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男，1962年出生，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放下武器》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合安县副县长郑天良被枪毙了。他的外甥大宝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郑天良被“双规”前刚刚荣获“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十二年前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
于是靠自由撰稿谋生的大宝从省城回到县城开始调查舅舅郑天良腐败堕落的事实真相，并准备按书商姚遥的要求，为《一百个贪官和他们的女人们》系列丛书写一本畅销书。
而大宝的调查却与书商的要求越来越远，事实的真相极其复杂。
1949年春天郑天良出生在一个破庙里，母亲难产死在黎明婴儿的啼哭声中，从小失去母亲的郑天良生活非常艰苦，1960年刚读中学的郑天良差点饿死，是姐姐乞讨的残羹剩饭救活了郑天良。高中毕业，郑天良回到村里做了一个兽医。专门为各生产队的猪牛羊治病。他骟牛卵子的活计是全公社闻名的，往牛身后一站，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一眨眼，两个滚烫的牛卵子活蹦乱跳地就在手掌心了。那时候，纯朴而善良的郑天良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
1973年夏天，生产队沤粪池氨气挥发毒倒了十二个社员，郑天良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抢救，避免了中毒事件的进一步恶化，救活了九个社员。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模范”，并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回到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二十九岁那一年任党委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
年轻气盛的郑天良看着贫穷而落后的乡村，决心改变面貌，年初六就带着全公社各大队书记到江苏华西大队参观，回来后让全乡改种经济价值很高的蔬菜。自己带着公社党委秘书黄以恒到江浙一带推销蔬菜，一路上受尽了委屈，还被人家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在小旅馆里，黄以恒为他打来了洗脚水，对郑天良关怀备至。一天，黄以恒悄悄地给国营蔬菜公司领导送去了麻油和花生等土特产后，终于推销出去了二十万公斤蔬菜。郑天良感到很纳闷，“蔬菜公司领导是不是党员呀?怎么能收土特产呢?”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
郑天良对黄以恒很器重，他甚至表扬说，“小黄的能力足以当公社书记”。黄以恒谦虚地说，“郑书记，我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的零头。”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失去信任的是，黄以恒在公社值班时擅自将公社惟一的一台吉普车开走了，前来洽谈蔬菜订购的江苏客商由于没有车到县城去接，不辞而别，一百万公斤蔬菜销售计划泡汤。郑天良气得指着黄以恒鼻子骂道，“你这个王八蛋，我要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但黄以恒是县里派下来帮助临时工作的，所以县委书记梁邦定将他调回了县里。处分也就不了了之。二十年后，郑天良才知道那天黄以恒将吉普车开走为梁书记侄子娶媳妇接亲去了。
郑天良在县城边上办起了酱菜厂，其后随着铁器农具厂、粮食加工厂、纺织厂的开办，以“合和”酱菜厂为龙头，朝阳公社迅速成为“全省乡镇企业十强”，成为全县首富。有人甚至提出合安县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就是，“远学华西村，近学马坝乡”。此时朝阳公社已改为马坝乡，郑天良在合安县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
1983年，中央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郑天良、黄以恒、吴成业被作为县里“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送到了省行政学院进修一年。郑天良跟黄以恒由上下级成了同班同学。自我感觉良好的郑天良对黄以恒说，“小黄呀，通过这次学习，我希望你能在作风上和思想上得到全面提高。”黄以恒说，“郑书记的话我一定牢记在心。”
老县长即将离任，政绩突出、踌蹒满志的郑天良在学习期间，一次次地在心里规划着合安县的发展蓝图，他觉得“第三梯队”里他是最有资格进入县政府班子的。一年后，郑天良他们回到县里，已升任市委副书记的梁邦定找他们三人谈了一次话，要他们不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要努力进取，要服从大局。郑天良表示，“一定服从组织安排”。没过多久，组织决定下来了，黄以恒任合安县县长，郑天良任县轻工业局长。郑天良一下子懵了。县委组织部王部长找郑天良谈话时说，“个人的能力和成绩是党的信任、领导关怀、群众支持的结果，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要有能力论，但不要唯能力论。”郑天良说，“我还是想回到马坝乡去，我适合与农民打交道。”黄以恒县长找郑天良到县长办公室谈话，他让秘书宣中阳泡了一杯谷雨前的新茶，又给他递了一支烟，语气温和地说，“郑书记，论能力，你比我强，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你怎么就不愿在我这届政府里任局长呢?”郑天良很拗口地说，“黄，黄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马坝乡还没有完全消灭耕牛实现机械化。如果组织上还没下文，就让我回马坝去，如果组织上已经下文了，我就服从。”经过黄以恒的努力，郑天良终于回到了马坝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
郑天良回到马坝乡整天在各个村子里跑田头地垅，与村民们吃住在一起。县里来领导，他一律不陪同，也不陪吃饭喝酒，乡干部陪领导吃饭，他硬是要让每人交五块钱伙食费。这是他早就定下的规矩。一次县委陈书记陪市乡镇企业局长来马坝调研，提前一天就通知了乡里，但郑天良却到苏南考察酱菜销售市场去了，陈书记很不高兴。年底，县里决定干部交流，将郑天良交流到偏僻的百分之八十没电的东店乡去任党委书记。郑天良有些想不通，陈书记说，“你有能力，有魄力，组织上对你很信任，所以让你去开创新局面。这是给你压担子。”组织部长于部长说，“干部交流是正常的，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要交流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呢?”郑天良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外界都说，郑天良居功自傲，目无上司，这次变动是让他知道个人能力实际上是有限
的。
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合安调研，他指名要到马坝去考察乡镇企业，并在县五大班子座谈会上说要重用年轻干部，他举例说郑天良这样年轻干部就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会上还引用了郑天良的话，“转变观念容易，转变行动很难”。正要去兔子不拉屎的东店乡上任的郑天良在魏廷旺副书记调研后没几天，立即被市委任命为合安县副县长。县里都在传说魏廷旺是郑天良的后台，其实魏副书记只是看过郑天良在行政学院进修时写过的一篇文章，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在全省乡镇企业表彰会上见过一面而已。但人们都这么说，郑天良有口难辩。
郑天良成了抓工业的副县长，成了黄以恒县长的副手。
此时正是合安县经济建设最高潮时期。县里提出“七五”期间要在县城建五条千米商业大道、全县打造八个亿元乡镇，十大亿元企业。简称“五八十”工程。县长办公会上，没有人反对，只有郑天良认为这是“大跃进”，是不切实际的浮夸风，这一不同声音明显是跟黄以恒唱对台戏。但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充分论证，避免少走弯路多交学费。”话虽如此，五八十工程依然如期上马，而且还把工业区的啤酒厂规划在郊外“合和”酱菜厂的厂址上，黄以恒说乡镇企业要办到乡下去，并让个体户赵全福承包了酱菜厂。外界都认为这是黄以恒将郑天良的历史一笔抹尽。郑天良负责工业区的建设，虽心里有感觉，但还是服从大局，迁走了酱菜厂，平息了工人闹事。在此期间，郑天良将乱批计划彩电、冰箱给儿子倒卖的县商业局耿天龙局长拉下
台；乡下姐姐患癌症无钱治病，外甥大宝让舅舅批几十吨水泥倒卖挣钱给母亲动手术，郑天良断然拒绝，终致姐姐在无望中自杀。建筑包工头万源没经过招标竟然擅自进驻了工业区建筑工地，郑天良找到黄以恒要求将其驱逐，并且把万源送到他家的五万块钱，上交给了县纪委。但包工头是省建行刘行长介绍来的，为此，省建行给合安县八千万元贷款就搁浅了。县长办公会上，田来有副县长说郑天良这是哗众取宠，是给“五八十”工程出难题。黄以恒却说郑天良做得对，并在会上提议让郑天良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上报，不久郑天良就正式当选了。到北京参加完命名仪式回来后，黄以恒让郑天良到三省交界的新成立的“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当主任，并进入县委常委。“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天良服从组织决定到了乡下，准备在实验区大干一场。黄以恒说他要给实验区最大的支持，使其成为全省的典型。但外界都认为，黄以恒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将郑天良这个“五八十”工程的障碍和钉子拔掉了，接替他负责县城工业区建设的是副县长田来有。郑天良到了乡下后，黄以恒答应的五百万建设资金，只到位了百分之三十，郑天良一边建设道路、供水、供电系统，一边找黄以恒要钱，黄以恒却一拖再拖。郑天良此时感觉他离开黄以恒真的一事无成，没有他的支持就是寸步难行。郑天良焦头烂额，建筑工人由于不能按时拿到钱，工期不能按时完成，修路时农民的土地补偿金不到位，农民堵路。郑天良坐着派出所长的三轮摩托车到乡下与农民协商，农民将其围了起来，所长为保护郑天良掏出枪来威胁老百姓并对天放了两枪才解围；建筑工地上农民工金太光在抬楼板时被砸死了，一家人到实验区哭闹。郑天良责问黄以恒说话不算数，黄以恒说县里“五八十”工程资金很紧，但他还是要重点支持实验区，可人一走，拨给的资金依然零零星星。不久，上面来了两个调查组，调查郑天良擅自动用警车警力下乡威胁百姓向百姓开枪的严重事件，另一个调查组调查工业区违反生产安全，不用起吊机让抬楼板的民工死于非命，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又过了一段日子，市里的处分决定下来，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郑天良行政记过处分。郑天良向黄以恒辞职，黄以恒不同意，说不要受到一点小的挫折就泄气，这不是你老郑的风格。郑天良知道，如果建设资金到位，就不会有农民堵路和开枪事件，就不会为省钱而不用起吊车致死民工死亡事件。郑天良在四面楚歌中维持着实验区这个烂摊子，而县城的五条千米大道已建成，工业区厂房林立，年底“全省经济改革工作现场会”在合安举行，并提出了“合安速度”。郑天良的“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在遥远的乡下已经死到临头，没有人提起它，甚至没有人想到它。郑天良被扔在那里心灰意冷，黄以恒由于政绩突出，升任副市长。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一年后撤销，郑天良灰溜溜地回到县城，以一个败军之将的名声继续担任副县长，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从此，在合安一蹶不振。
六年过去了，郑天良在县里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只是一个挂名的副县长。所以他更多的时间是跟一些个体老板们交朋友、吃吃饭、喝喝酒，当年一身锐气和满腔热情的郑天良已经不见了。朋友当中，只有“合和”酱菜厂的老板赵全福对郑天良最看重，他认为郑天良肯定会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而且“合和”酱菜厂最早就是郑天良创办的，能有今天的暴发，郑天良功不可没。他经常请郑天良吃饭洗澡送烟送酒，并在一天晚上郑天良喝多了酒后，在他的“红磨坊”里安排了一位小姐给郑天良。郑天良在晕晕乎乎中跟小姐发生了关系。此时郑天良已经四十九岁了，如果五十岁不提正县级，也就永远不会提拔了。不甘心的郑天良在黄以恒市长到合安调研的时候向黄以恒吐露了心声，并对以前的冒犯表示了歉意。黄以恒市长很原则地安慰他说组织上是有数的。黄以恒的儿子追求郑天良的女儿郑清扬，郑天良极力撮合，并对黄以恒说要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说人往高处走，很好。郑天良觉得如果结成儿女亲家，他会赶上提拔的最后一班车。于是暗地里通过赵全福花钱将郑清扬调到了市里，调令拿到的时候，黄以恒告诉郑天良已经将儿子送到美国去了。郑天良觉得他又被黄以恒耍了，蒙受巨大耻辱。女儿郑清扬看不惯爸爸的投机钻营和讨好巴结，也一气之下跑到深圳打工去了。
郑天良对黄以恒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当年很崇拜郑天良的沈汇丽从南方赚了钱后跟万源一起到合安投资开发房地产，她希望能得到郑天良的支持和帮助，郑天良在许诺了一些条件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因为传说中当年沈汇丽是黄以恒的情人，所以郑天良内心总是希望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这样他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可沈汇丽不承认。原以为，黄以恒要接任市委书记，可省里派来了年轻的省委副秘书长叶正亭任市委书记。这让郑天良极为振奋。此时的合安县的工业区已经是病入膏肓，十大亿元企业一个都没建成，惟一的啤酒厂还在生产，生产一天亏损一万二千元，卖不掉的啤酒强行推销给各乡镇，作为教师和干部的工资。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现在是合安县长，他为了保住黄以恒“形象工程”的最后一块招牌，下了死命令，各乡镇一把手销不了啤酒就把“帽子”交上来。郑天良表面上公开表态积极支持，暗地里却按兵不动。等到叶正亭书记到合安调研时，点名要见郑天良，并对郑天良以往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征求他对合安的发展意见。郑天良于是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遭遇和盘托出，指出自己由于反对假大空的“五八十”形象工程而被贬到乡下，现在形象工程让全县背上四亿多元的银行债务，各乡镇发不出工资，县财政也行将崩溃。他的意见是全面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要将所有的资产盘活，让最大的包袱啤酒厂彻底卖掉，政府再也没钱赔下去了。叶正亭发现郑天良思路清楚，分析准确，就决定让郑天良分管工业，主抓工业区的改革。郑天良重新被重用，他一上来，首先对工业区进行清产核资，将原分管副县长田来有送进了监狱，并着手将啤酒厂卖掉。卖啤酒厂的同时，他准备将当年被黄以恒赶到乡下的“合和”酱菜厂回迁到县城工业区。这两个企业是他和黄以恒的两块政治招牌，他要重新改写历史。强行推销啤酒引起东店乡教师到县政府上访，查扣外地啤酒又引发了打架斗殴，在郑天良的策划下，省电视台给予了曝光。至此，啤酒厂已成为合安经济的一大肿瘤，卖厂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黄以恒和宣中阳面对郑天良的大刀阔斧呼风唤雨毫无办法。郑天良经常对宣中阳说，“正亭书记的意思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