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在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联想到李清照《声声慢》的名句别有一番滋味。"将息"是宋代民间方言，"将"者，"养"也，"最难将息"的日子不易过。偏偏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非典型肺炎病毒并非偶然地侵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大受困扰。我有七律二首抒感：
缩手安身闭暮寒，闲来心绪发无端。
乱红飞絮窗前过，新绿抽芽雾里看。
百事废兴人上下，三春寂寞鸟盘桓。
咎由自取求诸己，大道青天别样宽。
来无影迹去无踪，恍惚迷漫隐小虫。
信口开河唾飞沫，立身空穴浪随风。
人言哪得畏如许?芽 口罩还须慎数重。
春暮岂期春永驻，病痊更把病源穷。
经过一番艰巨的努力，特别是白衣使者的奋战，ＳＡＲＳ初息，引来阵阵欢呼。各国医学专家谨慎看待"非典"。有头脑的人在继续关注、研究、思考。尽管ＳＡＲＳ病源还没有得到最终的揭示，而从社会机制、生活方式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弊端已足够引起反思。反思，实际上从最初ＳＡＲＳ发现时起已经在进行，现在的问题是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若说反思的"彻底"性，也许有人向往过去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那样的生活，与世无争，只索取生活必需的那部分；也许有的哲学家、宗教家在思念着"世外桃源"般的童话境界，但这些都是徒劳的。然而经过这场"非典"风波之后，人们一方面加强了对ＳＡＲＳ病毒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健忘"、"记忆力减退"的本性或症状如果不加以改变，有些积习或风气反倒增强了"免疫力"，依然或变相发展，大行其市，便不能保证ＳＡＲＳ不以另一种形态滋生蔓延，我指的是生命世界，也可以扩大到人的精神世界。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便在无数动物中凸现了"万物之灵"。"万物之灵"是伟大的，伟大到几乎忘记自己也是万物之一种。人自视为万物之灵而又天生具有十足的动物性，于是陷入困境，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常常被掩盖，弗洛伊德是可贵的"零距离"者，他的学说直接触及人的动物性。人的动物性因有高智能支持而比一般动物更强。倘若人把自己从"灵"的地位降到"万物之一"来观察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许多问题就很清楚了。可是人太相信自己的本领，对于地球上的一切都要无条件地征讨、杀伐、占有、享用、侵吞……人类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央视西部频道热播的《为什么不能吃它们》令人惊心动魄。１００万年以来每５０年就有一种鸟类灭绝，１００年以来每年都有一种鸟类灭绝。曾繁殖到３０亿只的铺天盖地的旅鸽被人类一只饕餮的嘴吃光了，最后一只旅鸽在１９１４年以博物馆里的标本成为永久的记忆，也成为人类动物性的见证。曾生活在加勒比海岛屿的渡渡鸟灭绝后再也不能摆上山珍海味的餐桌，并影响到一种树木的生存，该树树种是通过渡渡鸟食用排泄后生根发芽的。一种鸟类的灭亡牵连到其他动植物的生存，以致影响整个生态平衡。许多人还没有意想到或不懂得自然界局部范围内的谐调遭到哪怕是"小"的破坏，也会招致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受损；突然的易觉察不过是在缓慢的不易觉察之后。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数据，全世界约有１／８鸟类和１／４的哺乳动物以及１／３的鱼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濒于灭绝，总计有５５００种动物和３．４万种植物受到威胁，面临危机。动植物的"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照此下去，人类将来肯定比地球上最后灭绝的物种要提早消亡。"地球村"村民的概念是否应扩大到人类以外的动植物呢?圣雄甘地说："从一个国家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为人。"历史上武松是打虎的英雄，现在老虎成了保护动物，像这样的事例是不是可以促使我们把问题想得深远些呢?爱因斯坦请求人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以及整个美丽的大自然"。
人类面对大自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选"?穴同前?雪，尽情享用自然赐予的天然资源而又不懂得爱惜，这实际上是不懂得"自爱"；"不自爱"的结果是破坏天人合一的规则，毁伤自己的美好家园，损害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万物之灵"过分的感觉良好，不能把自己放在自然中恰当的位置上，一股劲地与天斗，与地斗，必然走向反面，触怒"天"、"地"。人们能不能想一想，"天"、"地"是否总是人的"斗争"对象?
只有少数哲学家，发表了悲天悯人的预言，甚至出以激愤，用蔑视的口吻对待人类，触犯人的自尊，比如尼采，可是其中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终极思考的合理因素，意在激发人的自省、自责和自觉。
在自然界里，有智慧的人的动物性超出了一般的动物的本性，在人文领域，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种种"病毒"。针对经济发展中毁灭性的破坏行动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涉及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各方面。它不仅是手段，更是长远的宗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最早见于１９８７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持续发展"问题，是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协调长远发展问题。然而可持续发展观念远没有被广泛深入接受。我们的行为表明，在追求某个目标的时候所表现出的短视，急切，利欲熏心，使我们很可能离目标更远。发展一旦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为"中心"，便在无可指摘的大方向下不惜一切，牺牲不该牺牲的，以至危及根本。对于"量"的追求，无疑是现代生活中科学性的一个标志，但是"量"不能为一切定性，在精神领域里，有许多是不可能量化的。精神产品的效应，并不总以数量衡定。数量增长，有时出现的是负面效应。在物质生活中，数量的增长如果不是为人的需要带来普遍性效益，如果过分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那么经济发展就脱离了人文思想的轨道，就蕴藏着危机。
片面看重指标、技术，是促使人的心态躁动、不安的一个因素。孩子学点绘画与书法，是有意义的美育活动，可以净化灵魂，远离庸俗。虽然美育也离不开一定的技能，但技能不是目的。现在的情况是，家长要求孩子学钢琴、绘画、书法，大多着眼于培养孩子的"特长"，以"特长生"招人刮目相看，以求得考学加分。往往因为偏重技法，绘画与书法便失去天真的趣味，书法中那种"小大人"的气息令人窒闷。有人注意到，有的外国儿童的绘画，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以至看战争、灾难、生态平衡、探索宇宙等重大课题或事件，相比之下，我们偏重技法?穴临习古人或从摭拾古人的今人那里得来?雪的儿童画却缺少生命力。美育，如何回归到它原来的起点，很值得深思。美育陷入世俗化、功利化，也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环境。如果以美育为名，却在生活里添加着躁动不安，那么美育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数量众多的绘画书法展览、出版物、影像……细想起来，又有多少能够称得起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观照呢?有些现象，我们可从大众化的、普及的意义上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难道我们不是更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反思以求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吗?
我们不喜欢"危机"这个字眼，"莺歌燕舞"要比它好听好看得多。我们喜欢说"大好"、"越来越好"，既可以麻醉别人也可以谎骗自己。我们愿意把"坏事变好事"泛化，而不顾坏事与好事转化的条件。我们为了眼前而宁肯"釜底抽薪"，"杀鸡取卵"，不问长远的利益。我们看重科学的技术方面，不懂科学思想比技术更为根本。我们宁肯加入"诺诺"的行列，不肯担当"一士之谔谔"的风险。
"中心"与"非中心"之间，并非一切"非中心"都只能围绕"中心"并向"中心"靠拢、转化。文化可以有经济的形态，但文化不能等同于经济。一个搭台，一个唱戏，那么相互的渗透、融合到哪里去了?文化自身的意识到哪里去了?经济的人文化到哪里去了?
精神上的ＳＡＲＳ不是因为发现了某种冠状病毒才有的，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事实是，人对自然，对天地万物，是不能没有敬畏之心的。大科学家发现了重要的公式，会由衷地滋生出一种对世界敬畏的心情，惊嗟宇宙的辉煌，已知世界的渺小和未知世界的无限性质。传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的情景，当与科学家发现公式时那种敬畏的心情相类似。
我写过一篇《"介居"小谈》的短文。"介居"是我的斋名。有人从"介"联想到"耿介"，这并非我的初衷。我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居住面积较小，"介"可与"芥"通，"芥"者，"芥子"也，用来比喻小。介也可以解作大，《诗经》上有"报以介福"，"介福"即洪福。人介于天地之间，"以天地为穹庐"，要与天地相通，与天地合一。所以我喜欢这个"介"字。"攸介攸止"，"介"为止息之地，解作庐舍。可以想像，人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与天地相斗，到头来，干旱无雨，良田荒芜，土地沙漠化，就会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翻看古代碑帖，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享受。南京博物馆藏八大山人书《昼锦堂记》，印在八开大的画册上，字只有小拇指甲大小，我请人复印成近乎原作那么大，约六尺纸，挂在房间里随时观赏，仿佛晤对古人，直接与之交流。以前我听到有的画家议论：为什么总说绘画受书法的影响，而不说书法受绘画的影响呢?我看八大山人的书法，是受了绘画的很大影响的。他很讲疏密，有些字的结体夸张得有趣，单个儿看不怎么美观，有大、小，方、圆，长、扁，甚至感到有点故意做作，总体看就很有韵味，他很讲究挪让。那一竖笔，很像他画的荷花梗，力量饱满。有的仿八大山人的伪作，无论书法的竖笔或绘画的荷梗，都达不到八大山人的笔力。笔力是中国书法特有的魅力。
书法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发挥审美效应，是因为书法美客观存在着。但能否认识客观存在的美，从何种角度认识以及认识到何种程度，因人而异，有很大差别。加强书法的审美功能和文化魅力，一方面固然靠创作者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同书法的接受者密不可分。"水涨船高"。没有钟子期这样的知音，俞伯牙的琴声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存在。唐代诗歌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那时的诗歌是很普及的，诗人的佳作一出来，迅速在民间传布，获得反响，"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与元九书》），这样又促进了诗人群体的提高。
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包括评论、出版、新闻媒体、展览、销售，等等。书画的经营者很重要，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书画的经营者今后将越来越发挥其中介作用。经营者要有眼光，要懂得维护作家与消费者的利益，提高消费者的审美眼光，发挥审美效应，而不是一味迁就其或降低消费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水平，更不是贪图眼前经济效应，损害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１９世纪俄罗斯特列恰可夫兄弟，既是艺术品的经营者、收藏者，又是艺术家的挚友，这种良好的关系传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听说，围绕着琉璃厂一带的书画场所还要扩建。设想如果不遵循艺术规律去规划和经营，又如果假冒伪劣作品一如今日充斥其间，那么我们的扩建会有多少价值?是否会产生积极效果呢?在那里书画事业能不能真正沿着"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一方向前进呢?
我已经多次听说，从外地来的以虔诚的朝拜心情到琉璃厂的人们，当他们眼看琉璃厂已经被假冒伪劣的货色污染，充满了失望和愤慨。还有被骗的外国人，也许一时蒙在鼓里，但一旦察觉，又将产生怎样的感叹？
精神文明建设是不能仅以硬件计算的，光靠"打造"不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比之经济指标上升更难，更为任重道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当也同样扩展到文化领域。以书画来说，我们现在某些做法不是拓展今后的道路而是起着搅浑以至扼杀的作用。
生活里充满着美，可以说"美"贯穿在全部生活之中，栽花养鸟可以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人们都乐于称之为美，它也可能反映出消极无聊，而热爱人生和消极无聊两种类型之中，还各有许多差异，有许多层次，我们应当有分析地看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观看世界杯足球赛那阵子，我想起中学时代一位比我高三个学年的同学曹鹏，他是著名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中学时代喜欢踢足球，担当"卫"的角色。曹鹏的球艺不算十分出众，但是他常常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面对对方的攻击，突然飞速猛冲，全身仰倒在地，将球踢出，令已达到球门前的威胁化险为夷。这样一个惊险的镜头，我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闭目如在目前。这是一种什么境界？这是足球的美学境界，难道不也是人生的美学境界？这种境界在生活里不是与赴汤蹈火、舍己为人的精神相通的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里，有许多白衣战士不是发挥了这样的精神吗？我以为这种境界可以看作人生最高的美学境界，同道德境界相一致的。
细算一下，我的家族，连同我夫人殷秀珍本人和她的家族，总共有１４位医护人员。通过这次抗"非典"，大家对白衣天使的崇高职责、献身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就我来说，是早有体会的，他（她）们长年累月接触病人，职业本身要求他（她）们做出奉献，包括自身的健康直至生命。他（她）们一般收入较低，而担当的风险却很大。社会如何更好地理解医护人员，提高他（她）们的待遇，是早该注意的问题。只反所谓"红包"，不注意改善医护人员待遇是不公平的。这次抗"非典"，我的一位医生表弟染上了"非典"，连同他的夫人、儿子都感染了。
我本人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我常想，如果把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编辑工作者为人作嫁的精神结合起来，肯定有一个美好的精神境界。
经过一场波折，大家都认为应当反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反思能够达到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在庆祝胜利的鼓乐声中，不要忘记：我们是很容易健忘的一群。
２００３年６月初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