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评论一幅好看的刺绣或剪纸时，常说“真真儿的”，这是很高的评价。中国人普遍说“真好”这样的形容词，“真”和“好”是密不可分的。追求“真”，或者以真为美，是中国传统美
什么是真?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实儿童并不一定是这样，这是在说以形似为准则表现物象的那种做法的幼稚可笑。
对原型的机械复制只能妨碍眼睛对艺术形象的理解，用这样的方法去创造艺术，无异于艺术生命的自杀。英国的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说，他的一个画家朋友在澳洲土著中考察时为一个酋长画像，土著人见了大惊失色，认为酋长被施行了分身之术。当塞尚听到公众赞扬罗萨・波荷尔的某一幅画与原型十分相似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深刻的话：“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相似啊!”
山东一个心灵手巧的农村女子叫齐绣花，她喜欢剪牛。1984年我曾把她请到美院来做表演。有一个油画系的学生大概是想引她说出点道理来，就问她为什么剪的牛和真牛不一样。
女子觉得美术学院的标准就是要剪得和真牛一样，这学生是笑话自己剪得不好呐，就说了一句：“我要剪得和真牛一样，还要你们这些大学生干什么?”学生顿时脸红了，女子也觉得不好意思，忙解释：“我们剪纸是一门不讲理的艺术。你看，我们村里养了很多的牛，要看真牛我就去村里的牛棚，干嘛要剪呢?再说，我剪这些窗花是贴在我房子里好看的，如果我剪得都像真牛，那我的屋子不是成了牲口棚子了吗?”
她说得很有道理，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艺术作品再现现实的做法。
显然，表象不足为真，任何一个瞬间不真，任何一个方位、角度的摄取都不能说是真象的全部。这就是说，中国美学中的“真”不是停留在事物表象的层面之上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从另外的立场标榜着一种“超出象外”的真。天与人可合为一，这是人类试图把握自己精神与理想的一种崇高信念。
我们就没有必要按照世界原本的形貌去重复，也没有必要“欲与天空试比高”――企图表明，我们能够以上帝造物的尺度标准，却可以比上帝造得更加完美。
何必如此，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造物主，只需要雕塑出心中的真实就已足矣。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必要存在着某一事物在世界上丝毫不差的“真相”。
说“不可能存在”仍然以我为例。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的形象，镜子里的“我”也只能是我的反面，只有在别人的眼里“我”才有了全方位的形象感觉，但一万个人描述我会产生一万种不同的结果，一万个人画我会产生一万个关于我的“造型”。我可以主观地选择这个“像”或那个“不像”，但无法干预任何一种“对我的感觉”的存在，我只能认为，任何一种对我的“描述”或“造型”，都是我印存在我们心中、也已是属于他们各自主观的真实反映。
反过来问我们自己，也表现包括人物在内的一切物象的时候，怎么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主观”立场，做到“客观”呢?
“克隆”是科学，它也只能是一种形体结构“物理”的相似，却无法复制这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即使这样，已经引起了人类普遍的恐慌与焦虑，就像塞尚感觉到的一样：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相似啊!
相信自己的眼下，就是要相信自己的主观。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物象内在本质的表现，与传统人文精神创造的真挚态度有着重要的关系。古代雕塑家对崇拜偶像的塑造，不仅要雕刻外形，还要装上五脏，藏进经文，为其全身及眼睛“开光”。这样，神像就真的有了生命，有了学问，才可以“为人民服务”。
人们常说的“大象无形”，并非是说什么也不画就“象”了。这个“无形”，是否定对某一种现实物象的模拟，或者说，在现实之中寻找“象”的参照是不恰当的。而“大象”则肯定不是追求对客观世界模拟之后极端象形的结果，而是要比象形更“象”。
当然，导致不同造型结果的还有审美心理的原因，而某种审美心理的形成则往往是由宇宙观、世界观而决定的。
中国古老传统的太极阴阳哲学在传统造型艺术中贯穿始终，成为中国文化深层重要的审美依据。
以圆为美，在传统造型艺术中体现的最为充分，民间艺术中大量的团花就是很好的例子。由圆的图式衍生出圆满和完整的审美习惯，至今仍潜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说一个人会来事儿是“圆滑”，把事情办得很好叫做“圆满”完成任务，过去男女结婚称作“圆房”，传统戏剧、文学最令人满意的结尾是“大团圆”……可以说，中国古人并不欣赏“残缺美”，破了的东西还要努力把它拼补起来，叫做“破镜重圆”嘛!要完整才好。
另外，还有以大为美。许多学者认为，“美”字就是“羊大”，也就是说“羊大为美”。在原始性绘画中，重要的人物都要画得比其他的人物大，画得大，意味着人们对他或它的重视、仰慕。这种现象可在古代种种“帝王图”中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画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以大为美的习惯久久不肯离去，中国“新美术”创作中曾有一个塑造人物形象的既定标准―“高、大、全”，是塑造艺术作品中正面人物的造型模式，与这个造型模式配套的还有“红、光、亮”，规定了色彩、质感、明度的要求。
民间艺术的作者们常常这样认为：画一个人哪里最重要?头――因此头画得很大，甚至比躯干还要大；头上什么最重要?眼――因此眼睛画得很大，大眼眶子中间清清楚楚点上一个眼珠，四边不靠，因为靠了边转动起来就不灵活了――想得多周到!
真、善、美，是人类理想追求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现实的存在可以做“真善美”的典范。比如说，在文学、戏剧或电影里塑造了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完美无缺的人，你马上会觉得这个形象本身就是假象，谈何真实。毛泽东就说过“人无完人”的名句。我们平时说某个人是个好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坏”处，是了解了他的“好”与“坏”之后所作人格趋向全面衡量的结果。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我听很多人表示过，不太愿意和一个别人几乎挑不出毛病来的人交朋友，觉得没意思；而往往某人身上的某些无关紧要的小缺点或者是疤痕，倒很有可能成为被人喜欢的部分。
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之“美”不只是愉悦视觉，更注重传达精神和情感。一双绣花的鞋垫，是情人亲手所绣，小伙子肯定十分珍爱，不会轻易展示给别人看，但他自己天天垫在臭汗脚底下，用身体感受这份情意，这比光用眼睛去看更美――心里美呢。
另外，“真善美”从来就不可能是脱离开与“假恶丑”的对立而独自成立的一个概念。话说到这里了，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的一个故事。
我曾住过陕西安塞的一个农家，一天女主人向我一本正经地介绍一个来串门儿的中年妇女，强调说：
“她哭得可好听了!”
那妇人连连摆手道：“不好不好，人家谁家谁家的媳妇哭得那才叫好听呐!?
我觉得很有意思，打趣说：“反正我谁的也都没听过，你就哭给我听听吧!”
那妇人推托半天，很认真地酝酿了一会儿情绪，却又道：“不行不行。没有伤心的事儿哭不出来!”
这其实不是个取乐的笑话儿，中国戏剧、民歌中的许多曲调，都是从哭声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常用“如泣如诉”的词形容柔美轻缓的音乐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别致，但这位擅哭的农妇却叫我犯了几番琢磨；伤心才能哭――而哭得又要好听；好听与哭者的情感无关――但动人才能唤起众人的悲悯；悲悯他人遭遇的不幸――却又称道他人哭声的悦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在相互对立中统一于一体，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容纳全部人格的美学。
(摘自《造型字本》，三联书店200年月版，定价：68.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