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被后世尊为"北方的实业巨头"。周学熙（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字缉之，号止庵，晚号松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１８９３年癸巳科举人，以道台候补山东，后出任山东大学堂总办。１９００年开始操办官私大小实业，历任天津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工艺局督办，先后创办的著名企业有：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大宛实业银行、华新纱厂、兴华棉业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这期间还两度出任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与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齐名，被誉为"南张北周"，均以举办实业出名。周学熙办实业，充分调动和显示了他的家族力量，带动其兄弟、子侄、亲戚一大批人投入其中，并把周氏家族，从官宦之家转向民族资产阶级家族财团，也促使北方诸多官方企业向私营企业转化。所以在２０世纪初的几十年内，周学熙很大程度上，是个掌握了北方官私企业命脉的人；在其家族内部，又是家族集团的领袖。
周学熙是一个大实业家、大金融家，同时他还是个藏书家。１９０８年，他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杜陵诗史》），周氏爱之莫名，遂以红木匣子储之，并在匣子上刻上得书经过，以及自己的考证心得。
这部《杜陵诗史》不仅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刮目。此书汇集了宋代文学家王禹?、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等七十余人的注释和评语，这对后人正确地理解杜诗，提供了历代文学大家们的研究成果。从收藏角度看，此书又遍钤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赏印，如华夏、朱大韶、季振宜、徐乾学、 宋荦等等。况且印本本身确为"字大如钱，纸洁如玉"，是藏书家心目中的极品，又是孤本，所以视之为"价值连城"，绝不过分。周氏得书之心情，可以想见。谁知周的内弟刘世珩也是个爱书如命的藏书家和收藏家，其父（即周缉之的岳丈）刘瑞?曾两次出任上海道台（即苏松太兵备道）又历任驻英、驻德、驻比利时公使，家饶于资，钟鸣鼎食之余，子孙亦养成读书与藏书的雅好。一日刘世珩在姐姐家串门，姐夫周学熙出示新获之书供其欣赏，刘氏爱不释手，只是不便说出请姐夫割爱。当姐夫看出了妻弟的心思，一笑之余，说你真心喜欢就拿去好了?选刘世珩感激不尽，捧"奇书"而归，储之藏书之所玉海堂。
刘世珩安徽贵池人，素以藏书、刻书知名江南，是为周氏家族"外延"部分的藏书家。他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辛亥革命后誓"不食周粟"，长期在上海当寓公。曾得宋版和元版《玉海》各一部，故额其居曰玉海堂，又得由阳丁氏旧藏宋嘉?本篆、正二体石经，均天壤间仅存之物。他还以刊刻多部大部头的丛书闻达当世，诸如《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等等。他得《杜陵诗史》后喜不自胜，在姐丈周学熙制的红木匣外再函之以楠木匣，亦在匣上刻字记事。１９２６年刘世珩去世后，其所有藏品包括这部《杜陵诗史》，均由其子刘公鲁继藏。
刘公鲁系刘家单传独苗，一生不曾外出做事，整日埋头于家中碑刻书画。抗战中他率全家往苏州避难，居城内大太平巷，日本人破城而入时，他惊吓成疾，不久便弃世而去。
刘公鲁去世时遗下妻子儿女共１０口人，子女均未长成，只能靠变卖家中旧物度日。《杜陵诗史》即在此时抵押给曾当过蒋介石老师的何亚农。后来刘公鲁之妻备了款子去赎，何氏竟不认账，说是当年已买断。何亚农居住在苏州市十全街南园，因其跟蒋介石、日本人、汪伪均有联系，因此于日本宣布投降之日，连夜只身出逃，后在北平病死，他的太太则在解放初于苏州寓所内遭人杀害，此凶杀案几十年来不曾侦破。后来，他家的儿女出走四方，苏州南园的房子就作为苏州市的外宾招待所，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曾于一间浴室的后墙上，发现一扇活动的门板，门板内有一密室，密室的二层楼阁上，堆放了数十箱上了封条的何氏藏物。工作人员报告了苏州市文管会，文管会派人来接收，藏物多为书画、石章和瓷器，可其中并没有这部《杜陵诗史》。《杜陵诗史》似乎从天地间消失了。
然而又过了十几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藏书及其他藏品一夜间都成了"四旧"，谁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奇怪的是，这时《杜陵诗史》却又露面了，被人拿到苏州市古旧书店去估价，索要５０００元。苏州古旧书店大有识货人，买卖成交，转手后又归之于苏州市图书馆善本室，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后来人们才知道，何亚农当年不肯还赎的原因是他已经将书卖给了王季常，王家的女儿与刘公鲁的儿子刘重焘（现华东师大图书馆研究员）是中学同学，然而并不了解大人们的交易。而把书卖给苏州市古旧书店的，竟是王家一个老女佣的女儿。于是围绕此书的所有权问题，又出现了麻烦。王家后人诉诸法庭，认为该女佣偷了他们家的宋版书去卖的；而女佣则说，是王季常老太临终时送她的，因王老太晚年病卧在床，全靠她来喂饭服侍，并且为之送终……官司打了多年，不知最后如何了结，然《杜陵诗史》已归苏州市图书馆，安然无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