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周扬同志在天津疗养，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周扬秘书小丁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那是2月15日。我与若水赴天津抵达周扬同
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别墅”。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
周扬同志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
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
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地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用很长的篇幅，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际上他在马克思忌辰的讲话基本论点，在这个讲话中都已谈到了。至于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思”(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说。
在这个“报告”出事之后，周扬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二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出院后我因仍有低烧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
当时周扬要我写“异化”问题，我感到为难。从1980年起，我曾写过一批文章，也论述过“异化”问题。但是对于“异化”理论我并未专门研究。所以我建议周扬同志，还是将若水召回来，周扬同志宽厚，他说人家家里有大事，还是我们两人自己来写吧，你不是也写作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么。我从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一批书与资料，读了几天。好在有周扬同志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为基础，他关于“异化”的基本思想，在那篇文章中都谈到了，与周扬同志讨论，根据他的意见大体上写了8个方面。我们临回北京前将若水找来住了两天，进行了讨论，他看了稿子基本上赞成。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之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电话是打给小丁的，小丁找我；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之超回了电话。卢之超最近的回忆文章说，“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引自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卢之超的记忆有误。我没有讲周扬同志讲话要“改个题目”。因为周扬同志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也没有听他说过或见到确凿的材料，中央有谁指派他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请之超再回忆。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
但有谁能够想到，等到的是在梧桐叶落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
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
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包括全国各地来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与首都社科界临时赶来聆听周扬同志报告的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同志作了一个开场白，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掌声是热烈而不是敷衍的。我下午回城，在中宣部食堂勿勿吃了晚饭，赶去安儿胡同周扬同志家，与周扬同志碰碰情况。我告诉他会场的气氛，还告诉他，他说报告是找了几个人商量写成的，引起人们猜测，周扬同志听了笑笑。他告诉我：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他说，不能换。那晚看上去他挺高兴。他还告诉我，他的讲话稿，已分别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同志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事情到此，似乎很平常地过去了。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做了报告，并“说了我(卢)的一点看法”。卢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卢等)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引自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
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会，组织了四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以及《文艺报》的唐达成。这些人是否都像邓力群所说，因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而要求在大会发言的呢?据我所知并不尽然。9日下午，中宣部有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散会后，唐达成拉我在一旁，征询我的意见，说某某同志找他谈话，要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一个发言。我问达成：你答应了?他说“答应了”。他还说，我就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唐达成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唐达成既未出席报告会，也未听取周扬同志讲话，他也未弄清楚，要他发言的目的何在，他更不会知道，他的发言是针对周扬同志报告的。
大会四位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
接着，爆发了所谓《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同志文章是“违纪”事件的进一步政治高压。
还是在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同志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同时还约集了夏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副部长贺敬之和王若水。这次谈话的内容，无论在当时，还是这些年的有关记述文字，颇有出入，特别是在中央、耀邦同志是否不准发表周扬文章这个关键问题。胡乔木本人以及夏衍，未见正式发表当时谈话文稿和记录。郁文和贺敬之当时各有一个记录曾在中宣部内部传达，但均未形诸文字示人。
1978年周扬进京后第一次登长城
当事人之一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这样引述：
……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引自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
当然，对胡乔木的谈话，还有另一种说法，卢之超的文章说：“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可惜卢之超并不在场，不过是据传闻，他说他是“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引自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副总编辑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一篇稿件，认为，作者周扬不愿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胡乔木约见周扬谈话并未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有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作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作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
中宣部在胡乔木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三条处理意见：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但是这个“报告”未得到中央通过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这样就有了3月21日，胡乔木主持，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核对邓力群提出的“报告”中事实的会议争吵的一幕。这次会议，当事人之一秦川，曾作了生动的描绘与记述：(秦川《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
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一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号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场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会场归于沉寂。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当我们离开会场前，乔木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安居乐业!”
会后，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后来，这个报告送上去没有下文，不了了之。其原因是胡耀邦的袒护。卢之超对这事作这样分析：“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胡耀邦同志。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批评和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他的这种态度以后会看得更清楚。”(引自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卢之超的看法前半段我不敢苟同，说胡耀邦不太懂理论；究竟什么样才是懂理论?“文革”以后，那一场举世闻名，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恰恰是胡耀邦顶着“砍旗”的罪名，冒着与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抗的风险，发起组织和领导展开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胡耀邦懂不懂理论?至于卢之超的看法后半段我是同意的。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与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压服不了谁。
(摘自《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定价：25.00元。社址：上海市虎丘路50号，邮编：200002。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