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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窗碎影(之五)——《随想录》的线装本

2003-10-10 00:00:00 来源:书摘 袁 鹰 我有话说

今年11月将迎来巴金老人百岁华诞。全国文艺界都在准备热烈而隆重地庆祝老人的期 颐大庆,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许多出版社、报纸、杂志都在制定包含多种活动内容的计划和安排。其中有一项是展览陈列老人已出版著作的各种版本。
  
  我就想起十年前出版的一种特殊的、新颖的版本——巴老晚年力作《随想录》的线装本。
  
  《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发表在1978年12月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距今已整整二十五年。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卷《随想录》,收入三十篇。其后十年间,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印行过五卷单行本、合订本、特装本共九种版本。我未曾统计九种版本一共印了多少册,反正市上早已不见踪影,想买也买不到了。若是哪一次书市或者义卖活动中偶尔出现几本,绝对会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精品。这本作者用生命写下的书,越过时间的风雨,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深刻认识,愈久愈闪耀金子般的光辉。
  
  十年前的夏天,人民日报老记者、已故的夏宗禹兄来商量为《随想录》再印一版线装本,作为巴金老人九旬大寿的贺礼。宗禹兄从报社离休以后,受华夏出版社委托,一直忙着编纂一套大型的《君子书》,即弘一法师,丰子恺、叶圣陶、马一浮四位大师的诗书墨迹丛书,由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印制。这套书内容和印刷装帧都臻上乘,被人视为珍品,爱不释手。我们觉得,如果也为《随想录》出一版线装本,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这种版本,若是从经济效益着想,肯定要赔钱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对说真话的《随想录》的感佩,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同样基于这种心情,一连串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照相制版、印刷、装订(而且是线装书)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倒计时地一一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京、沪、杭三地,仆仆风
  尘,不知疲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一定赶在老人华诞之日献上这份礼。这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千千万万读者、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老作家,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颂词、鲜花和蛋糕,而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书。那些时候,不是有人阴阳怪气地散布什么“讲真话不等于讲真理”的怪论吗?不是居然还有人将污水般的唾味吐到老人身上吗?真理毕竟是真理,任何权势也是改变不了的。正应了那两句被人们多次引用的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到深秋,大家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线装本的《随想录》终于印出来,印刷厂派出专人专车,将第一批书从富阳运到上海,送到巴金老人手上。老人的兴奋喜悦可以想见。他将第一套样书送给题写封套书签的冰心老人,委托正在上海的夏宗禹兄用最快的方式送到北京,还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冰心大姊: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定。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巴金”
  
  我受巴老和宗禹兄的委托,一拿到由特快件送到北京的书,立即专诚送去西郊民族大学冰心老人寓所。老人住院两月后才回家不久,身体还比较虚弱,见到线装本,她高兴得不得了,反复摩挲,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巴公写在扉页上的短简,读了一行,抬头问我:“他怎么会知道我要送九十朵玫瑰?我的缎带刚写好,作协的人明天才来取呢。”说罢,就催家里那位大姐展开两条红缎带,上面写着:“巴金老弟九十大庆,冰心欣贺”。
  
  老太太真是童心未泯。她不知道九十朵红玫瑰的信息几天前已经传递到上海了。
  
  她们家的“一等公民”咪咪,老太太说它是“人来疯”,这时纵身一跳上了书桌,在那套线装本边摸摸闻闻,不想离开。老太太轻轻爱抚它全身白毛:“你也想看看这套书?”
  
  巴公在书里夹了一张照片,是当年七月在四湖边休养时所摄。老太太将照片立在面前,左看右看,高兴地笑起来:“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停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说:“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不禁恻然,默默咀嚼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巴金《随想录》,浙江富阳古籍出版社印刷,199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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