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初次萌生创作“哈利・波特”的念头是在什么时候?
我的男朋友要搬到曼彻斯特，他想让我也搬过去。我利用周末在曼彻斯特找房子，然后乘火车返回伦敦，在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是我用心考虑的首要问题。我设想那个地方应该井井有条，同时也充满危险，那里的孩子们本领比老师还高强。从逻辑上讲，这所学校应该位于一个隐秘的地方，我心里很快就选定了苏格兰。我觉得自己是在不知不觉地纪念父母结婚的地方。人们一直在讲，他们知道我是以某个地方作为霍格沃茨的原型的――可他们都错了。我从来没见过哪座城堡和自己想像中的霍格沃茨是一模一样的。
那天晚上一回到公寓，我就动笔把这些想法全都写在一个很小的廉价笔记本上。我列出了所有的学习科目，我知道这些必须用七年时间才能写完。首先出现的是那些人物，然后必须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名字。吉德史・洛哈特就是个好例子。我很清楚，他的名字必须叫起来非常响亮悦耳。我翻查了《成语寓言大辞典》，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偶然间我看到了“吉德罗”，那是一位英俊的苏格兰盗贼。这正好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在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里发现了“洛哈特”。两个名字合在一起，就把我对这个人物的所有设想都表达出来了。
你能描述一下创作故事的过程吗?
这是探索哈利的身世和他父母为什么死去的问题。这些都是我虚构的，可我感觉上就像在进行调查研究。火车快到站时，我知道自己将要写七本小说。我很清楚，对于从未出过书的人来说，这么想也太自不量力了，但是这种想法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形成的。我花了五年时间构思七本小说，从头到尾设计每一本书的情节。我知道什么事情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人物将要在什么时候出现，就像在欢迎老朋友。在第三本出场的卢平教授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是个有缺陷的人，既贴近现实又寓意深刻。我觉得很有必要让孩子们了解，成年人自己也有一些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卢平是个狼人，实际上这是对人们与疾病和残疾进行抗争的一种隐喻。
我几乎给所有的人物都编出了完整的经历。如果把全部细节都写下来，每本书都会跟《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厚，但是我必须很小心，不能假定读者知道得跟我一样多。小天狼星布莱克就是个好例子。我为他构想了整个童年时期的经历。读者们不必知道这些，但是我必须知道，因为是我在书页上调度那些人物，所以我要比读者知道得更多。
在曼彻斯特，我和住在一起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之后，便想出了魁地奇球游戏。当时我冲出公寓，去了酒吧，然后就发明了魁地奇球。
你写这些书的时候，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哦，没有!我搬到曼彻斯特以后曾经在曼彻斯特商会工作过，时间很短，几乎马上就被当成冗员给裁掉了。接着我到大学里工作，但是过得很不顺心。在我搬到那里大约一个月后，我母亲去世了。接着我们又碰上了入室盗窃，母亲留给我的东西全被偷走了。尽管大家都很亲切友好，但我还是决定要到别的地方去。
以前我在巴黎的时候，很喜欢自己作为外语教师教授英语，于是我心里想，要是到国外去教教书，带上手稿，晒晒太阳，那会怎样呢……?所以我就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给八岁到六十二岁的学生讲课。大多数学生是准备考试的青少年，但是也有商人和家庭主妇。
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年无疑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他们那么有主意有潜力，思想正在成型。后来我成了这个部门的头头。
六个月以后，我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他是个新闻记者。我们结了婚，第二年我快满二十八岁时生下了杰西卡。那些日子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我已写完了《魔法石》的头三章，它和后来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出入。其他几本书还只是草稿。
你是怎样继续写作的?
我决定重新靠读书谋生，但是我得先获得资格证明――中学教师资格证书。那要花上一年时间，所以我很清楚，除非现在加把劲完成第一部小说，否则可能永远也写不完了。
我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我把杰西卡放在幼儿推车里，带她到公园去，想办法让她玩得精疲力竭。等她睡着以后，我就匆匆赶到咖啡馆去写作。我只点一杯咖啡，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是所有的咖啡馆都愿意让我这么干……不过我的妹夫刚好开了一家叫“尼科尔森”的咖啡馆，我觉得他们也许愿意接待我。我很自觉，只在他们生意不忙的时候才去，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友好。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什么要是我的书出版以后卖得不错，我会为什么做些什么……我对自己的书能不能出版还是没有把握。就这样，我的第一本书在尼科尔森咖啡馆里完成了。
我用手动打字机把手稿打了出来。我在《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上看到过，儿童小说的最佳长度是四万单词，可我的书是九万单词!为了掩盖这一点，我打字时用的是单倍行距(每一行都紧挨在一起)，但是谁都没有被我骗过去。我只好用两倍行距(行与行之间离得比较远)全部重打了一遍。我会在周末偷偷溜进大学的开放计算机房，或者在杰西卡待在我脚边起劲地玩着一堆堆拼版玩具时打字。我生怕被人家发觉自己不是在做培训课程的作业。
第一位收到我的打字稿的代理人把稿子退了回来。第一家收到打字稿的出版公司也把稿子退了回来。可我又寄了出去。第二位代里人克里斯托弗・利特尔接受了我的稿子，他那封来信是我收到的最好的信件之一。寻找出版公司花了一年时间。当布卢姆斯伯时出版公司决定采用我的书稿时，那一刻无疑是我一生中又一次最美好的时光。第一次是杰西卡出生。
一年之后的一九九七年七月，这本书出版了，我用胳膊夹着一本印好的书，转悠了一整天。我在一家书店里第一眼看到它时，一心想在上面签个名。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杰西卡最早认识的两个字注是“哈利”和“波特”，她在书店里喊了出来。我觉得大家肯定会认为是我故意让杰西卡这么干的……
你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吗?
我还记得自己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那是弗朗西斯卡・格雷寄来的。信的开头写着“敬爱的先生……”，后来我和她见过面。开始时来信就像日趋增长的涓涓细流，但是当这本书在美国畅销时，来信就变成汹涌的潮水了。我发现我很快就要变成自己不称职的秘书了。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的麻烦事，不过也该雇个什么人认真处理这件事了。
学者出版公司的编辑对美国版“哈利・波特”做了很多改动吗?
一点也不多。我看到有的文章说，我的那些书被“翻译成了美国英语”，这种说法不确切。只有在含义完全不同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动词语。“jumper”［在英国是套头毛线衣的意思，在美国指的是女性或小孩穿在衬衫外的无袖背心裙。］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像英国版那样保留这个词，美国读者就会以为哈利、罗恩和弗雷德都穿着无袖背心裙。我很乐意用“sweater”代替这个词，免得产生混淆!海格的土语全都保留了。改动的地方确实很少。只有一件事让我不太顺心，一位美国版的编辑把“mums”全都改成了“moms”，为此我很不高兴。韦斯莱太太不是“mom”。所以这个词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其他几本也都仍然用的是“mums”。
你去美国为《囚徒》做宣传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一次去巡回售书的时候，一次活动大概顶多有一百人左右。我第二次巡回售书的头一站是波士顿。我们开车赶到书店时，我看到长长的一条队伍弯弯曲曲地排了两个街区那么长。我向美国学者出版公司的克里斯打听，那里是不是在大甩卖，她告诉我这条长队是为我排的。那真是最奇特的经历。他们急匆匆地把我领进后门，接着带我上了楼。当我出现在大门口时，一片欢呼声响了起来，闪光灯也闪个不停。这是我与名歌星最相仿的一次经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脸上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才好。我想显得友好亲切一些，但是我觉得自己看上去既心虚又忸怩。那天我给一千四百本书签了名。
你对各种“哈利・波特”的译本有什么看法吗?
最近我收到了第一本哈利的日本译本――书很漂亮。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希腊译本。
有时我会发现一些奇怪的差错。在西班牙译本中，纳威・隆巴顿那只总想逃跑的蟾蜍被翻译成了海龟。一只海龟想要逃跑肯定难得多，而且书里也没提到它赖以生存的水。我不想再琢磨这个问题了……在意大利译本中，“邓布利多(Dumbledore)”教授被译成了“Silencio”(意大利语，该词作为普通名词的意思为“沉默”、“哑口无言”)教授。译者从名字中抽出了“dumb”(英语，该词作为形容词的意思为“哑的”、“沉默的”)，以此为准进行翻译。实际上“dumbledore”在古英语词汇中是“大黄蜂”的意思。选这个词是因为在我的想像中，这位和蔼慈祥的巫师总是很忙碌，精力非常充沛，而且我也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对我来说，“silencio”的意思完全相反。可这本书在意大利很受欢迎，看来意大利人显然不在乎这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会把七本“哈利・波特”小说全都写完吗?
当然――哪怕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你写完七本书以后想做些什么?
写完这些书本身就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我脑海里的那些人物会让我付出很多时间，我知道离开他们，自己会非常难过。但是我很明白，将来自己不得不离开他们。
只要没有失去理智，我就肯定会经常写作。我非常非常幸运。哈利获得了成功，所以我不必为了金钱去写作，没人让我这样去做。我只要为自己写就行了。有时我觉得自己生来只适合当一个中流的成功作家，那样关注的焦点就会集中在我的作品上，而不是集中在我身上。能出
书不已经很美妙了。而最好的奖励就是读者们的热忱。
我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可有时我情愿拿出一些金钱，换回时间和安宁来进行写作。写作是最紧张的事情，特别是在写第四册的时候。我已经成名了，这让我有些不自在。因为我的名声引发了一些非常难以应付的事情，需要有很强的意志才能把这些问题从心中摈除掉。还有，在读者和我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下，为了完成下一本书，我必须不断修改每本书的内容。有几个星期让人感到非常沮丧，那时我真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不过我还是克服困难完成了，第四本让我觉得很满意。
只要你随便看看哪位名人，就能发现他们身边的麻烦，他们并不快乐。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正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摘自《我与哈利・波特de真实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9.00元。社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