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墨耳朵》，让人感动不已。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长盛不衰，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着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包的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四岁的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我，刚满二十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扬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做主，说透了我是这个包的缘分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赔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蹿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就无所谓苦了。
一九九二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分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铜狗的隔阂与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现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泯灭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没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他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我一时无法判断这青年在想什么。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下午四点钟羊群回盘，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话。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这时候不速之客推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惟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七十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惟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头眼睛黏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亮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槛上，和A回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候一般把大黑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藏着已经很久的邪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地替他呵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了。A打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的真实。A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的风刮得太紧了，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并不是自动与我们往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只是因为住得近；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A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杀”，他咆哮着一定要杀了老狗吉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当鞭子)，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体上，发出扑扑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闲，我听见它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粗又重。
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问他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一点与中国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原则。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罢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视诸如波斯、中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我俩能找着快乐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此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铜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的狗遵循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在灯光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勃然大怒、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狗。衰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大脑袋。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浊哑地呼呼吼着，那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是绝望、是抗议、还是轻蔑。而A愈打愈轻狂，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从吃惊(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怒打狗，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争――，仅在一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惊、道歉、呵斥吉里格，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像，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A无法下手了。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但额吉拼死地伏在地上，掩护着吉里格，A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这是他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如何收场才好，所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冈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的动静，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干二十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像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我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法忘记它。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情，全是因为这个基础。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朝着更低贱、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为A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个褴褛的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抡向A的。他只敢说，决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阳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又恬不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我看见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吉里格对A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蔑视。A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时宜是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时宜也许使人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未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证明着人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样动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摘自《粗饮茶》，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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