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报道摄影师，河北景县人，生于1951年5月，作品有希望工程纪实系列、唇裂儿童组照等。他拍摄的纪实照片对“希望工程”这场全民性的捐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武仕：摄影在专业类别上也有很多区别，“希望工程”用的您那套“大眼睛”的照片，是您自己主动搞的专题创作，还是受政府委托去拍摄的?请您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
解海龙：我从1980年到1989年一直在学摄影，最基本的东西都学会了，得个什么奖的也没问题了。你只要给我出个题，我脑子一转，就知道我能得什么奖，还没拍就能知道。他们都叫我“获奖专业户”，我也觉得正好，那时候咱们搞文化的不就是想出点名嘛?后来就有人开始挑剔了，他们不问我怎么得奖的，而是说“你有没有不是为了参赛而拍的片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我说：“拍了的都得奖了，没得奖的片子没拍过。”
武：他们是想看您思想性更深点的，更专业化一点的作品。
解：是呀，人家说“改革开放”你就拍“改革开放”，人家说“可爱中华”你就拍“可爱中华”，一天到晚就追着媒体转，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呀?我也觉得干了都十年了，没什么劲了，就把相机封了起来。
武：九十年代初，可是下海经商的好时候哇。
解：可是我就不会做买卖，挣不了钱。我曾经在文化馆承包了一个小酒吧和台球厅，喝着酒打着球，还觉得挺好，一年下来就赔了两三万。于是我就有个决心：“你们都下海，我就上山。”上山干嘛去呢?就是去拍一套不为获奖的、能记录这段历史的东西，等多少年后想了解这段历史，哎，我这有。我就在农村里转悠，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门口坐着玩，也不上课。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去?”“没钱。”小男孩是说一句话就跑了，小女孩呢，是不好意思，就哭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农村儿童失学比例很大，十个中间得有两三个不上学，我想我就要去拍他们是如何渴望读书的。
我决定了之后就跟朋友商量，他们有一种担心：“你可别自己惹事，这个题材有点灰，你这是给政府添麻烦，你拍的全是上不了学的孩子，国外一看中国怎么这样呀?”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吧?那边明明是没学上，穷得要命，这边你想替人说句话，还得琢磨谁高兴、谁不高兴?等你都高兴了这帮孩子又成文盲了。
我在甘肃的会宁县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三个人，都是目光呆滞，大的四十来岁，小的二十七八，没一个成家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还没成家呀?”“没钱呀。”“为什么没钱呀?”“没文化所以挣不着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如果中国一天到晚就说大话，结果呢，就是出来一拨又一拨的文盲，那不全是虚的吗?所以我就决定如实反映中国农村那帮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现状，我觉得城里人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只要帮一个孩子上学了，我这张片子就没白拍。
武：然后您抬腿就去了?
解：我回来跟领导说：“我要用一年时间把全国各地的贫困山区都跑遍了……”领导说“停、停、停，打住!你这叫旅游，我还想把全国各地跑遍了呢。你得说实际一点，多长时间?拍出多少张照片来?在哪个省?再缩一缩!”那我就不敢再说黄河以南了，干脆就说黄河以北吧：“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这四个地方总行了吧?”而且我去的地方都是特贫困的地方：山东沂蒙山，山西太行山，河北燕山一带，河南也是穷地方……
为了不瞎跑，我还去一些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中国十几亿人吧，有两亿文盲，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不在校的学生，按不完全统计达3700万。我觉得这是实话，就是百分之三十多，因为从7岁到13岁在校的孩子是一个亿，于是就把这些数字全抄到本上，开始做这件事。
武：那是在什么时候?就一个人去的?
解：1991年3月，我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门口那儿有一个黑板，上边写着“希望工程”。我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我们团中央正准备搞的一个活动：是劝社会上的人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给农村的孩子们买一根笔、买一个本子。”于是我就跑到团中央去了。
武：是一个正准备搞但是还没开始搞的活动，您找对题了。
解：我和他们说：“我是文化馆的一个摄影工作者，我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在文化馆工作了十年时间，得了三百多个奖，基本功扎实；第二、文化馆已经批准了给我一年时间在外面拍片子，如果你们同意，我跟领导一说就没问题了；第三个呢，我毕竟还当过农村的孩子嘛，对农村比较了解。”他们领导听完了以后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有呀!两条呢。”他们听完以后马上瞪眼睛，我说：“第一条呢就给我开个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我可不是专门去收藏什么落后的东西；第二你得给我一个地图，注明最急待我去的地方。”他说：“还有吗?”我说：“没了。”“哎，你怎么不提钱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是没钱的单位，如果我跟你们要钱，那就是要饭的碰到叫花子了。”他说：“你不跟我要钱，我就知道你是真的了，这事好办了，签约吧。”真正拍片子是1991年4月份以后才开始上路的，我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武：做了很多的调查?
解：我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大别山老区跑遍了，“大眼睛”也好，“小光头”也好，还有流着鼻涕“我要上学”的也好，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妹妹哭了的也好，甚至于还有背砖的小女孩等等的片子都出自于大别山。我这一趟出去，收获特别大，而且通过拍这些东西，修正了我的创作道路，首先考虑的是用事件去打动人，而不是用什么艺术性去夸张。那一年，我去了12个省份，到了1992年4月份，我拿出整套的东西交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回来以后，青少年基金会的人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办个展览。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五十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所以那时候呀，几乎天天都有我的摄影作品在各种书刊里出现，我成当时的新华社了。我觉得这题真的选对了，因为这里面有当时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搁在一起就是“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
武：这个该是您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奖了。
解：一夜之间成名人了，这也请那也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老百姓的故事》，任何一个有名的栏目全来找我，你想想那时候才有几个东方之子，老早就把我排上了，等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这件事被社会认可了。
武：当您改变了这么多孩子的命运的时候，是不是也改变了您自己的命运?
解：我呢也从崇文文化馆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了。于是更如虎添翼了，整天坐着火车、飞机满处跑，相机也是公家的了，胶卷也随便使了，社会上很多人做我的后盾，只要我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武：当好人的感觉，会不会觉得累?
解：曾经有件事，1993年的12月，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去西柏坡采访，这个时候就收到了一个一千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有什么话，我想我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这么高呀。后来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五百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该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是高的，拿了这个钱我就在农村转，找到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到这家人是救命的，(他们)跪在那就磕头，我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这样的事情我会经常讲给大家听，不要老讲有钱人怎么帮助人，也要讲没钱的人怎么帮助人，甚至于“坏人”经过这种事都变成好人了。咱们把这个事比喻成“高压电”，如果有权利的人拿着这钱干别的事情，那真是天理难容，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谁就会被电死!
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我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我去看他们，给他们讲些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我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全哭，我讲这个的时候，全哭!
武：是呀，这样的故事非常感人!
解：这样含金量高的故事还多着呢!希望工程到现在十二年了，已经收到捐款十九个亿了，极少发现贪污腐败的事情。230万个孩子回到学校，还盖了8335所小学。
font color=0000FF>武：可是这十几年解决的，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解：í虽然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你帮助几个孩子上学了，其他的稍微富一点的也就让孩子上学了，大家都认识到“莫为近利误前程，快速自立去读书”。上次我坐出租车，的哥认出我来了，说：“我们一天工作8小时也就交个份儿钱，要想自己挣钱还得加班，一天就挣这一百多块钱，你看我们苦不苦?但是把这钱给孩子，我愿意，也别光我一人，北京有6万的哥呢!”后来就办了一个“北京的哥献爱心”活动，盖了好多希望小学。
有一个教授，获得了“中华人口奖”的两万元奖金，获奖他是知道了，但奖金还没有收到就死了，得了癌症。临死之前留下一句话：“等我的奖金到了，一定要给那个记者打电话。”结果一个老太太，是人民大学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一进门就说：“这是我老伴刘宁，已经去世了。”(遗像)旁边摆着几个苹果，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那两万块钱。她说：“你把这钱拿走吧，这是我老伴的遗言。”你说你能不感动吗?有好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确实是能让人思考。
武：做一个好人着实不容易，就是按照好人做事的思路去想一想，都能让人改变不少，演《离开雷锋的日子》的那个演员——刘佩琦，还有演《孔繁森》的那个演员，演完好人以后，受到感染，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了，好得不能自拔，一年都接不了其他的戏，什么都演不了了，接茬演好人还行，我现在是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
解：就说雷锋干了好事不留名这点，现在很多人已不可能做到了，做好事可以，但不让留名，心里就会难受。有一次我做了一件好事，人家就没问我叫什么，我就特难受。我上厕所，厕所里有一个钱包，地上有好多卡，还有一个身份证，我用纸把它拿起来，擦干净了一看，就在我家旁边不远，也就2里多地，于是我就把那些卡都装到一个袋里，臭烘烘的，按着地址给人家送去了。在门口一喊，叫什么名儿的有没有?一女的出来了，她说：“我儿子就叫这名呀。”“他丢东西了没有?”她说：“丢了，丢了一钱包。”我就把东西全抖了出来，“哎呦!”他妈这捂着嘴，“这么臭。”我心里说：“大妈，您别嫌臭，这些都是我一张一张拿手捡起来的。”(她说)“啊，好、好、好。”捂着鼻子，“再见，再见!谢谢，谢谢再见。”“哎她怎么不问我是谁呀?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您要是问，我就赶紧告诉您，我就会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是记者。”我也为记者拔拔份。嘿!不问，我就觉着她不会办事，我就觉得我冤。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青基会有规定，捐款不能不留姓名，有一个人他给“希望工程”捐了好多钱，就没留姓名。河北石家庄青基会收到一笔捐款，这个捐款是寄去的，没法查，上面只写着“李先生”，地址也没有，这份钱里的一部份就到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手里，他上了学了，他爷爷领着他的孙子，扛着一袋黄豆到石家庄感谢去了，结果一查捐款人只是“李先生”，老汉就特别失望，领着孩子往回走。电视台把这段录下来了，给播了，结尾说了一句话，让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电视里说：“大爷，您别为这事发愁，其实您没白来。您看，就在您的旁边，与您擦肩而过的，不都是李先生吗?”
武：你最近又重新拍“大眼睛”了。
解：只要是山里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而且返贫的也有呀，这个困难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天灾人祸什么的。
“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是金牌子，一提它就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小偷一听，手都能缩回来，甚至会说“咱们偷一天，都捐‘希望工程’。”咱们关起门来说，有的人曾经做过对不起社会的事，他也会通过这个“希望工程”来洗刷自己的灵魂，大有人在。虽然“希望工程”不搞了，但这种公益事业还要搞，搞什么呢?远程教育，配合全国教育在全国任何一个村子都配一台电脑。
武：所以你们就给“大眼睛”送了一台电脑去。
解：对，现在十年过去了，“大眼睛”上高二了，新的渴望有了，要接受高科技教育，缩短城市和农村的数字鸿沟，因此就决定还拿苏明娟说事：昨天她要上学，今天她要上网了。
（选自《纯粹》，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8月版，定价：33.00元。社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邮编：1000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