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篇文章刊出之时，也许可以在熟人之间吹一句牛：我已经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头在编《读书》杂志，似乎更可以一吹。
其实，说五十年，已属夸大。连头搭尾，无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经让你“颐养天年”了，只不过是自己还赖在这行业里插科打诨混日子而已。至于《读书》杂志，尽管在这里担任过什么什么名义，可是第一没赶上创办这杂志时一年光景的最辉煌岁月，第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只不过在这里干个兼差，到了最后的几年，有可能一心一意、像模像样地的来干一番了，可是裁判员time-out的哨音响起来了。
朋友们约我回忆《读书》杂志，当然可以让我满足自己的发表欲，但更重要的，是觉得应当趁这机会把编杂志的真实情况说说。
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八十年代人们艳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想像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我以后在《陈原出版文集》中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一直出到1948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第464页)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回头看看创刊当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的确，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
我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坚定的别的什么主义者。等到我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现在来看，前人们为我们创办、设计、坚持了这么一个“思想评论”杂志，它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大楼。我敢说，三联书店后来在我主持下，费尽牛劲盖个把大楼也许还算勉强做到了，可是就我个人说，怎么也不会有这魄力和能耐去办出一个“思想评论杂志”来。
“CC俱乐部”(一)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只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文化大革命”中，两位都是出版界“黑帮”头头，屡被戴高帽子游斗。特别在反“复辟回潮”时，被认为是出版业“复辟”主将，革命小将们于是将这“二陈”命名为“CC俱乐部”。应当说小将们看得很准，因为其后，虽然形势丕变，但凡论及改革开放早期出版界种种兴革，都离不开这“二陈”大名，尤其是提到《读书》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至少就我在《读书》的经历言，将此C与彼C合称，介其不诬也。
陈翰伯同我说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点头你就做，我摇头你甭干。凡事一弄清情况，他马上就yesorno，绝少拖延不决。但这不是说他没民主作风。《读书》1981年四月号上那篇《两周年告读者》，是他亲自执笔的。此老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还是四十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历亲为作风，亲自为报刊写社论。他为写此文，找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后来写出初稿，再让我提意见。我当时为创刊号上那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觉得压力太大，请他关注。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说了情况，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态度鲜明的支持这篇文章的话。此后十多年，我不时诵习此文，深深觉得自己同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十几年里，我为《读书》执笔的代表编辑部说话的文字可谓多矣，可哪一篇有过如此鲜明的态度!
陈翰伯老人同我讲的另一番话，也是我永远牢记的。
有一些，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我以前多次听此老发挥过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的宏论，说实话，听后并没有太在意。这次此老一发挥，听了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业务观念。到《读者》前，我已有近三十年的编辑出版工龄，可算已是老于“编辑”此道了。但是可怜见的，到了这里，我才懂得编辑对读者的正确态度应当如何。《读书》以后的许多做法，都是在陈翰老这番谈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CC俱乐部”(二)
另一个“C”，即陈原先生。此公同我较熟。1954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当校对，忽被奉派到总编室给总编辑们当秘书。当时陈原先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就坐在他对面。如是者三几年，日日受他熏陶。可以说，这几年是我一生的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我称它为我的“研究生阶段”。照这种说法，陈先生当然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了。
陈原先生在《读书》提出种种纲领、主张，最后还要审定重要稿件。他为人温和，不如翰伯先生的峻急。但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妥协。记得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了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某日我们忽然收到署名“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一文，批评说是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这文章发不发?《读书》众帅反复讨论，最后，陈原老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读书》的性格，经过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后辈又更加清楚一些。
说到这里，还需要特别提一下作为老共产党员的这两位CC的一个教导，这更是我对整个编辑生涯产生重大作用的。大家知道，办刊物时常要受命“回顾”或“检讨”。黎澍同志生前一次即向我十分感慨地说，刊物这玩意，白纸印上黑字，多久以后即使再情移势转，人家也可以根据你当时的文章同你算账。我在《读书》，一个任务就是专门应付这种“回顾”。其时当然紧张万分，乃至惊慌失措，上海人的坏脾气“投五投六”，至此毕露无遗。这时两位老人总是劝我定下心来好好学习新近的党的十几大文选，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他们的想法很干脆：任何临时举措都是这些文件管着的。你学后觉得自己所做大关节不错，没有违悖以上文件的大精神，便不必慌乱。若不是两老常让我吃这种“定心丸”，我那时不知会走到什么错路上去，到了今天七十岁就不能这么悠闲地回忆往事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读书》创办初期，事情也真好做。我们觉得哪里有文章可写，组织几个朋友写文章“冲”一下，似乎就能赢得一大批读者。当时的“社会效益”，至少在我个人理解，指的就是“冲决罗网”。当然也有界线，比如顾准的文章，尽管极为欣赏，当时只发表了一些(应当说顾文是《读书》杂志首先在国内发表的)，但有的就不敢发。
如是冲法，不久就有报应。社会上一桩桩大事出来，要传媒检讨过去。我是奉命代表杂志同上面对话的。我自小当过秘书，同上面对话这套活路还擅长，总之是不抗命就是。多半是运气使然，居然每次检讨还都过去。每次同我一起开会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以后同我说过，想不到你运气那么好，每当要议论你们的事，总是有别的大事把上面的注意力岔开去了。
但做事不能只靠运气。以后咋办?去请教管事的朋友。一位官场上的老朋友点拨我说：你们的问题很清楚，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回来细想，这话对极了。我们原来的思路，多半是看哪里有事儿会热，或已经在热，赶紧去凑把火。我们又不是新闻杂志(那时说实话也没那么多的新闻杂志)，干这干吗?
打这以后，决心避开热点。首先要有信心，究竟当前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路数尽多，何必拘于一点二点。许多问题看来很冷，你可以去把它们烧热，热到了大家都来关注的时候，赶紧抽身。记得某年是“文革”多少周年，不少同行在准备大制作。我们根据“避热”的设想，把同“文革”有关的文章，在三月份前全都发完。到有关指示下来，我们已经两手空空，欢欢喜喜地同大家一起遵命行事了。听说有少数同行，因未见及这点而遭“灭门”之祸。
说这么些故事，似乎在张扬自己的乖巧机智。其实，归根结蒂说来，即使乖巧，究竟并不是行事的基本。《读书》编辑部内，更不用说编辑部外，有不少耿直的朋友，他们在十几二十年里为《读书》作了贡献而最后却做了“焦大”。我相信，这些“焦大”绝对比我辈更关心中国的进步。
史老
谈起“焦大”，我眼前会浮现出一个个热诚的朋友的影子――史枚先生。
史老是《读书》创办时的执行副主编。他是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又是革命工作的老长辈，据说他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什么什么领导，直至被捕。1957年此公受厄，情形也十分戏剧化。当时他对支部一些事有意见，写大字报提出，进而又条分缕析，越说越带劲，到了“反击”开始，他还兀自不休，坚持自己的看法，终归覆灭。在这前后，我们就在一个屋子里工作，天天听他议论，不敢接口，只是暗中奇怪他的执拗。
干校期间，我同史老又在一个班排劳动，在当时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又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右派”，却每天都站着读马列著作(主要是《反杜林论》)个把小时。为什么要“站读马列”(完全没有人强迫他)，我请教过他。他说习惯如此。此外，此公不苟言笑。闲书似乎只读《诗经》。又再读些、写些经济学方面的东西。
我进《读书》，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冲着他。因为以此老的固执，很难找到彼此知心的下手。我也许勉强可算上一个。我在未进《读书》时即同他闲谈过这刊物，也听到一些传闻。据说创刊号那篇极为叫座的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原来标题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改为如此。这一改，使我以后每次都要在向上面检讨工作时用好多口舌说明读书毕竟还是要禁区，此文的标题只是“文学笔法”而已。我知道，我的解释史老不会同意，但在我而言，固亦不得不尔，此“焦大”与“焦二”的区别所在乎?
史老编杂志，不主张改动作者文章，遇有同作者不同观点时，写编者按语交代。这种“君子坦荡荡”的作风，显然不大适合实际情形。我佩服他，而又不得不婉言相劝，企图改正他。到无奈时，他愤然掷稿而去，说：“随你们办!”我知道他不会太生我气，也就妄自行之了。
到了1984年，出事了。那时社会上来了什么大事，史老据说给上面什么人写了信，内容当然又是不识时务的。以后传闻挨了批。所有这些，我都不知详情，因为辈份太低，不必与闻。某日下午，史老找我闲谈，情绪激动，对时事讲了许多个人看法，说时往往前言不搭后语，词意不甚连贯，要不是我在事先已有一些“小道消息”，准保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毕竟不更事，没有看出他的这种异常的严重性，只是保持平时习惯，“执弟子之礼甚恭”，洗耳恭听，间或劝慰一二句空话。他谈了几十分钟，愤然回家。
哪知就在当天晚上，出了大事。第二天凌晨，史老家里来电话，说老人家当晚脑溢血，早上已送医院。我赶到医院，已经人事不省。没多久，溘然长逝了!
“《读书》服务日”
既不便直抒胸臆而又要办“思想评论”，我们这些人水平又低，怎么办?大约就在史枚同志去世前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多向社会请教。
其实《读书》开办之初，老领导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陈翰伯老人等据说亲自带董秀玉等同事在北京和去外地求教。我去《读书》后，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当时没有经常做，还没制度化。起先也凑热闹办过一些“沙龙”、“俱乐部”之类，但依我多年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的熏染，觉得这些名义都不保险，每次这类集会都好像在做地下活动。例如“俱乐部”，依我这年龄，一听见这词，想起的就是那年头被批过的“裴多菲俱乐部”，这如何可以搞得?正在无奈间，某日看到电视机厂在搞“售后服务”，忽然悟到，我们的“衣食父母”，无论作者读者，都是顾客。彼可“售后服务”，我辈文化人岂不可乎?因于某年某月，正式打起“《读书》服务日”招牌，像像样样，大大方方地干起来了。
“《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我们的作者、诸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我和几位同事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有一些常客，每月必来，譬如王蒙先生，对我们帮助尤多。我们强调此类集会没有主题，不拘形式，甚至有时分不清来的是谁。偶尔开过一二次有主题的座谈会，后来觉得，终不若这种散漫的形式更有收获。因为是“售后服务”，商业操作，心中了无牵挂，不必临深履薄，所以容易办下去。有时也有洋人驾到，我们只譬如是他们来采购东西的顾客，同样接待，心中并无“里通外国”的畏惧。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家兼文化人光临，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他们也觉得却之不恭，受之不愧。记得那位牟其中先生，当其未最发迹和未最倒霉时，即常有此种豪举。
服务日”过后，够我们编辑部消化好长一个时候。大家兜情况，想选题，深入组稿，所有这些这时都有了动力。欠编辑部里面，小猫三只、四只，不靠社会力量，焉克臻此。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
思想性和可读性
《读书》局面一打开，便面临一个思想性同学术性的矛盾问题。这是时时困厄我们的一个难题，必须把它解决好。
搞思想评论，不得不求助于学问家。因为有了学术底子，思想评论方有深度。有时限于语言环境，更不能不多关涉些学术。但是《读书》究意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难矣!
八十年代是个新见迭出，佳作纷陈的时代。不管你谈不谈专门的学术，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新、奇、怪。这三个字当年出诸刘心武先生之口，标明有识之士对这问题的重视。但这一来，矛盾又来了。简单说，就是不少人觉得新、奇、怪的文章看不懂。当时吴甲丰老人的反应最利害。他举了“机制”一词同我们再三讨论，认为太洋气。他当然精于洋文，也完全知道mechanism这词儿，可就是不习惯“机制”这劳什子。另一方面，《读书》周围年轻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再三提出，过去一辈学人思路旧了思维方式太老要通过《读书》去改造他们。所有这些，对《读书》都是个严重挑战。乃至在编辑部，有时分歧也很利害。
我们开了些座谈会，听取意见，就我个人说，会上吕叔湘老人的话最让我心折。他说：
“《读书》有《读书》的风格，这就不容易。很多杂志没有自己的风格。什么是《读书》的风格?正面说不好，可以从反面说，就是‘不庸俗’……可是‘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意求“不庸俗’。那样就会矜持，就会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会流于晦涩。”
“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守两条原则：(1)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睛当珠子；(2)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同人刊物也要，一家之言嘛。但是不能代替为‘一般读者’服务的刊物。而况《读书》已经取得这样的地位。”
打这以后，编辑部再三磨合，大体上有这么些共识：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但无论新见旧识，着眼点都首先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面不是其他。其次，《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学志。我甚至还这么说过，在这新潮迭出、佳见纷陈的年代，也许我们要修改一下“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老规矩。对当前《读书》来说，来稿如此丰富，因此选稿标准在不少情况下也许是“形式决定内容”。把形式上的可读放在第一位，是此时此地吸引读者的重要办法。这话给学者们听了当然不以为然，但在我辈文化商人说则可能是必要的!
得道多助
办成《读书》，不只靠知识界有名、无名人物，当然也要靠官场，即领导。我在上面，似乎只讲上峰对我们的要求，而未及对我辈呵护的一面。这显然不够全面。
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能坚持二十来年，没有上面的宽容是难办到的。这里举一两件事。
我记得，1983年中，社会上有些大事，什么什么地方一讨论，有地位很高的人觉得《读书》问题不少，甚至连它的存在似乎成了问题，至少要改变性质，不再“思想评论”，而成为纯粹的书评刊物。大伙儿为这愁得不得了。
1983年夏天热的时候，要我去开一个会，说是传达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励大会上的讲话。很奇怪，乔公开讲未久，忽而讲到了同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似乎关系不大的《读书》杂志。他指出这个刊物“编得不错，我也喜欢看”。《读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够名副其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接着又说：“《读书》月刊已经形成了它的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做大的改变。”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而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作“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听到这里，我简直跳起来――喔!这不解放了吗?
原先以为，“淘气”一场，闯了大祸，现在如此结局，简直喜出望外。
类似的“引导”，还有一次，过程也许更加曲折。
1987年某日，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乔公写给我的董秀玉女士的亲笔信(秀玉女士当时大概还在香港工作，但她是一直担负《读书》的领导工作的)。我虽然在出版界混迹多年，到这时为止，却从未同部长以上的高干打过交道，更不会有高干知道我的名字。乔公在信中很客气地说，要给《读者》投一稿，是他为自己的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写的后记，“如何是好，诸希裁夺”，云云。此信看后大惊，因为我在上面说过，此前若干时候，亦有“某办”来信，批评我们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此“办”虽非那“办”，但是都是径直向下级来信，如是所为者何?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这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乔公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并说：“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某日又到上面汇报工作之时，顺及此事，并表明乔公对《读书》十分关怀，着实张扬了一下。不知是不是我个人神经过敏，似乎从此清风霁月，《读书》杂志欣然过关，没有人再嚷嚷《读书》不听话了。我至今不知，乔公亲自作书投稿，是不是亦属对下属扶持或引导，但它确实起了这种作用。我居于底层，不明上峰情形，于乔公更是素昧平生，从未谋得一面，所以此举必无我个人的“人情”在内。想必乔公也是爱读《读书》的，所以偶加呵护。不论如何，故事两则，姑记于此，详细情形容史家另行研究考证去吧。
(摘自《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