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试
国人对如何揣摩别人的心理，自幼就“学习”得很上心，但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测试，则大多还是陌生的。
早在南极考察活
陈立奇先生介绍的情况一直留存在我的头脑中，很难忘怀。后来，我根据这些情况，策划了一个“向中国‘两站一船’赠送图书”的活动，让极地科学家们在漫长的极夜中有书相伴。这是国内文化界首次向“两站一船”赠送精神产品的活动，引起广泛的瞩目。
我策划的“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得到批准后，我想，虽然我们只是度夏队员，环境比越冬队要好无数倍，但也难保心理上不出任何问题。所以，在体检过后，我与陈立奇先生商量决定，我们还是做一次心理测试。
学者们对这个测试十分感兴趣。大概他们平时总在给学生出各种各样的题，而已有多年没人给他们出题了。2000年8月24日，当我们坐在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李子勋面前时，都有点儿兴奋。测试涉及个性人格的方方面面，如心理素质、应急能力、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都能反映出来，从中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诱发诸如突发性抑郁症、惊恐症、偏执性人格等精神障碍的潜在因素。
这套题总共有399道，我们很快答完。然后开始等待结果。
结果是，大家基本都是健康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测试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在后来几个月的近距离观察中被证明是准确的。这真是一套颇为科学的测试体系。
极地之泳
南极海泳是此行的计划项目，在我们行前开列的物品清单上，就有游泳衣一项。到这里后，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日子。但左等右等，总是冰天雪地，气候又一日三变，大风频仍，雪也不时地下，根本无法下海。
新年第一天的清晨，推窗一看，大雪纷飞，原定的拣垃圾活动，看来只能再次推迟，因为大雪又一次把沟壑填满，垃圾也被覆盖了。正考虑怎么安排这新年第一天的活动，俄罗斯站站长来访，邀请我们午后参加他们的一项传统活动――在海边雪地里举行烧烤、冬泳。我们一听来了劲儿，吃过午饭就开始准备，除值班人员外，几乎全站出动。在大雪中走了二十多分钟，我们就看到一辆坦克和一辆尼斯牌俄罗斯大卡车。一群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在雪中谈笑，还有人在跳舞，音乐声和着谈笑声，雪花和着烤肉的轻烟与香味，在空气中飘荡。
拍了一部分照片后，接下来自然是海泳。我们到岸边一看，水太浅，离岸大约15米才是深水，这么冰天雪地的，要在滑溜溜的石头上走出十多米，恐怕双脚早已失去知觉，会大大影响我们在海中的表现。我建议换个地方，到我们站前码头附近，那儿不出三米就是深水，根据捷克客人介绍的经验，极地海泳以一分钟为宜。深水区近了，我们可以在海中多游一阵子。大家同意我的观点，便向俄罗斯、德国朋友说明，这儿不合适，我们要换个地方游泳。道别后，我们往站区走，不到两分钟，走在最后的队医林清突然高声叫道，快回来，俄罗斯人要下海了!我们一听，连忙往回赶，这不是明摆着要给我们看么!
赶到时，一位俄罗斯壮汉正要下水，而且是裸泳!我赶忙拍摄起来。只见他稳步走向大海，一点也没有怕冷的感觉。他在海中游了大约几十米，还躺在水中做了几个嬉戏的动作。然后沉着地走向岸来，岸上呼哨声早就响成一片，他只是淡淡地笑着，丝毫也不感到难堪。
这一边，中国队员早就跃跃欲试，准备着下水。这一刻，仿佛这里就是奥林匹克赛场，或是一场两国的对抗赛，大家头脑里只有一个不能输的念头，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我真想第一个冲下去，为了这个我早就知道要出现的局面――两国队员比着下水，我在北京天天坚持冲冷水澡，直到行前几天，北京大雪纷飞，我也不敢停下。可是此刻我正在拍摄，放不下。正犹豫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小刘已经在脱衣服了，那边，另一个俄罗斯队员下了水，但他显然吃不消，进水才走几米远，就困兽般地长啸一声，湿了一下身子，奔回岸上来了。看到中国这个瘦弱的队员要下水，俄罗斯医生连忙冲过来劝阻。但小刘决心很足，告诉他“No,problem”后，便往海里冲。岸上是一片鼓励和赞赏的声音。小刘还没回到岸上，中国海洋二所的梁永进又冲进了大海。高潮出现在邵滨鸿下海的时候――毕竟是惟一的女性泳者，她刚一开始准备，俄罗斯人就大呼小叫，她倒十分沉静，一步步慢慢走下海去，在水中畅游起来。大家看她越游越远，下水已超过一分半钟，纷纷喊她回来。刚才裸泳的那位俄罗斯人以为她出了事，连忙赶过来，一弯腰就冲进大海，朝邵滨鸿游过去。邵滨鸿认出是那位裸泳者，便紧张起来，对方一靠近，她便用力击水，俄罗斯人不知她的用意，便谨慎地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陪着邵滨鸿往回游。到了浅水区，邵滨鸿发现对方穿着短裤，这才放松下来。石头太滑，大家大声叫她快拉住俄罗斯队员的手，邵滨鸿也对自己刚才的敌意感到歉疚，便主动拉起对方的手，一起走上岸来。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俄罗斯医生激动地赶过来，吻了她的手，向她表示钦佩。
该我了!我毫不迟疑地脱了衣服，几步就冲进海中，先一个潜泳，再一阵自由泳。真是畅快淋漓!本想再游一段，但岸上喊声一片，我便收手回岸。石头太滑，上岸后才发现，脚上被划破了一个口子，血流了一些，但脚已麻木得毫无感觉。队友递过一瓶二锅头酒，我喝了几大口，竟不像平时那样有烧灼感。用被单擦了身之后，就在泳裤外套了棉裤，启程回站。雪越下越大，腿脚仍旧没有感觉，这时才体悟到，俄罗斯队员裸泳是有道理的，他们上了岸，全身一擦干，穿上衣服就能很快恢复体温。我们则是要了面子受大罪，泳裤把棉裤都洇湿了，里外凉了个透!而最早恢复知觉的脸部，却被雪花打得生疼。
这一天，气温零下7度，水温近零下两度。王教授说，由于盐分及波浪的缘故，海水大约在零下两度时才会结冰。
晚饭后，队友们纷纷前来敬酒，称我们四个人为英雄好汉，甚至说是“为国争光”。我们也十分开心，毕竟这里是个国际小舞台，我们在这儿就是中国人的代表。我心想，好不容易踮起脚尖代表一回，总不能给国人丢脸吧!
不可重复的日子
纳尔逊岛(NELSONISLAND)位于南极乔治王岛的东南面，是一座被冰盖覆盖着的荒岛。在整个南极大陆一样，冰盖的面积占全部面积的95%以上。只有岛的东北角上，才有陆地。如果是晴天，从长城站站区向南面眺望，就可以看到纳尔逊巨大的冰盖一角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对纳尔逊岛我们向往已久，但第一次登上纳尔逊岛，却是我们来南极近一个月后的1月5日。那次我们访问捷克站，滨鸿、何教授和我还在那儿住了一夜，陪同捷克体验者伊凡・温索尔和他的女儿丹尼莎一道拣了一个下午的垃圾，沿着该岛的东海岸和北海岸走了一圈，还初次造访了设在东南海湾考察滩上的中国避难所。
邀请丹尼莎试坐我的“南极沙发”
我要说的是第二次造访纳尔逊岛。这个日子，是2001年1月18日。
第二次上岛是与几位学者一起专程到避难所体验生活。我们8点30分从长城站出发，30分钟后就到了海湾口。这时海面浮冰很多，怕螺旋桨被打坏，我和另一位队员便用木桨划行。进入海湾后，一块不大的浮冰上，懒洋洋地躺着一只海豹，只是抬头望了望我们，就又睡去，看样子不太把我们当回事儿。近岸时，海边两只企鹅正站在石头上挥舞翅膀迎接我们的到来。
到了避难所，第一件事是晒被子，接着收拾屋子――那是中国考察队1987年用一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滨鸿与周教授在门口铺路；何教授垒灶并找木板生火，我则找水源并取水拖地、擦“门窗”桌椅，然后又取水来让何教授烧开水。一切都颇有章法。何教授因为有两天野外生活的直接经验而受到大家的信任，有问题都去问他。滨鸿和周教授忙完门口的“路”，又兴致勃勃地去开辟第二水源，修了蓄水池，用石头垫了路。那劲头，俨然是在过一份红火的小日子。
第一杯茶是中午12点半由滨鸿端上桌子的。桌子就放在避难所外的小石滩上。面对宁静的海湾，面对海湾对面的巨大的冰盖，一杯普通的红茶也成了此生不可重复的享受。我们静静地喝着茶，几乎什么也不说。偶尔飞过的鸥鸟，总要留下一串悦耳的叫声；阳光灿烂，冰盖的边缘不时地塌落海中，发出阵阵轰鸣。我心里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快乐，为自然的造化带给我此刻的美妙享受感动得几乎要哭泣起来。
中午的“正餐”只是一碗清汤面――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烹调师是哲学家周教授。快乐使得我们胃口大增。一瓶长城干白就着一点儿咸菜，让我们像怀揣几文酒钱进了咸亨酒店的孔乙己一样自得。酒劲只有那么一点儿，可快乐却让我们沉醉不已。午饭后，我无法再做别的事，便将睡袋铺在地上，躺着看无云的天空。天空蓝得像梦境一般，我觉得自己可以飘起来，一直飘向天国!
下午3点，大家都从山上回来后，我才决定独自上山。我爬到避难所右侧的最高峰，这儿不但可以看到整个海湾，而且可以看到周边的山和冰川。我无法控制探险的冲动，把站长严禁上冰盖的命令搁置脑后，独自小心地踏上了冰盖。我把每一步都踩着实实的，并随时准备在脚底塌陷时纵身一跃，扑到不知命运会怎样但尚有一搏的另一边。我走到了一个冰裂缝旁，屏住呼吸探望了一番。再往前，是一个巨大的冰窟，它周边的冰盖用于塌陷，形成一排整齐的三角形，就像是一排墓碑。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吉兆，便赶紧后撤。脚刚刚抽离，冰窟里便传来一阵闷响，那无疑是发生塌陷了。我“飞”出冰盖后，脊背已经有冷汗在蠕动。
美丽的奇景加上“探险”的成功，令我忘情了!我站在山顶，张开双臂，发出长长的野兽一般的啸声。啸声在冰川和山谷间久久回荡，我胸中积郁已久的浊气，随之全部荡尽。
晚餐仍然是清汤面。这回是我和何教授配合的杰作――因为只是用开水煮熟，所以我们的烹调水平与周教授基本相当。这顿饭，由于有了一小瓶花生米和一瓶二锅头而显得像午餐一样奢侈。茶水照旧是滨鸿给上的。在我拍摄的一幅照片上，她就像是开了一座举世无双的茶馆，正以海湾、冰盖为背景在斟茶。白色的冰、蓝色的海、红色的衣，构成一幅何等美丽的画!
晚饭后，我们翻山越岭，要到纳尔逊岛的西北面海岸去看日落。这段原本只要走一个小时的路，由于途中有太多的美景，耗费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也耗费了我们的体力。待我们赶到西北海岸，并气喘吁吁爬上左侧一道陡峭的山梁时，发现左面还有一座积雪的山梁挡着，而同行者中已不止一人力所不能及了――万一越过雪山后还有山挡着呢?遂决定放弃追赶落日的壮举。此时晚霞正美，洁白的雪山之上，霞光灿烂，有金黄色的，有橘红色的，有亮得近乎白色的，也有暗得近乎灰色的，错落得十分美妙。欣赏着这样的景色，再累也值了。滨鸿在拍摄，何教授凝望着远方，周教授掏出本子来记着什么。下山时，周教授说，18岁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云了。我们都感受到自然带给他内心的感动。我说，这朵云，也许就是你18岁时看过的那一朵，它不时地飘在你的头上，而你却一直没空抬头看它，这一回，它跟着飘到了南极，千辛万苦，终于等来你的一瞥，博得你的一声长叹。一等就是三四十年，斯云已老?
返回避难所时已是晚上近11点了，大家简单收拾后，各自就寝。夜半，我听得一阵声响，便吃惊地说：“外面好像有人在走动，是不是我的幻觉?”滨鸿答到：“我也听到了!”会是什么人呢，在这个荒岛上，难道是捷克站的耶达老头?俄顷，我沉沉地睡去。过了一会儿，周教授出门去，回来时，问滨鸿：“刚才阿正说梦话，你怎么还搭腔?”乐得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那不是梦话，那时我醒着呢!第二天清晨，周教授学着我夜里说的话，说我话音未落，呼噜声便响起。他学得惟妙惟肖，把大家都逗乐了。
早餐还没吃完，站长已派船来接了。因为天气要发生变化，如果不及时撤出，有可能大风一刮一星期，我们就要被困在荒岛上了。
撤离的时候，我被一股不舍的情感紧紧纠缠着，无限惆怅。在这个迷人的荒岛上，我有了此生难得的一段好日子，一段阳光灿烂、景色壮丽、气氛宁静的好日子。
一个心野无边的日子。
一个朴素而不可重复的日子。
（摘自《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38.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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