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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的消亡

2004-01-10 11:35:00 来源:书摘 王英琦 我有话说

近于生存空间限制,我的书籍隔一阵就得搞搞选拔赛,一律实行淘汰制、择优录取制。但有本“红色小书”却是例外。它被我当做宝贵的“反面教材”而侥幸留下。这本小书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书名叫《革命委员会好》。

真的,这本小书真是太有“价值”,太有保存意义了。留着它,就是留下一个时代,一个特

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国家话语”和公共流行话语。每每披阅它,我总是既被气笑又无限悲哀。一再由那些宏大语词、与个人生存毫不沾边、怎么假大空怎么往死里说的绝词险词,带回到那个颠狂荒诞的乱世……

还是先让我从红小小书中,录一段话来见识见识吧:

“毛主席呵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忠于您。醮尽东海千倾水,写满蓝天万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想起您,我们乱云飞渡仍从容;想起你,我们海枯石烂不变心。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我们最最忠心地祝福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瞧瞧这段“献忠心”经典话语。真难为那时的人,编得还真顺口,还真像段不赖的绕口令。

与此类顶礼膜拜语相对照的是另一类分裂、斗争性的话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很明显,一则是极端化的个人崇拜话语,一则是虚泛化的对敌斗争话语,共同构成了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主流话语。所有的人,都在这种人为的两极话语、两极对立中求生存、求“发展”。人自为战,互为党敌,大哥二哥麻子哥,都活得像斗眼鸡、无头鬼,活到蠢到家、恶到家、不像人到家。

狠斗私字一闪念

记忆中,那时的人,都正经得不得了。人人一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嘴脸。张口组织原则,闭口集体主义。绝少有损公肥私、揩公家油水的。哪像现今,公私不分、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勤把单位电器、机器零件往家搬。

说起我对“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句话的领会吃透,就还得扯上那时的一项特色活动――义务劳动。

某个周日,我所在的机关单位要义务劳动一天。这对我这种干活全靠情绪撑着的人来说,不啻是上酷刑的一天。不是我懒,而是所有的义务劳动都太没意思,太无需想像力和创造力。不就是搬搬砖块扫扫垃圾,近乎于条件反射的肢体活动么?这连狗都会。加之我天生缺乏集体主义概念,不大善于融入表面性的公共活动,因而,每到义务劳动,我总是提不起神,像只霜打的瘟鸡。何况这活要连干一天――活活地没趣一天!

上午,我藏奸耍滑、磨蹭着混过去。好不容易捱到送午饭时,才如获新生。一见所谓的饭,就是每人发两个菜包子。再细瞅,我分的两个中,竟还有个黄半边的、碱放过头的,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悻悻吃掉一个,另一个捡张报纸一团巴,偷甩了。

这只包子不巧、或说正巧被我的顶头上司――政工科长拾到了。说到科长大人,我不能不捎带多写几笔。他是位老公安出身。长着干黑紧绷的刀条脸,混身像棍子样精练劲到。平日里,最爱教导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政治工作的人,就是要以身作则、大公无私。我们的伟大使命就是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想想吧,包子被这样的科长拾到,还能有我的好果子吃?

果不其然,科长把我叫去。沉着地、慢条斯理地展开报纸问:这是你干的?我闷声点点头。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这可是贫下中农的血汗呵!我说我知道,我错了。他说你知道错在哪里?接着不待我回话无限深重地说开了:你是忘本了呵!我最担心的就是红色江山要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变色。这不是没有可能的。现在,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国内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你们革命青年一代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呵!当前,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如何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新课题,也是你们青年一代面临的大问题……说着抹抹嘴角的白沫,更其苦口婆心地道:我一再对你讲,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积极靠近组织,争取早日加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可你今天……你太让我痛心了。

说真的,平时我最佩服的就是我们科长说起政治术语来一套套。尽管他实际是个典型的寡言语、缺情调的内向型人,可就是最擅长讲政治术语、作政治报告。不歇气地连讲五个钟头不解溲,那算道行浅的。有时我看他讲得口冒白沫、声嘶力竭,既为他揪心,又对他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解:红色江山变色、国际共产主义新课题关你什么事?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下有广大革命群众,凭哪条也轮不上你大包大揽。

他严肃指出,我扔包子事件,不是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对自己放松世界观改造造成的。他要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真写份检查,先在政工科生活会上做检讨,再在全机关团支部会上做自我批判。

装蒜是装不掉的了。我一连开了三个夜车,总算将检讨写好,且在生活会上把自己批了个体无完肤。我在擅用假大空词汇、怎么唬人怎么说方面,已剽得点科长的真传。

然而,生活会好蒙,机关团支部那一关可就难过喽。栽就栽在那个鼓鱼眼、苦瓜脸的女团支书身上。这个苦瓜脸,是个最能上纲上线的“小马列老太太”。手电筒专照别人、不照自己。那副哭丧脸,活像人人欠她二百钱。

就是她,眼贼贼地说我的检查不过关,没有触及灵魂深处、狠斗私字一闪念。说我什么时候批自己到位了,什么时候再在团支部大会上通过。结果,害得我一连写了五份检查,她还企图通不过。最后,我只得苦求科长问她求情,科长勉强打了个圆场,这个该死的、比科长不科长的小马列老太太才对我网开一面,放了一码。

要说那时的人,说话干事也太不走脑子了。一心灭欲,一个劲儿批私,殊不知,那自私本是上帝老人家造人时前定的(无私也是前定的),是物种本能、遗传基因决定的。它是最真实自然的东西,怎么可能灭得了?人倘不自私,便无法存活。就如人只有先自爱,才能爱人一样。自私是无私和利他的先决条件法则。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违反生物世界的基本。不要说个体的人了,就是高于个体的一切团体、组织,莫不都在本质上表现出自私的倾向。问题并不出在自私上,而是在自私的同时,必须兼有利他及无私的一面。完全盲目地自私,是绝对完不成自私的实质使命的。

只有通过无私方能达到自私――只有利他,才是更为根本的利己。

不爱红装爱武装

改革开放,体现在寻常百姓身上最显著的变化是穿着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审美观变化。一批批时髦男女,雨后春笋般从华夏大地涌起。比着争芳、竞着斗艳。怎么酷怎么透怎么性感怎么把人镇倒怎么穿。其敢脱敢露的大无畏精神,足以使山河失色,外国男女唐璜们气歪。

这种用时装上的敢为天下先,来极为张扬没有真正内在自我的大众盲流,不仅使我深度忧虑,且常令我思忆起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服装极端化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来。

大凡四十岁以上,没有老年痴呆症的共和国公民,都该记得,那年月与今天的充分暴露、充分个性化多样化的服装相比,正好颠个个儿。穿着全是一刀切的统一划一。除了清一色普遍的中山装外,较为时髦的衣服,就数黄军装了。弄的一时间内,大河上下、黄河两岸,“黄患成灾”,满大街溜达的都是冒牌的军人。

我那时才十二三岁。搞革命嫌嫩了点,打砸抢更轮不上,只好在家空耗大好年华。虽说我那时不审个不省事的小姑娘,但对“革命造反派”、尤其对红卫兵,却有一生物本能的“强者崇拜”心理。

这其中,最迷我心窍的要算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一个叫秋荣的姑娘了。秋荣家离我家不远,当时正是二八花季。从小我就知道她是艺校的学生,能歌善舞、生旦皆通。秋荣身材高挑,皮肤黝黑;杏眼薄唇,五官精致。我从未见过像她那样黑得美、黑得俏、黑得诱人的女子。她的那双大媚眼,不说能魅死一个加强连,起码刘晓庆之流与她一比,就算次品眼。

这么个大美人坯子,哪个男人不围着她团团转、不惟她马首是瞻哩。但也正是这个小可人、小妖精,被那个异化的时代异化得最彻底最惨痛。

一身正宗的黄军装、白球鞋,小辫儿露出军帽外,平添几许撩人的活泼味儿。她腰间系的那个老修带,就像个别具一格的腰饰,尤其在她动不动就掐腰、手老爱插在皮带里的当儿,更显出她纤腰的颀长、秀美――以及复合型的巾帼气、丈夫气。

为了模仿秋荣,我死乞白赖地缠老娘,非要她买布,照秋荣那样也给我来一份。到临了,伪军装、准白鞋(浅灰布做的)一应备齐,就那条老修带(当年号称“革修正主义命”的皮带)无处寻觅。穷急之下,只好将老爷子那条驴年马月的破皮带剪去一截束在腰间,好歹也算武装遍全身了。

秋荣最让我震撼的,莫过于一次演出后,用老修带抽一“狗崽子”了。秋荣那时不仅是红卫兵的小头头,还兼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在宣传队、秋荣是当然的艺术大拿、顶尖人物。特别她跳的《白毛女》选段,那个婀娜、那个舞姿、那个身段、那个精灵透顶的脚尖旋转,真把我迷死羡死。只要有可能,我总像跟屁虫似不惜山高路远地跟上。

记得那次是去某大学演出。我又忠心耿耿地跟着。演出完毕时,但见秋荣与一男生将个反小伙子押上台。秋荣指着小伙子,说他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惯于煽阴风、点鬼火,写反革命大字报,妄图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篡党夺权。说完,秋荣英武地抽下老修带,照那小伙子的头就是一个猛抽。但见手起鞭落,那小伙头上顿时被抽出一个大血包!

我做梦没想到秋荣竟有这么邪恶。打人这么舍得用狠招、下毒手。后来才听说,秋荣用老修带抽人已是家常便饭。轻则把人抽得皮开肉绽,重则抽个半残废。从此,秋荣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十足的美女毒蛇。一想到她的美,就联想起她的恶。“越美越丑”,这句话用来形容秋荣再精准不过。

后来,听说秋荣打死一个造反派后畏罪潜逃了。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到了尾声,秋荣的消息就成了绝版。没有人再挂记起她。惟我,间或地还能想到她的“恶美”……

是哟,在哪个疯狂褫压人的本质,残酷异化人的存在的时代,被毁掉的何止一个少女秋荣?那是整整一代青年的生命与激情;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大浩劫!

有句西谚道:若叫女人去放大炮,落到地上的只能是玫瑰。我想这是太低估了女人蛰伏的恶能量。起码在中国,在那个特定异化的时期,这句话已被秋荣们无情改写。

按理,斗争性与同一性,是宇宙上帝在创世时,为了以简驭繁,以便万物能自发地繁衍、“善循环”起来,使用的一体两面的对称性手段。当社会趋于非平衡的任一极时,就用另一极作协调补充,使之转化成更高一级的总体平衡。

惜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宇宙上帝的伟大精神、美好心愿,总被人们的意志篡改歪曲。尤其在善于搞政治运动的当代中国,同一性与斗争性都改变了它的本性实质,被双向扭曲演绎到病态的高峰。致使人民既达不到真正的同一统一,又使斗争扩大化恐怖化到人人自危。

究其实,在“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爱红装爱武装”等充满火药味、斗争性的公共话语背后,隐伏着一种唯物质的“强权强力”的崇拜思想。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爹。一切问题都靠武力解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实际与今天的世界霸权主义毫无二致;只要我有超核武器,普天下就惟我为大。

这些“唯物论”者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霸权或许是不错的,但维持并使之存在下去的却恰恰是非物质的力量――人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枪杆子与独裁者固然可使人民在一定程度内屈服沉默,但绝不能征服人心,也不可能长久永恒。真正能最终征服这个世界的,必然是非物质的精神道德的力量――是人性的、理性的力量。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特殊的话语――国家话语、公共话语也就结束了。但民族仍存在着、人民仍存活着。当21世纪、人类第三个千纪年到来时,回眸昔往,不难看出,大凡那些反人性、急功近利、惟我所用、纯粹沦为工具的话语,都是短命的。而那些本真的、人性化的、较符合自然法则、并从人心中生发出的话语,则较为恒久地代代相传。

(摘自《都市美文》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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