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出现（1601年）
在英国执行正式的反贫穷计划之前，穷困者主要依靠乞讨、偷窃和天主教会的施舍度日。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教会的财产所有权被亨利八世剥夺，无法再继续帮助他人了。对羊毛的需求上升，英国领头出口，当贪婪的地主们赶走房客转而更加青睐于有利可图的绵羊时，进一步膨胀的贫困滚滚而至。帮一把的任务留给了政府。1601年《济贫法》中的法典条文毕竟不只是印刷品。作为财政支援的交换，政府要求身强力壮者承担起在工厂内做工的义务。孩子则被赋予学徒身份。在救济院里，即使是病弱的人也要做一些零工。那些不劳作的人会被鞭笞、监禁，有时甚至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机构安全网络所提供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使人们从绝望中挣脱出来。但法律背后的前提条件--即政府对穷人负有责任--和由此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则对社会福利的前景产生了影响。19世纪80年代德国解决疾病与老龄问题的国家保险计划，20世纪早期英国的公共住房政策，以及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都是《济贫法》的后续产物。然而，正如近年来美国福利体制改革所表明的，公众对于贫穷的矛盾态度在今天仍在延续着。
福利排行榜
１９９０年接受公共援助的普通家庭
英国：２６％
法国：２４％
德国：１９％
美国：１５％
澳大利亚：１１％
珍视童年（１６３３年）
本杰明·斯波克所著的《婴幼儿保健常识》，使父母们对婴幼儿抚育的态度完全发生了转变。但是同摩拉维亚人主教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相比，斯波克还只能位居其次。夸美纽斯生活在300年前，当他建议在幼儿园中就应该"通过亲吻和拥抱"调动起婴儿的情绪时，他已先于他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认为爱抚对于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而他认为孩子们需要通过游戏来学习新知识的想法，对于他人而言更是不可思议。
在1633年的欧洲，30年的战争毁坏了村庄，食品短缺，像夸美纽斯这样的新教教徒都在为生计奔波。这是一个度日艰难的世界，孩子们也要劳作并且有的在很小时就死掉了。但夸美纽斯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通往地球上的伊甸乐园的途径就是教育。如果没有在早期给予孩子们很好的关爱和教育，他们的心和灵魂将会迷失。
在夸美纽斯死后，他的大多数著作都被人遗忘了。在100年后，让·雅克·卢梭建议父母们让孩子尽情享受自然。很快，瑞士改革家、教育家海因里希·裴斯泰洛奇创办了第一所婴幼儿学校。到1837年，德国学前教育家、幼儿园创始人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在德国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历史上，对于婴幼儿教育的态度曾如钟摆般数度摇摆，但是在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把儿童真正当成儿童那样去对待。
在胳膊上扎一针（１７９６年）
对一场最严重的瘟疫的彻底根除，可以追溯到一头牛的身上。天花会在身上留下疤痕并且会引起失明，而在18世纪天花爆发的高峰期，这种传染病杀死了6000万欧洲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孩子。接种牛痘，已经历经了2000年的实践，也就是将一种疾病的菌株接种到病人的身上，但却经常会产生怪异并且是致命的结果，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
终于，爱德华·詹纳来了，他是英国乡下一个普通的从业人员。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牛痘可以使人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力，詹纳对此深信不疑。1796年，詹纳从格洛斯特郡一个挤奶女工身上的脓疱中提取出感染了牛痘的淋巴，然后将其中的一小部分嵌入了一个8岁男孩的胳膊里。7个星期之后，詹纳为这个男孩注入了天花病毒。结果，他的免疫系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免疫科学已成为现实的可能。对白喉、脊髓灰质炎和麻疹进行疫苗接种使公众健康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疫苗接种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取自于牛的"。
是一场未来的瘟疫吗?
人们所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一位妇女在实验室事故中偶然感染）１９７７年发生在索马里。三年后，这种疾病成为第一个被官方宣布在地球上已彻底根除的疾病。但这种病毒仍然存活着——是在５００多个冷冻的试验标本之中——被保存在亚特兰大和俄罗斯科尔特索沃两个具有顶级安保条件的设施内。考虑到一旦病毒泄漏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多次呼吁彻底销毁这两个设施内的库存。但一些科学家力主保留这些样品，因为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有利于人类制服其他的致命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病毒。
微生物理论（１８２２年）
疾病曾被认为是由邪恶的精神引起的。在19世纪中期以前，患病与细菌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个谜。随着实验显示，感染的部分会在人体内增殖，人们才对此有了了解。到1864年，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已经得出结论：微生物也存在于空气之中。他分离出了引起发酵和引发丝虫病的细菌，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又花费了12年多的时间才揭示出引发具体疾病的具体杆菌。科赫对炭疽热和肺结核进行的研究确立起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这对诊断和治疗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在1882年发现引起肺结核的细菌的报告，证实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由此也将特定的生物体与具体的疾病联系起来，他创立的这一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巴斯德和科赫的工作将人们引向了细菌科学，并促进了免疫学、卫生学的发展——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所做的贡献超过了此前1000年中的任何科学进步。
把手洗净
１８４８年，匈牙利妇科医师塞麦尔维斯在他的医院里要求他的医学系学生们在看病人之前把手洗干净，病人的死亡率也随着他的这一举动而直线下降——然而他所讲授的卫生学知识却广受抨击。１８６５年（当年塞麦尔维斯死于手部伤口感染），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受到巴斯德的启发，开始使用石炭酸溶液作为手术时的消毒剂；尽管他获得了成功，"石碳酸消毒法"却直到十多年后才流行开来。在科赫之后，进步更加迅速了：１８８６年是蒸气杀菌，１８９０年是手术手套，１８９６年是纱布口罩。
水的净化（１８２９年）
一个人一生要喝掉7.3万升水。但是在1829年伦敦的切尔西水厂在泰晤士河上安装其划时代的缓沙过滤器以前，还没有公众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使水变得清洁。即使是在1829年之后，伦敦和其他许多地方的饮用水仍然是未经过滤的，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十分普遍。最终在1854年，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医师尽管并不知道水中携带细菌，但还是在一个下水道附近的水泵上追踪到了一例霍乱病例的起因。饮用水的净化(加之1909年引入的氯气的使用)可能是千年中最重要的大众健康进步了。
我们内部的影像（１８９５年）
就像许多科学发现的出现一样，X射线的被发现也是那么偶然，1995年1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正在研究电时，得到了出乎他期望的发现。他将一根带有电线的真空管连接在一只黑色盒子的两头，他将实验室的灯关掉，并且使盒子通上电。神秘的荧光出现了，不是从盒子里的真空管发出的，而是从旁边的用钡处理过的纸屏幕上发出的。
伦琴发现屏幕是因为反射管子里的一些东西而发光。它不是阴极射线也不是他熟悉的其他射线。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了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射线——X射线。伦琴这样称呼它们，它们能穿透厚厚的书本和木头。在屏幕前他将手举起，成为第一个看见自己骨头影像的人。
伦琴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杂志》上刊登了咏X射线的诗歌，讲述伦敦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宣扬的是经X射线照射存在的衣服。很快，医生们就使用这一新技术观察骨折和伤兵体内的子弹。最终，改进了的仪器生产出来了，烧伤和脱发的副作用减少了。20世纪70年代，用静电放射拍摄的照片减少了检查者暴露的时间和得癌症的危险。从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CAT)扫描到磁共振成像(MRIS)，X射线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观察人体内部的窗户。
似乎接受了信号一样：塑料（１９０７年）
恐怕大象比地球上的人类更欢心于得知塑料的发明了。几个世纪以来，象牙一直是从刀柄到台球等诸多物品的标准用料。在19世纪80年代，象牙供给的萎缩和台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共同引发了一场危机。美国国内最大的一家台球制造商迫不及待地宣布，对于任何一位能够研究出象牙的人工合成替代物的"发明天才"将给予1万美金金币的"眩目的财富"。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而且是屏了又屏。直到1907年，一位比利时出生的名叫里奥·贝克兰的发明家在捆扎快速反应的相纸时，才偶然发现了合适的苯酚和甲醛的化合物。这种首次完全由人工合成的塑料，也就是酚醛塑料，它能够抗热、抗电、防酸。无论是对玩台球的人来说还是对初生的汽车和电子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喜讯。一个大型的塑料产业是多功能的，从电话到盥洗室用具，从烟灰缸到飞机部件，到处都是其用武之地。到1968年，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寻找一份"肯定不会错"的职业，人们会力劝他听一听这句话："就一个词，塑料"。30年后，这种奇迹般的材料已经演变成为价值2600亿美元的产业，全世界的雇员超过了130万。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塑料的世界。
沉静的春天（１９６２年）
拉歇尔·卡森1962年的最畅销书籍《沉静的春天》启动了现代环境运动，但是静静的春天并未到来。这个不喜欢出风头的海洋生物学家希望能有其他人也来写一写杀虫剂的危害，但是没有人愿意。于是卡森就开始了一个为期四年，被副总统戈尔称作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计划。
DDT杀虫剂在20世纪40年代的成功激发了美国人对杀虫剂的偏爱。但是其应用也杀害掉了鱼和鸟，并使人类面临疾病的威胁。卡森警告说："人类的每一分子现在都与危险化学品有着接触并受其制约，直至死亡。"
她的书，对控制杀虫剂的使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启迪了民众，推翻了美国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盲信。变化可谓立竿见影：1970年——美国环保署，地球日，大气清洁法案；1972年——水清洁法案，禁用DDT；1987年--第一个停止生产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的全球环境协定。美国在1992年加入了由联合国发起的延缓全球变暖联盟。如果不是卡森对于"没有噪声"的春天的描述，我们可能至今仍然对"人也是这种自然平衡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摘自《千年记忆——１００个改变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版，定价：２８．００元。社址：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８１号，邮编：１０００８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