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父母的忙碌。每年总有些时日和父母的分离，对许多孩子更属司空见惯。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记不得是几年级了，曾立喜欢上了集邮。中南海里许多孩子集邮，可能是互相濡染所至。以此最出名的，就是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他不光是集的量多题材广，还颇有心得和创意。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他请毛泽东在他集的一版纪念邮票上，签上了名字。“杨小二参加过数次国际邮展，拿过好几个奖呐。”中南海里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回忆起来都这样说。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理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以及各国人士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来信。许多办公室里，堆着成捆成捆的信。这对集邮确有近水楼台之便，集邮的孩子也都设法从秘书室弄邮票。
集邮，是一项有益于提高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爱好。因此，田家英对女儿和中南海其他孩子的集邮兴趣很支持。大概是为了搬迁吧，曾对毛泽东在静谷的书房做了一次整理，结果清理出几本集邮册，里面挟满了邮票。
询问了许多人，都不知这些集邮册是何时放入书房、属于何人的。有几个比较大的男孩听说此事，便缠着田家英要。田家英想：即然无主，不如满足孩子们的兴趣，便将邮票分给了这些孩子。
因为工作繁冗，田家英从未对过手的邮品邮票多加琢磨，直到自己的女儿也对集邮发生了兴趣，他在关心女儿的爱好时，才对邮票留意起来，替女儿搜寻一些设计精美的或有收藏价值的邮品，甚至把难得的闲暇匀出一部分，陪女儿侍弄邮票。
时间长了，邮票越集越多，就开始分类，花卉类的、动物类的、运动类的、艺术类的等等。但有珍藏价值的邮票，集起来也不太容易。“梅兰芳舞台艺术的那套邮票，我们还是集了很长时间才集齐的。”曾立说。
不知是由于爸爸的职业启发，还是这一类别的邮票比较多的缘故，在五花八门的分类中，还专门集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人物肖像为专题的集邮册。
在这一专题集邮册中，收集了出自各个国家印制的、各种风格体裁和题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邮票。马克思、恩格斯的稍微少一些，斯大林的要多一些，列宁的最多。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田家英诙谐地对女儿们说：这个本子里收的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
出于寓教于乐的意图吧，田家英几乎每次和孩子一起欣赏集邮册时，总要打开这个专题的本子，说：“来，认认我们的老祖宗。”他一遍又一遍地指点着告诉孩子，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
也许是因为外国人的相貌区别特征于中国人有差异；外国人的名字姓名颠倒又比较长也不大好记，比如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加之好几个星期，才这么温习一遍，把这些人名记住再和肖像对上号，对孩子来说是有些难度。因此几次考试，孩子总不能完全答对。整日与马列主义理论相伴的田家英，不禁生出恨铁难成钢的感叹：“就这么几个人像都记不住，你们距离马列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呦!”
又一次，田家英在曾自辨认出错时，有点要发急。但当他看到女儿既不解又不知所措的神情时，感到发急起不了丝毫作用，也是急中生智，他猛然想出一个简便的方法：“实在记不住，教你一个窍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按出生顺序排列，他们脸部的特征就是一个比一个胡子少，到毛主席就没有胡子了。”
曾自说：听爸爸这么一说后，我再一看，马、恩、列、斯果然一个比一个胡子少。我一下就记住了，从此再没搞错过。当时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否则自己还不知得耗费多少时间死记硬背呢。
有一次，曾立从父亲拿回的邮品中，看到一种邮品，像邮票，可又没有标币值，票面很大，但不是四四方方的形状；画面很漂亮，内容皆是圣母、耶稣、教堂等宗教题材，就向父亲提出为什么。
对女儿这种仔细的观察，田家英很欣赏，就同她一起研究。他看到这种邮品多贴在信封的封口处，就分析说这可能是专门用于封口的印刷物吧。虽说这邮品没有币值，但很美观，也是成套的，所以曾立攒了许多，可惜都在“文革”中遗失了。
根据规定，秘书室处理后的信件，除了一小部分存档外，多数连信带封都要统一销毁。所以在集邮时，把信封上的邮品剪下来后，必须把信封还回秘书室。有些要保留的信封，剪掉邮票后，留下一个大洞很难看。
田家英想了个办法，用毛巾沾湿水，贴在信封上的邮票处浸淫，过一会儿，就可把邮票揭下来了，信封完好无损，邮票也不会坏。这个办法，一般的成年人都想得出来。但当田家英把这个方法教给女儿时，女儿当时的感觉是：“我的爸爸真伟大!”
康一民的长女康德德也集邮，她哥哥康辉说：“我们集邮是在爸爸去罗马尼亚之后，他那次带回一些邮折、纪念封等邮品，我们看着花花绿绿很漂亮，就来了兴致。”康德德和曾立是好朋友，知道曾立有得到邮票的方便渠道，就常到她家来交换邮票。
最初的交换，她们也不知如何进行，就按票面的标价换。一次，正在交换时，被田家英看见了。待康德德离去后，他非常生气地对女儿说：“怎么能这样交换呢!朋友之间，你有重复的，人家喜欢，就应该送给人家。今后不许再这样交换!从那以后，两人就把对方喜欢且自己重复的邮票，互相赠送，她们的友谊也更加深了。
师大女附中距中南海，说远不算很远，可说近也真不近。坐车有几站，乘车前后还都得走一大截路。中南海大多数在此就读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曾立自然也想有一天能便捷地骑车往返。
要学骑车，是绝对指望不上父母亲来教的。曾立早有打算，她找了爸爸的公务员王福瑞，因为他有一辆公家发的车，是那种进口的车梁很高的旧车。于是，他们把车推到距永福堂不远的居仁堂前的空阔处，在王叔叔的扶持下学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王叔叔松开了手，曾立已能自己晃晃悠悠地骑了。她越骑越快，把扶车人撇在了后面。她骑出了中南海，兜了一圈后，才想到自己还不会上下车。然而过宝光门到中海边是个大下坡，她的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
为了避免人车坠海，曾立紧急中一拐把，车子变了方向，冲向海边的哨位。曾立不知如何是好，惊叫了起来。卫兵也一惊，待要去抓车把时，车子已经撞在哨位边上的门墩，前轮撞得七扭八歪，前叉子也变形了，曾力重重地摔在地上。
撞坏了公家的车子，曾立自忖重罚难免。谁知当她把学车的经过讲了一遍后，父亲脸上的怒气蓦地消逝了：“啊!你刚刚学车，居然就一个人骑着到西单兜了一圈?”“嗯。”“不简单，不简单。”父亲的脸上竟绽出了笑容。
他掏出钱，让王福瑞把公车送去修理，并吩咐说：“明天你陪我女儿去趟商场，帮她挑一辆自行车吧。”就这样，曾立不仅没有因祸得罚，反而“因祸得车”。
“车买回来后，就好像买了什么奢侈品，爸爸妈妈老念叨这是高消费，就仿佛如今买了辆小轿车似的。”曾自还记得当年情景：“那时父母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我姐姐的回忆文章中写过，父亲通过丰子恺‘阿大新，阿二旧，阿三补’的画，给我们讲物尽其用，不应嫌弃旧的、补过的衣服。其实多数布衣服没那么结实，到我这阿二就开始打补丁了。”
中南海里有几位夫人，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都曾学照相自娱。董边是办杂志的，从工作考虑，她觉得杂志文章配些照片，效果更佳，还可以留些资料，所以也曾生出过买架照相机，学学摄影的念头。她家倒是有这个条件，但她最终还是没买。
父母在这方面的自我约束，一点一滴地感染着孩子们。笔者在姐妹俩保存的相册中，看到了几张曾自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照的相。大概正是因为自家没有照相机的缘故，她们家的旧照片很少。
尽管能和子女们团聚的机会比一般人家要少得多，田家英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所投入的思虑，并不比一般的家长少。
曾立、曾自学龄前，父母一直是呼着她们的小名：“小英”、“二英”。大女儿要上小学了，田家英把两个女儿招呼到一起，说该给你们起学名了。他找出一本字典，一边翻阅，一边和妻子商量。但挑了好几个字，都觉得不甚理想。
于是，田家英放下了字典，在思考片刻后，对女儿们说：“你们爸爸14岁就离开了家庭，独立在外，靠卖文生存和念书。我希望你们将来也不要依赖别人，而靠自己的努力开辟人生的道路。我想你们的学名，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合起来就是‘自立’。”妻子董边听了，马上表态赞同。
因为曾立上学早，她就先挑选了个读起来顺口的“立”字。二英嫌“自”字念起来拗口，就缠着爸爸给她改一个字。但田家英态度坚决地说：“还是这个名字好，这里含着爸爸对你们的希望。”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但爸爸的良苦用心，姐妹俩则是在久经阅历之后，才逐渐体味到的。
女儿们从小生长在机关宿舍、幼儿园、小学，都是在干部子弟成堆的寄宿体制内，对社会几乎没有接触和了解。田家英很担心，一直在封闭的优越环境中，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一旦环境变化或遇到风浪，人生的步履是否会偏离理想的轨迹呢?
每当有暇和女儿们坐在一起，田家英就会向她们灌输一些诸如脱离实际就学不到真才实学，干不成什么事业，必须到社会的最基层经风雨见世面，刻苦锻炼才会有出息的道理。但望着女儿们似懂非懂的眼神，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那个年代有类似忧虑的老干部不在少数，但除了对晚辈言传身教的引导外，还设计不出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也许是受到毛泽东把自己刚从苏联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中国农村，读社会大学的启发，田家英也想出了一个给女儿设计特殊学制的方法，在女儿上高中前，先到农村锻炼一年。
和自家孩子们同住南船坞的王敬先，解放战争以后田家英就和他逐渐熟悉起来，新中国成立他随侍毛泽东后，更几乎天天见面，相交更加投契。他家大女儿王志援，和曾立是莫逆的朋友。
60年代初，王敬先因非正常缘故被调出中南海，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因为两家的关系好，田家家英把自己的想法跟王敬先谈了。王敬先对党内秀才田家英一直心存钦佩，他认为田家英的想法很好，陪田家英一起到江苏省太仓专区的乡村，选了一个村子作锻炼点，并提出届时让自己和曾立同年级的女儿一块儿到那里锻炼。
点选好后，田家英回京，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到农村去看看，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看看稻谷是怎样长出来的。虽然这会耽误一年高中课程，但从劳动人民身上，你会学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一课非上不可，对你们的一生都将是有益的。”
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曾立初三的毕业考试尚未进行，“文革”波澜骤起，田家英的这一独创的设计未能实施。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33.00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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