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企业界人士对“经理”、“老板”的头衔开始感到不满足了，最近，纷纷改换名衔以“儒商”自居。赞助一座希望小学，人回赠以“儒商”；出版一本工作笔记，自诩为“儒商”；既没有赞助希望工程又没有工作笔记可出的，就请人写自传、写创业史，转弯抹角往“儒商”这词儿上靠。儒商，仿佛是高尔夫会所、马迷俱乐部会员等高尚身份加上博士后、大学者一类高雅头衔的综合体，成了九十年代末业内最高级的名牌标志，岂非人人欲得之而后快?
一个“商”字，在中国受了几千年的压抑， 总是与”奸”字结缘，排在四民之末；一个“儒”字，在中国有过几千年的荣耀，名居四民之首。改革开放，拂去“商”面上的灰尘，再刷上一层金粉，从此大放异彩，成为全国人民追逐的目标，所谓“十亿神州九亿商”。 “商” 成为四民主首，“儒”(如果还有的话)则沦为四民之末，真是风水轮流转，可见我们多么爱走极端。 如今，“商”也不再是那个“商”，“儒”也不再是那个“儒”，时人却偏要乱点鸳鸯拉郎配，强迫“儒“和“商”共进一个洞房。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儒”是什么?按其原义，是指儒家学派，它的“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它的 “三纲五常”的建国伦理，“商”要“娶”的是哪一部分?连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都不自称 “儒生”了，商人“儒”得起来吗?“儒”的时代已经结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来”儒商”不可能是 “儒家学派的商人”。那么，退而求其次，取“儒”后起的变义——学者的泛称，“儒商”就成了“学者型商人”或“商人型学者”，这恐怕是时人的选择。说起来倒也不算离谱，古代不也有“儒医”、“儒将”、“儒臣”之类美称吗？虽然没有谁敢称“儒商”。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商人可是时代的骄子，社会的车轮就是靠他们来推动的，发明、占用这个名词不算过分吧？
于是”儒商”大行其道，戴着“儒冠”的商人满世界招摇。社会各界出于各种目的纷纷制造“儒冠”相奉送，没人送的就迫不及待地自制一顶戴着，生怕成了落伍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幕。
好吧，“儒商”就“儒商”吧，谁叫你先成了“商”呢，既登仙籍，就不追究品级了。只是，戴上“儒冠”之后，总得做点有学问的事吧?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以此为动力，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哲学，并造福于民，我们倒乐意奉送他一顶“儒冠”。我们愿意把“儒商”看作是现代商人自我提高的一个良好愿望，是对有学养的大商家的呼唤。如果这样的“儒商”成为现代商人的群体选择，几时形成中国的“儒商集团”、“儒商阶层”，不啻是社会的大幸。
只是，在没有一点“儒气”之前，请千万不要把“儒商” 当成一片遮羞的膏药，专往不健康的地方贴，以免辱没了这个美丽的名词，否则，有朝一日，社会将把操纵股市者称作“儒股”，把偷税逃税高手称作“儒偷”，把收贿送贿专家称作“儒贿”，把专玩空手道，以行骗为能，或专在假冒伪劣产品的垃圾堆里打滚的人称作“儒虫”……到此地步，羞莫大焉。
深圳人的钱袋，是永远不向外人公开的“俗”。钱成为一个人的隐私，是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变化。想当年，一个单位的同事，谁比谁多一毛钱，也是无法和无需隐瞒的事实。如今，和你脸对脸、背靠背的同事以及热热乎乎的朋友，彼此也不知道对方收入几何。你的钱“隐”了，因为它“私”了——且不说各人收入的途径大不一样，即便在同一个公司，你的收入也不是透明的，因为你的老板将你的收入变成了你的隐私，他采用的手段就是“红包”。
把你工资中俗称奖金的那一部分或预先扣留，或悬赏以待，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用红纸包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偷偷塞给你。这种方式非常微妙而形象地表达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关系。
对于老板而言，这是一种表现权力的方式，表明他对你有监督权、评价权以及经济上的控制权。给你多点，表示满意、赞赏和奖励；给你少点，表示不满、批评和惩罚。微妙就在数字的变化，权力就在于随意调控数字的变化。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是可以量化的，那么数字的变化就像一顿饭吃几碗一样可以自己把握；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是不可量化的，那么你就失去了控制数字的主动权，你就容易深刻地体会到红包的威力。
红包的威力在于“包”，一层纸，包住了一个秘密，只有你知、我知，它是你和老板之间的秘密联系渠道，是你验证自己实力的经济指标，是你获悉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的风向标，是你建立自信或产生自卑的源泉。秘密，尤其是钱的秘密，具有一种威慑力量。由于数字的多少关系到你的地位和自尊，少了怕别人歧视，你保密；多了怕别人嫉妒，你也保密。你与老板合作玩着这个红包的秘密游戏。由于老板是这出游戏的惟一对手又是惟一裁判，于是你永远处于下风，为了使渠道畅旺，你不得不时常揣摩老板的心思，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并不等于努力工作，也并不等于为老板创造经济效益，它主要意味着，你对企业和事业的忠诚完全转移到老板一个人身上，那个为你发红包的主宰者和操纵者身上。老板的红包，类似钓鱼的诱饵，令你亦步亦趋、欲罢不能。他摆动诱饵，令你提心吊胆，乃至失魂落魄。一个红包，让老板不动声色地牢牢地把你捏在掌心，这都是那张“红纸”在作怪，如果一切透明，就效力全失。有几个老板愿意放弃这种乐趣呢?
因此，红包的秘密就在于，强化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服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这，不像是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
走在深圳街头，如果听见有人问：“几点了?”你千万不要抬腕看表。因为他问的不是时间，而是眼下的股票指数。如果你回答了几点几分，就暴露你的外地身份了。一个正宗的深圳人，会不假思索地精确报出最近一小时内的股票行情。
朋友见面，一个问：“近来如何?”另外一个的答话必是以下两种之一如果赚了，回答说，“来了几个小钱啦。”如果亏了，回答：“生意还在做啦。”人生的得意，商海的风险，尽在这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之中了。
深圳人是否变得少言寡语了?看起来不像呀，大街上来去匆匆的男女们，手里捏个大哥大，边走边聊，神色诡秘，像有说不完的话呢，这是典型的深圳一景。手持大哥大的人，恐怕不会用它来讨论菜价什么的吧，他们应该是忙着商谈大宗的生意才合乎情理。这就对了，深圳人话不少，只是话题少了。跟一个深圳人聊天，准保不出十分钟，话题一定落到“钱”字上。除了钱，深圳人没有兴趣聊别的了。
占改革开放的先机，深圳在经济领域里独领风骚了一番，对此，深圳人自然有优先发言权。可是，环境造人，以至人人变成生意，成了原始积累的奴隶，这不免有些悲哀。精神失语症，就是这种悲哀的表症之一。
语言神经的局部麻醉，除了某个敏感话题能够触动人的发声器官，其余的话题一概很难达到刺激深度，是谓“精神失语症”。
“穷得没几个钱”的必然进化难道就是“富得只剩几个钱”吗?
最近出差，从云南山区带回一袋野生橄榄。食其果，先酸涩后清甜，它的酸涩很浓烈，它的清甜也很特别，是一种未被文明污染的天然滋味，是任何一种人工食品所没有的。吃的人，耐得了多少酸涩就享受到多少清甜。将它分尝亲友，食者无不把脸扭成核桃状，纷纷吐果、漱口、吃糖一一受不了那种酸涩啊，自然，也享受不到那回味无穷的清甜。
我们的味觉无疑是变得迟钝了。每天塞进嘴里的，是化肥催长的蔬菜、机械喂饲的肉禽、甜滋滋的饮料和各种塑料包装真空保鲜精细加工品质纯正的食品。在深圳的任何一家菜市场，蔬菜都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洒上保鲜水后，看起来青青绿绿，十分可人；吃起来呢，味道平淡，没有泥土气息——实际上，我们已经受不了 “泥土气息”，我们的味觉和“原汁原味”的缘分越来越浅了。快餐和方便面的流行，加速度钝化了深圳人的味觉。如今，“绿色食品”的兴起，试图解救人类肠胃危机于万一，但是，地球上未受污染的“绿色食品”还有多少呢7况且，一变成“食品”，就得人为加工，还能剩多少”原汁原味”呢?营养不足，我们吞维生素药丸，口味不足，我们只好猛加酱汁佐料了。
一堆堆水泥聚集在一起，组成一片灰蒙蒙的景致，我们叫它“城市”。在水泥堆之间打补丁似的小块草地，我们称之为“绿化带”。这些就是城里人眼睛里的 “日常食品”。深圳是无烟工业城，云层没被熏黑，海水却被搅混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变成色盲，是因为发明了彩色电视机，每天二至四小时复习对颜色的记忆。
你听过露滴荷叶响、清泉石上流、蜜蜂振翅、小草拔节的声音吗?恐怕没有。那么，你最近听过风吹树梢、雨打竹叶，以及不管什么乌鸦、麻雀之类的鸟儿的天籁之声吗？恐怕也没有。没有也不奇怪，一则无缘，一则无暇，你的耳朵都用来听人工制造的声音了一一汽车的喇叭、机器的轰鸣、电视的饶舌、上司的训话……这些声音塞满了你的耳朵，当然没有空余来装天籁之声了。但说完全听不见天籁之声也不对，我们不是经常倾听老鼠、蚊子和苍蝇的歌声吗？
我们的鼻子被香水惯坏了。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更不懂得欣赏自身的体嗅，我们十分满足香水制造出的幻觉，并误以为是美、美人以及情侣之间的介绍信。为了抵御自然气味的侵袭，我们不惜用香烟来熏自己的鼻子，使它麻木不灵。最后，我们养尊处优的鼻子，除了香烟和香水的气味，其他气味一概会令它感冒。
因为涂脂抹粉，我们的脸皮也变厚了。因为每天按各种按钮，我们的指尖皮肤也厚了。这两处裸露的皮肤增厚，令我们和外界接触时增加了隔阂。除此之外，身上其它地方的皮肤无不变得异常娇嫩。以脚为例，它的劳动越来越少，但是待遇越来越高。袜子是由尼龙到棉布到真丝，鞋子是由布到橡胶到真皮，出门有皮鞋，进门有拖鞋，脚不沾地，却最有贵族气。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的皮肤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减弱了触觉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感官是退化得厉害了。那种来自自然的清新的感觉正如落花流水一般纷纷告别我们的感官，我们已无可救药地自闭在人造的世界里，而且，我们无法突围。举目四望，我们吃的、用的、听的、看的，几乎都打上了人类加工过的烙印。每一株树都像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每一口水都要体检过关后，才能消除谋害人类的嫌疑，每一缕阳光落到人身上，都会长出毛绒绒的灰尘……为了寻回自然的感觉，我们努力用新的人工制品替代旧的人工制品。例如，用矿泉水、蒸馏水、超纯水替代自来水；用混成音响、卡拉OK、随身听掩盖噪音，在墙壁上涂抹多彩颜料以改变水泥的灰色调…一人类正用自己的聪明挑战自己的愚蠢，我不知道，左手和右手搏斗，胜者是谁?
感官的迟钝必然引发身体机能的全面溃退，以进化计年，为时不会遥远。只怕到了那么一天，人类进化成饲料鸡一样——生长神速，膘肥体壮，只是一离开人造的食槽，就要呜乎哀哉了。
深圳的孩子有一个隐形爸爸。
夜深了，孩子睡着了，爸爸是梦中一阵隐约的门响；清晨，孩子上学了，爸爸是耳边一串浓重的鼾声。爸爸和孩子，早晚不见面，“动如参与商”，“脉脉不得语”。
深圳的父亲们是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他们很少在家，他们总在外面奔波。他们把孩子交给母亲，自己出去工作，就像母系社会的男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整天在外面觅食。深圳的孩子在成长的岁月中，只见其母，不见其父。他们心目中的父亲——
是电话线那端的几句对话、一番鼓励。
是成绩单上的一个签名、几声叹息。
是周末在酒店里那只买单的手。
是生日会上那一堆昂贵的礼物。
脑袋上没有那双大手的摩娑，眠床前没有那首喉音低沉的儿歌，触摸不到父亲的体温，聆听不到父亲的教诲，父亲的身影在孩子心里生疏起来，产生化学反应，分解成没有血肉的一堆物品——
餐桌旁那总是空着的座位。
相册里那张平面的笑脸。
衣橱里那套宽大的西服。
母亲嘴里那句“狼来了”似的吓唬。
深圳的孩子用登山车、名牌波鞋、游戏机和一本数额日益增多的银行存折来拼读父亲的形象。深圳的男人是否该照照镜子我们现在怎么样做父亲？
(摘自《让世界重新洗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邮编：65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