥挥手，轻易地挥去了情感的一时的波动，同时做了一个粗心大意的永久的告别。当我秋天从北京返回时，他已不在这里，转到东北的林区。我总是记得那个男孩子。多年以后仍旧如此。在某一个时期，我夸张了他站在岸上的期待的神情。在那个荒凉的大房间里，我们一起躺在虚无的黑暗之中，本该发生什么，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一点姐弟式的爱，纯洁而不可靠。那时我傲慢狂妄，充满幻想，这使我把爱情推迟到模糊的未来。我认为我不应该轻易地陷入凡俗的感情，就这样随手挥去，像卡门在驱逐烦恼时摇她的手铃一样。而后来，事情却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在我内心脆弱的时候，发生了。这是不健康的，也是一种报应。
在湖心的村庄度过的那些日子，那些年，已在记忆中酿为醇醪，不再是生活的本色。18岁到24岁，正当青春年华。我在那里生活了5年。我已拿不准我在那些年的情绪，我想我是以浪漫的姿态对待生活的，否则我怎么能够忍受那种毫无指望的、粗劣的生活，如同我旧地重游时所感受的。那时的艰辛的生活被赋予英勇的色彩，以致偶尔回述往事，仿佛在抚摩一个光荣的伤疤。
(《抒情年代》，作家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16．00元。以上内容摘自该书章节之一《湖》。)
《抒情年代》作为小说，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因也许只是作者青年时代的记忆，但是年代特殊，正是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青春苍凉，理想破碎，生活迷惘，正如作者题引的多多的诗句：“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但这只是小说的起点，作者的记忆并不仅仅在此停留。概要性地复述这部小说的情节是困难的，其丰富、驳杂只堪“中国往事”四字，而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的魅力也不允许我们只是简单地讲出故事梗概。 《抒情年代》的叙事方式已经超越了我们习见的小说样式，进入了一种我称之为“评传”的方式。合上书本，我都很难确认《抒情年代》的小说性质，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部评传——关于一个特殊年代、一段特别的历史和青春的评传。
评传最基本的构成最少应该有三个部分：传主、本事及思考与评析。当我固执地认这本《抒情年代》为一部评传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内心里确认了它的传主——“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已经显得颇为遥远的年代。相应地，J、N、老三届知青、朦胧诗一代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生活故事便是这部评传的本事。而作者的思考与评析，水乳交融地溶化在本书的叙述之中。
在潘婧这本小说里，个人情感、生存感受、精神历程，以及她的审视的眼神和顺理成章的怀疑与批判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个人叙事的高度”。这样的“个人叙事的高度”，是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此前也许不乏“宏大叙事”之“大”，“正统叙事”之“正”，但是在小说中真正实践“个人叙事”并达到相当高度的并不多见；与此同时，潘婧也并没有落入近几年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中，以展览隐私招徕市场目光的“欲望化叙事”之中，这，其中的“度”，便是作家的品质，而潘婧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度”从而使这本《抒情年代》达到了当下中国小说“个人叙事的高度”。而这本小说的评传性质，正是建基于这种独特的“个人叙事”：我存在，我经历，我怀疑，我说出。在回忆中，在追忆逝水年华间阅
读自己、阅读年代，并在这种非常“个人”的阅读中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思考。
《抒情年代》的评传性质不仅在于“我”的感受与强调，更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叙事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人称转换将“本事”与“思考”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会儿是J，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她”，人称和视角的转变自然流畅水乳交融，而作者的用意清晰可辨。人、事、情、景，皆随思变——随叙事主体的心理变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材料随作者的意识流动而被调遣和运用，也正是评传的叙述特征。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读这样的小说，但我相信，对于一个年代，关于它的生活和文学，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证据与辩词，将被保留下来，而其他等而下之的货色则是过眼烟云。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有一种作为读者的喜悦，而这样的喜悦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阅读中，实在是太难得的机缘和精神享受——因为我们都在这样的历史中生活，我们也是这部关于一个年代的“评传”中“本事”的构成部分，我们有一种奇特的被言说被表达的感觉。
(《抒情年代》作家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2002年6月第二版，定价：16．00元。注：第一版的书名为《抒情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