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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时看欧美

2004-02-10 17:57:00 来源:书摘 车耳  我有话说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发达国家中,西欧国家的工时最短,低于日本和美国。

9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工时有不断缩

短的趋势,美国则有延长的趋势。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报道,从1987年到1997年的10年间,美国工薪阶层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43小时增到47小时,年工作时间增到1966小时,比日本多出77小时。以前人们提到工作狂就想到日本人,称日本人为拚命三郎,现在这个绰号应该加在美国人头上了。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工业国中工时最长的国家,且与西欧国家差距日益增大。美国人年平均工时比西欧多8周,而且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美国人从年前的24%增到现在的37%。

法德例子

法国在10年前就是发达工业国家中工时最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是39小时。10年以后,法国人嫌39小时还长。1997年右派上台,在国会强行通过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35小时,2000年开始在大公司试行,2002年全面实行。法国社会党政府乐观地估计,将每周法定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5年内可创造140万个就业机会。

社会党的主张获得大多数工会的赞同,却遭到企业主的强烈反对。80%以上的企业主质疑降低工时就能增加就业机会的观点,认为这只能削弱企业竞争力。他们以德国和英国为例,德国一些行业降低了工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而英国没有立法限制每周最高工时,失业率却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法国已经是世界上工时最短、退休年限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越业越激烈,工作应该更有效率,而不是工作时间更短。

支持降低工时的人也援引德国的例子。德国工人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接受资方削减工时的方案,同时少领工资。1994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避免裁员3万人,削减了20%工时,员工同时少领20%薪水,结果降低了15%成本,折合20亿马克,反而增加了1万个半日工作岗位。这种方式被称为分享就业。

与法国人相比,差别在于德国人愿意以少收入来换得工作,法国人追求的则是少工作不少拿钱!继法国之后,意大利也打算把每周法定工时缩短为35小时,意大利雇主协会预计劳动成本将因此增加11%。法国的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又不减薪水的话,相当于每年增加5周的有薪假期。法国现行有薪假期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长的之一,七八月份是法国的大休假期,这两个月找人约谈都成问题,很多企业索性关门大吉。再增加1个多月假期,生意就更难做了。

历史的统计表明,工时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低往往成反比。据欧洲日报1997年10月18日报道,法国失业率从1983年8%升到1997年的12.7%,每年平均工时从1711小时降到1645小时。意大利同期失业率从4.5%升到11.7%,年平均工时从1724小时降到1682小时。这一时期美国、日本这样低失业率国家每年平均工时都将超过1900小时。

到西欧的游客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星期天无处购物,只好逛街和参观博物馆。在德国,星期天商店营业属于违法。法国一家维京音像唱片连锁店为申请星期天营业,上诉了很久才获批准,结果星期天的生意非常好,人满为患。反过来看美国,工时规定比西欧宽松得多,纽约曼哈顿通宵营业的小型超级市场并不稀奇,在游客聚集的地区如剧院街百老汇和居民集中区都可以见到。我曾在半夜4点买过早餐,换过零钱,这时街上行人已寥寥无几,但是店里灯火通明,店员毫无倦意。这种小型超市东西一般贵一些,但至少顾客能买到急需的东西。与德国一样,在巴黎,没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惟一24小时营业的是一家礼品加药店,开在香榭丽舍大街靠近凯旋门的地方,许多游客都不知道。

美国例子

在美国,经常能碰上工作到半夜的人,尤其在华尔街。在股市高涨的1999年和2000年中,美国老板剥削员工不遗余力,一天能提供三顿饭,股市交易员有的早上四点多钟离家上班。一位二十几岁的交易员跟我说,他早上四点多钟打出租车上班,因为这时地铁少,不方便,路面上车少不塞车,而晚上五六点回家时他就乘地铁,因为这时的地铁就比出租车快了。他一天睡五个多小时,表示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我早晨八点上班时,常看见餐馆送外卖的推着一车水果和点心,必定是这些交易员们的早餐,而那些分析员通常不用早起,但要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晚饭由公司叫外卖,因此他们尝遍了附近各国风味的餐馆。晚上八点一过,这些分析员有权乘出租车回家,不管住的多远,公司都报销。所以在曼哈顿金融中心周围,每天这时都停着大批林肯车,黑压压地一辆接一辆。我认识一位女分析员,工作过于劳累,有一次昏倒,被送进医院。晚上病情稳定后被送回家,就接到老板电话,老板在关心之余,问道:明天能不能来上班?另一位投资银行工作的朋友,三四点钟接到从欧洲打来的电话,五点多钟就到办公室了,晚上和我吃饭的时候,在两道菜之间的间隙,竟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真替他感到辛苦。

当然在美国并非人人如此勤奋。政府工作人员下午五点就下班了,但是有一个趁年轻时拚命挣钱的阶层。法国人并不欣赏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品质,而闲暇和假期是生活品质的标志。法国人也不愿意加班,晚上漫步街头,所见的建筑工地都是一片寂静,中国工地上挑灯夜战的景象在法国见不到。法国人真是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类传统。因为夜班工资要比白天工资高很多,雇主不划算,所以宁可拖延交付期。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高级顾问阿达利曾表示,英美的自由经济体制不值得法国学习。他说在法国当一名失业者比在美国低薪收入者过得还好。如此轻视自食其力的劳动价值观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

追求享受

西欧从北到南的问题时,北欧人习惯于依赖社会福利,南欧人则懒惰。瑞典和丹麦是全世界课税最重的国家。像瑞典,所得税率高达55%,意味着收入的一半以上都交了税。这些劫富济贫的税收用于支付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人惯于晚起晚睡,但他们晚睡不是为工作,而是吃喝玩乐。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有午休习惯,夏天中午银行关门,想找换钱的地方都没有。在里斯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房子中午窗帘都放下来了,午饭和午休时间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无论北欧还是南欧,都难改变现状。对北欧国家来说,社会福利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只须富足的国家才能慷慨地进行财富再分配,以体现公正和均贫富的理念。战后北欧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党色彩的再分配的路,被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奉为经济楷模。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福利国家的代价是整个社会效率的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减少。他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却遭到民众的反对。在瑞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赞成减税,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认为,如果减税意味着降低社会福利,他们则反对减税。社会福利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有不可逆的特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就像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称为工资刚性一样。社会福利也有刚性的特征,减少社会赠予、削减社会福利,都会引起社会反弹。

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没有北欧那么严重,但他们对生活享受的追求大于对勤奋工作的热情。他们同时有更慷慨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低工资的保护。像法国,最低工资一直在不断上调。为迎合选民,1997年上台的左派政府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调高最低工资,每小时最低工资由37.91法郎增加到39.43法郎,上调比例4%,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鼓吹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看不惯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认为是经济学的异端现象,是保护落后。美国虽然也有最低工资,但水平极低,比如纽约州2000年4月才把每小时最低工资的法定标准从2.9美元调高到3.3美元,连法国的一半也不到。但是美国人平均工资却远远高于法国人,在投资银行工作的美国人收入高出法国同行几倍。

法国不仅用最低工资保护低收入阶层,还以累进制税收向高收入阶层课重税,挣钱越多,交税比例越大。90年代中期,法国增加了一项巨富税,这种税纯粹是为富人设计的,有的人因为家产大,单交此巨富税一项就比其年收入高,使得一些有钱人移居国外。

法国还有一个保护雇员不保护雇主的社会。请人来工作容易,解雇就难了。在法国这个讲究形式的文牍主义国家,解雇员工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本人,以挂号信将通知寄到本人手里。不像美国,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不仅不用挂号信,也不费那么长时间,上午告诉你,下午就请走人是常事。在投资银行界,找你谈话,半小时内请你走人的例子为数并不少。我认识的人就有亲身体验,中午还在一起与同事吃饭,加办公室后就被找谈话,半个小时内必须走人,不仅自己的东西无法整理,连和要好的同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这一点真让人认识到美国式市场经济的残酷。相比之下,法国倒是人道多了。

对于被解雇的态度,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不大一样。在西欧,频繁地换工作被人为是不成功的表现,被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而在美国,如果多年呆在一家公司则被认为不具备挑战性,被解雇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马上再去找工作,这与中国人“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一致。在西欧,为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人们习惯于罢工和示威,通过舆论影响以政治手段解决。在法国,不仅个人罢工,官员罢工,连法官都集体罢工。2001年3月8日,法官罢工而且规模浩大,因为他们嫌工作时间太长。美国近年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因为社会对此不抱同情心。我见过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员工罢工,他们一二十人围成一小圈转着走,像幼儿园孩子做游戏一样。既没人采访,也没人围观。而罢工对法国人是一项基本民权,规模浩大不说,还经过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表示支持和同情,极少听到谴责声。

人类历史上两大进步最引人注目,一是科技进步,一是社会进步。科技进步方面,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信息革命,人类学会了更好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在社会进步方面,从奴隶社会到今天的协商性社会,人类选择了更民主的方式,从而使生活环境更加人道。而这些进步大多来自欧洲。那么欧洲人究竟是聪明,还是勤奋,才创造了这两大进步呢?

其实,欧洲在创造科技进步的同进,也造就了一批聪明的懒汉,一批民主意识过强的民族。他们只以生活舒适为目的,锱铢必较,超时望报,还习惯以罢工抵抗科技和社会进步。他们在降低工时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竞争力,如同物种退化一般。

(摘自《投资西方》,中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27.00元。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邮编: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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