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离退休干部党委用党费给每个人买本书，开了五本书名，每人任选一种。结果，大多数人不约而同都选定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想解开郁结心头十年的一个大疑团：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我们许多入党多年的人都怀有一种难以言宣的悸愫。青年时代，是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必读经典书捧读的。十月革命初期的苏联小说，也像火炬一样照亮我们追求革命的道路。解放后无条件服膺“一边倒”的训导，衷心歌唱“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和别的苏联歌曲，心头总是闪耀着红场上空的红星。上世纪中叶中苏交恶，剧烈论战，势同冰炭。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是苏共领导集团路线方针错误，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而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广大党员还是好的。到了90年代初，风云剧变，革命胜利执政已有80年，而且打败了横扫欧洲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保卫了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党，竟然在一夜之间，“忽喇喇如大厦倾”，倾刻间土崩瓦解，说垮就垮，让全世界人都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1991年12月下旬苏联解体时，我正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去苏访问——这可能是中国派出正式访问苏联的最后一个代表团。莫斯科正是严寒时分，浓云密布，我们的心更冷，万感交集。那几天，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克里姆林宫墙上升起俄罗斯白蓝红三色国旗。“独联体”宣告成立。成立了70年的苏联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红场上仍有冒着寒风排队谒列宁墓的人群，气氛严峻而冷漠。大街上秩序倒不乱，大商店里商品不算丰富，却也不匮乏。然而，人心散了!诗人叶夫图申科和苏联作家协会另一位作家同我们会面时，不再有兴趣谈苏联文学的现状和前景，也不谈个人创作成就和计划，话题只是苏联作协和俄罗斯作协两家资产分配、干部去留这类具体问题，丝毫引不起我们兴趣。两位做接待工作的青年只是例行公事
地作向导，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裁撤。那几天，我不止一次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金陵王气黯然收”，气数尽矣!
我们在短短10天内看到的毕竟只是表面现象，冰山小小的一角。《苏共亡党十年祭》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和详尽的统计，也做了深刻的剖析。它雄辩地说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世界上没有哪种力量能击败这样一个大党，能摧毁的只有它自己。苏联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便不断地遭到攻击，它的敌人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动用无数人力财力物力来打倒它而始终未能得逞，最后打倒它的是它自己。多少年来，它已经变了质，不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再是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力量。它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广大党员， 自然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员和群众也就脱离了它。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这个庞然大党竟然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反对抗议的行动，甚至连召集一次中央全会正式宣布解散都不可能。书中举了一个事例：“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政治中心、9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而查封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地反抗。”多年以来，苏共高级领导人专横腐败，在莫斯科外拥有豪华别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党内没有民主，普通党员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少数人掌握党政大权，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曾经带领人民群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战败法西斯侵略者，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渐渐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蜕变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独裁者，“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样的党，不亡何
待!它为自己挖掘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末的一件大事，是个不能再沉重的话题。东方和西方许多社会科学家、学者、政论家都在思考和研究这个大题目，确实值得人们长久地探索，深刻地研究。近几年，我读到过一些论著，它们从各个侧面进行分析研究，引发许多人兴趣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问世，半年多就重印6坎，印数达6万册，足以说明读者的需要。这些文章，提供许多资料和启迪，有的甚至触目惊心。虽然会引发我们情绪上的惋惜和伤感，但是终究会进入理性的认识和深思。古人说：“前车之覆，后车之戒。”可不慎哉!
(《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江西高校出版杜2003年第6次印刷)
我是怀着崇敬和哀伤的心情读完《陈独秀在江津》这本书的。
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连续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63年生命的最后5年，是在长江畔小城江津度过的。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移送南京羁囚五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由南京去武汉、重庆，最后流寓江津，住在朋友帮助租赁的两间平房里，后来又移居叫鹤山坪的山乡，1942年5月27日病逝。
江津5年，陈独秀充实而辉煌。他拥护国共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一再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高官厚禄的引诱，坚决不与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包括自己两个儿子的蒋介石低头，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松柏气节。他不愿意在发表声明检查错误的条件下去延安，回到共产党内，又愤怒斥责王明、康生等人诬蔑他接受日本人津贴的造谣，表示自己无罪可认。他也同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组织决裂。生活清苦，靠卖文典衣维持生计，除老朋友接济帮助外，决不接受嗟来之食。他潜心著述。生活并不闲适。他写了许多咏物怀人的诗，虽然寄情山水，却不是冲淡平和的隐士诗。例如“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鬓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蹑履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都流露乱离中的，比患情怀，看不到多少消极和颓唐。他在江津安顿下来之后，立即继续从事多年来孜孜不倦、即使南京狱中也未中断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上篇)》，这是他文字学著作中的代表作，目的是帮助少年儿童解决识汉字的困难，改进中小学生识字方法，普及国民教育。这部书完成后，当时只油印了50部分赠友人征求意见，却未能公开出版(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出书)，成为他终生遗憾。
更为难得的是这位从“五四”时代就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向中国几千年封建堡垒勇猛冲击的民主斗士，直到晚年，衰病之身，仍没有停止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时时眷念的仍是民主。他冷静地审视苏联这个第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状况：民主式微，个人专制兴起，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只剩下一句口号。他当时虽然未必掌握苏联1938年大清洗的具体材料和详细数字，但是他已经看到如果不实现人民大众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流为少数人的专政。他说：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1940年3月他给一位朋友信上有一段话：“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这段话很精辟，也值得深思。他在60年前就敏锐地指出这个问题，不能不使人钦佩。
本书搜集保存了陈独秀晚年的不少珍贵资料，例如他致友人书信近80封，其中40封是给四川友人杨明升的，这位杨先生前后接济和转交他人赠送款共4000多元，维持陈独秀一家生计，让他能够安静地著书立说。另有致多年老友台静农的书札，原由台先生1946年去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台湾，一直珍藏。静农先生去世后，1996年出版了《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其中陈独秀书札共100多封。当时只有少数人看过，过去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中也未曾收入。本书选取了晚年书札38封，确如选注者靳树鹏先生所说， “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及其思想的珍稀史料。”书中还收入他在江津所作诗文对联手迹和江津住处、葬地照片，都是难得见到的。
书中《陈独秀客死江津》一文，是用文艺手法详细描述那位伟人最后时刻的记实文字，朴实无华，生动感人。文末写到那支小小的送葬队伍来到葬地山坡上将灵柩缓缓落下墓穴， “最后一次打开棺木，人们与他的遗容告别。只见这位老先生穿着青衣青裤，几根苍白稀疏的胡须搭在青布袄上，双目微睁，口不能闭。建坟的人解释说，他还有什么心愿未曾了却，因而死不瞑目。但究竟是什么心愿?人们便无从解释，也无人知晓了解。一堆黄土渐渐垒高——掩埋了的便成为历史，来不及掩埋的便成为写历史的人。活着还有野花野草，死去的则只有石头和泥土了。”读到此处，不禁潸然。
一代伟人，辉煌的生，寂寞的死，将缅怀和沉思留给后人。
(《陈独秀在江津》，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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