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纯情的少女也有见异思迁的时候，再有思想觉悟的商人也会见利忘义。所以，人文社会中我们需要镇静，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而商业社会需要法治，需要法官出面明断说理。今天许多当事
过去，如果父亲仙逝后兄弟分家，他们会去找舅舅，请舅舅来主持分家。因为舅舅比较公正，至少是貌似公正，貌似中立。舅舅是母亲娘家的人，没有多少利害关系。不像叔伯，大家四世同堂，平日朝夕相处，已经有了许多恩怨和好恶。
但仅仅没有利害关系是不够的，法官应该具有同情心、良知并且是正直的。同情心、良知和正直并不是法律术语，是人文理念。“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发扬光大。而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大多是跨学科的全才，与美国的法官很相似。美国的大多数法官审理宪法、刑法和民法等各种案件，没有专业之分，以便使法官对社会、对人的全貌有所了解。也许，这也是文艺复兴人文思想的遗风。专业化是工业社会追逐效率的手段，与人性背道而驰。法律的过度分工也可以使法官、律师沦为装配线上的简单操作工。
法官必须是法律专家，但不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不是专家遇到难题怎么办？有律师帮助啊。律师的本领就是将复杂的法律问题说明白。再者，法院有一审、二审，甚至是三审、四审（美国法院）。审到这个地步，即便事情不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大部分人对大部分的相关事实应该有了共识。如果还是搞不清楚，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搞不清楚。“微软”的问题很复杂了吧？但一审也就是一位法官。
美国法官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英文“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也是多面手或全才的意思。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全才辈出的时代。
法官必须维护强者的利益，但也应该同情弱者。弱者并不一定沿街乞讨，沿门托钵。在厂家与消费者的斗争中，消费者就是弱者。艺术家的心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容易同情。上海法院培训中心内只有一座塑像，是鲁迅先生的塑像。先生最后是在上海定居和病故的，这是先生对上海人民的肯定；他在这里找到了同志和知音。而上海法官也读懂了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人文关怀”。
同情心是法官的生命线，个人风格也是法官的生命线。只有充满个性的风格才能抵御格式化、数字化和科学化。法律需要程序，但机械的程序只会导致机械而不能确保公正。数字化使人越来越渺小。科学与人文也并不总是同轨。要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精神境界。凡事问个为什么，创造性地，但却是有节制地使用已掌握的材料。想象力离不开个性和风格。
法官不必是治国的经纶手，但应该有凌云之笔；直笔谠论不说，最好有些警句，如“财产是法律的产物”。在美国，法官队伍中许多人基因里是作家。这是因为律师队伍中就有许多基因里是作家的人。而美国的法官大多来自律师队伍。会写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偶然失足去过歌厅，在小姐（很可能是来自老、少、贫地区的农家女）的陪伴下唱过《孔雀东南飞》--啊，说错了，唱的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孔雀东南飞》也好，《夫妻双双把家还》也好，偶一为之就好，改正就好。而且可以把此事写的很美：“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客舟中”。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里亚是个思想很保守的人。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广大女权主义同志对其恨之入骨，因为他反对堕胎。但任命他为大法官时，美国参议院却以98：0票通过（两票弃权）。一是斯卡里亚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他的真正面目；再就是他会写，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为其雄辩和文采所折服。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判案的都是进士出身，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不服？不服行吗？世界上每件事都有每件事的道理，如果真能把事情说清楚，写清楚，应该是可以求同存异的。
雄辩也可以是十分简洁的。美国上诉法院判决，如果法官持反对意见，可以在判决书中申明理由，并有句套话：“我尊敬地表示反对”（I respectfully dissent）。戈尔-布什之争，美国最高法院5：4票判布什胜利，民主党人的大法官金斯伯格非常气愤，写完自己的意见后一改通常的套话，只是说：“我反对”（I dissent）。英语中只有两个词，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胜过千言万语。
想是思维，写也是思维，一种更缜密的思维。撰写的过程也是自我检验真理的过程。还有，如果法官视每件判决为艺术品，这本身就是法官努力工作的一个动力。法官会不断超越自我，每次都要画最新最美的画。
对艺术家来说，工作是休息。这是艺术家最大的快乐之一。对艺术家来说，休息也是工作。这是艺术家最大的痛苦之一。审案是艺术。结案之前，法官会反复思考手上的案件，甚至在睡梦中都会想到。
狠斗私字一闪念，思想火花一闪念。豁然开朗、茅塞顿开这种事是有的，但通常并不发生在办公室内，而是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或许是在铺满深秋落叶的林荫道上漫步的时候；或许是在看见向晚时分落日最后一缕阳光的时候；或许是在餐馆侍者点亮蜡烛的时候；当然，也可能是我们把衣物放入洗衣机的时候。这不奇怪：不同的场景会给我们不同的灵感，给我们不同的启示。不错，了解案情的时候，法官必须认真看案卷，必须卷起袖子来苦干。这是判案中相对枯燥、相对简单、相对技术的部分。但法官更重要的是判断，是取舍和定夺。
既然如此，法官不应该有坐班制；全心全意的法官应该是不停地工作，尽管是断断续续地不停工作。国内一处高院要求法官上班打卡，这是过了。如果是简单劳动，可以通过确保劳动时间来确保劳动产量和质量。不错，行政机关需要坐班，因为行政机关需要令行禁止。如果大家不来上班，如何是好？但法院不同；除了诉讼保全一类极少数的情况，事情到了法院都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了。不需要令行禁止，更不需要雷厉风行。法官审案就是要等等，等等再等等。
法官是民众仰望的公众人物。他们靠什么让人仰望哪？有崇高的情操和严格的操守？法官不离婚好不好？法官没有婚外恋好不好？这样民众是不是就仰望他们了？那也不必--我们不必要求法官做圣人。现实生活中没有圣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假圣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本国和世界不少地方被奉为半个圣人。但就是他们，夏天也要到世界休假胜地去有偿讲学，吃点、喝点、用点，再拿点。法官不能以出入于歌厅酒楼为常事，但一生中有一、两次情真意切的婚外遇未必就是件坏事。还有，离婚、结婚、再婚，虽然无助于培养把握全局的能力，但有助于磨练驾御复杂问题的技巧。法官的威望和尊严来自人文情怀、经历和学识。
艺术经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绝对定论。遇到了希特勒、“四人帮”或麦卡锡这样的人篡党、篡国，法官大人们就要拼死抗争。但大多数情况下，谁输谁赢并不改变能量守衡定律。比如，布什入主白宫也好，戈尔入主白宫也好，都没有大的不当之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五票对四票。但法官要把道理说清楚，至少是自圆其说。
法官应该是谨慎的，做不到的事不去做。科索沃战争期间、越战期间，美国都有人告美国总统及其为首的行政当局。按照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有权宣战。越战长达近十年，但美国国会从来没有对越南宣战过。但法院很小心地绕过了这颗地雷，硬是不肯受理类似案件，理由是此事应该由议会与行政当局去解决。点到为止，适可而止--那也是艺术。
凡事不能求全，对法官也不应该求全，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许多私心杂念，有无数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法官不可能个个都是顶尖高手。但至少应当有一部分法官是高手，是最后的文艺复兴人。看了他们的判决，我们即便不是心悦诚服，至少也觉得是差强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