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牢狱的日子

2005年5月，我作为五名大陆航海者之一，带着从海上看中国、企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以及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愿望，从厦门港和平码头起锚，驾驶一条仅8米长的运动帆船扬帆出海了。经过48小时的连续航行，我们历史性地穿越台湾海峡，正当在深夜的茫茫大海上与风浪搏击时，台湾海巡队的大船突然而至，截

之后，我们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讯、248天噩梦般的囚禁，完全丧失了自由，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权，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尊严。

一丝不挂站在明晃晃的墙边

我们被带进一座老旧的楼房，走廊里有两只无精打采的瘦狗在溜达。上到二楼，见两边房门上有“提讯室”之类的牌子，进了一间大屋，长条桌后面已经坐着一排人在“迎候”了。有人让我们靠墙站直，然后带我们来的人就与他们交接，声音压得挺低，神情暧昧。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连声说：“你们别不管我们，你们清楚我们的情况，请帮我们说说话!”可是那几个人阴险而得意地笑笑，说：“好好呆着吧，你们会习惯的!”之后扬长而去。

这时候，我还是没有在此久留的思想准备，仍然抱着暂时耽搁几天就会澄清的幻想，甚至以为会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之类的地方。而粗暴的喝令让我们猛然一惊：“喂!他妈的，看什么?!都给我手抱头站好!”我申辩我们并不是犯人，一个小白脸儿紧逼到我跟前，上下打量着冷笑道：“放心，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紧接着，有人挥着警棍恶狠狠地吼叫：“把衣服都脱掉!全脱!一件不剩”我感到血直往上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吼声继续在头顶上炸开：“快!快脱!”当着一屋子人，当着一张张令人憎恶的嘴脸，我们五个一丝不挂地站在墙边明晃晃的灯光下。这就是同胞，让我们几个从海上环绕台湾、去钓鱼岛表达民族意愿的人蒙受屈辱。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我们的个人物品被全部没收，海水和汗水浸过的衣服都塞进袋子里。每人领到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一截无柄的牙刷(以免被磨成利器)、一条黄毛巾、一块肥皂、一卷手纸、一小盒牙粉、这就是此后在这里的全部财产。我们穿上白背心和三角短裤，上面都用墨笔大大地写着各自的名字，连脚下的薄底塑料泡沫拖鞋也不例外。我的编号是6636，也就是说，在我之前已至少有6000多名大陆人在这里拘押过(后来得到证实，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之后，我们就这副模样，抱着小纸盒，排成一列，被押出房间。经过楼梯和过道，进了后院的一扇厚重的大铁门，值班警员用鄙夷的眼光打量我们一番并进行交接，身后的大门便哐地关上了，自此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周日突击查房如“鬼子进村”
用屁股对他，受辱的不也有他?

在这里并没有星期几的概念，只是因为如同“鬼子进村”般的突击查房常常发生在周日，所以大陆客心目中都有了一个“黑色星期日”。

我刚进来不久的那次，因为不熟悉规矩，所以显得最猝不及防。当时，外面突然有人异常严厉地喊：“全体床上坐好”不出一分钟，楼道里已经站满了一二十名提着警棍的狱警，由两名小队长亲自带领，如特种突击队一般迅速把住每间牢房门口。他们从前到后依次哗啦哗啦地打开门，将里面的大陆客悉数驱赶出来，命令靠墙站好，把所有的衣兜翻出来，又让把里外的衣服都脱掉，抬起双臂，原地转圈蹦跳；再将两只拖鞋举在手里，鞋底鞋面都要查看。最不可思议的是，强令每人个都撅起屁股，双手扒开，检查肛门!(绝对与体检无关。)

有一排大陆客就在我的门外接受检查，所以这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义愤填膺。我想，搜身一定是很能体现恃强凌弱的一种方法，这些大陆客的人格真是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几名狱警冲进大陆客的房间，搜查了一个底朝天。

正当我为大陆客的遭遇愤愤不平的时候，有人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房门，吼道：“快出来!”我快步走出去，同时几名狱警窜进我的囚房，直接跳到床板上，用警棍到处敲敲打打，把床上那一点可怜的东西都挑起来甩到一边。

我看到我们五名航海者都被叫出来了，对我们的检查一点也没有简化。十几名狱警都站在我们的对面不到一米处，逼着我们迅速脱得赤条条的。我们别无选择，当我按照喝令举起塑料泡沫拖鞋时，一名小狱警照我手上敲了一棍子，骂道：“翻过来，笨蛋!”

然后是原地蹦跳，接着就是要转身撅腚，我迟疑了，我因为愤恨而血直往上顶的脑际闪过拒绝的念头，狱警马上穷凶极恶地喝叫：“快!”我心里暗骂：“畜生!”那声音还在吼叫：“用手扒开!”

我心说：“让你们吃屎吧!”用屁股对着他，受侮辱的不也同样有他吗?

狱警居然真的猫腰细看，我不知道他们担心里面能藏什么。末了，他用一只手女人般地捂住鼻子说：“行啦，行啦。”我难以考证此举是否也属于台湾狱警的独创，但恐怕可以算是当今世上最苛刻的一种“安检”了。

他们又命令我把尿桶抬到厕所里，在狱警的监视下将尿桶倒空，无非也是要看看尿桶里藏了什么。

我又回到房里的时候，看到的是被打劫后的一幕：床板上有多个大脏脚印，早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掀翻成一堆，两件内衣凌乱地扔在床边，一卷手纸滚落在地，连一小盒牙粉也打翻了。我看着这一幕发愣，无心去收拾；但铁门上又出现一张令人憎恶的脸，阴沉沉地问：“为什么还不快收拾?!”

此后每个星期都雷打不动地要经受这一番刺激。只有一次，真的在一间房中搜出一枚锈钉子，全屋17名大陆客没有一个人说出这枚钉子的来历；而它的用途，狱警已经下了定论：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暗算“长官”!此事非同小可，全屋的人都在楼道里靠墙站着挨揍，一时间鬼哭狼嚎。但马上招致更密集的棍棒和拳脚，因为照例不允许挨打者出声。

最后，有一名倒霉鬼被认定嫌疑最大，单把他吊铐在铁栅栏上，被狱警拳打脚踢。半夜，听见刚换班的狱警又在打他，我悄悄下地趴在门缝看到，三个狱警围着那个手脚被铐的人殴打。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暴打的声音在静静的狱区里回荡，令人心悸，而被打者一声不吭，这一定让打人者很没面子，所以他们下手更加凶狠。我想，很多大陆客都会像我一样，彻夜难眠。

在新竹处理中心关过的人说，那里的情况更甚，每星期都会不定时地突击检查，搞得人心惊胆战。

因为请求一次大号而遭毒打
已经两个多月没再发手纸了

宜兰处理中心的管理者和狱警有理由为他们的“严格”管理而骄傲。在这里的丙区，大陆客们连上“大号”的权利都丧失了，每天只准在上午静坐之后那段时间按顺序大号，每一拨的时间不足3分钟。你必须像机器人一样，在好不容易轮到你时，迅速完成此项排泄任务，早一分钟不行，晚一分钟也不成。

有一天上午，静坐之后按常规应当依次放各囚室的人出来大号，丙区200多人，共5个厕坑，按每人3分钟计，不算在楼道里往返的时间，全部放完也要两个多小时。而值班的那个绰号叫“荷兰猪”的狱警不知又犯了什么病，一直翘腿坐在那里看大美人的画报，公差过来毕恭毕敬地请求了几次可否放大号，他都不予理睬。

直到离午饭还有半个小时，好几个拉肚子的大陆客都带着哭腔一再请求大号，他才站起来，伸个懒腰，发话说：“公差，放他们大号，就二十分钟!”结果，可想而知，大陆客们刚跑去蹲下，外面就高叫：“出来!”之后他提着棍子把未及大号的大陆客赶出来。许多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轮上。我在房里恨恨地想，有朝一日真应当让“荷兰猪”之辈掐着秒表看一次自己上大号的时间。

刚放了10分钟，他就命令终止。这么多人便在这么一个难熬的日子里丧失了大号的权利，而几个狱警却在那里轻松地聊着吃喝玩乐的话题。这是还有点人性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吗?那些天，我不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又在流行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处理中心的狱区里正在流行感冒和拉肚子。每当大陆客在铁门里“报告长官，请求大号”时，“长官”通常置之不理；央求得他烦了，就会恼怒地将急于上大号的大陆客叫出来，非但不恩准去厕所，反而令其面壁或“俯立挺身”(俯卧撑)，稍不顺眼还会棍棒、拳脚相加。试想，当人便急时，还要受此折磨，会是什么滋味?

一听到大陆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我那颗抽紧的心就不禁会想：那些一向自傲于台湾“民主自由”、“司法公正”的人士，是否能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还有人会因为请求一次大号的机会而遭受毒打。

除了大号，我们还尝到另一种尴尬，就是手纸紧缺。两个多月了，只发过一卷手纸。我当兵的经历让我总爱有备无患，加上手纸就是枕头，所以省之又省，每次只用薄薄的一小片，我还支援了老魏一小叠。而他们四位至少半个月没有手纸了，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在牢中，每当我便急而又去不成，或便秘而3分钟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向往的已经远远不是故乡北京，而是这个处理中心的甲区或乙区。因为我怀着十分羡慕的心情听说，那里是50个人一间大囚房，囚房里就有便坑!

但凡酒色之徒，肾虚可是头等大事
他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

牢中之人都不免挖空心思力图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李涛就成功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那天，值班的狱警用手托着后腰，显得很疲惫，于是叫来个公差给他揉背，揉了一阵子，他骂道：“他妈的，你的手真硬，长官一点都不舒服!”

已经在门上看了许久的李涛适时地说：“长官，像您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按摩，最好是用中医疗法。”狱警白了他一眼说：“废话!谁会中医?”

李涛慢声慢气地说：“不瞒您说，长官，我倒会一点儿。”狱警又打量他一眼，怀疑地问：“你?你怎么会中医?”

李涛还是慢声慢气地答：“祖传的。这么说吧，您可能没去过北京，远了不说，我爷爷在西皇城根儿开过诊所，那一带当时无人不知。”狱警被他侃得似乎有点儿晕，将信将疑地问：“那你看，我有什么毛病?”

李涛坏笑道：“长官，男人最爱犯什么毛病?容我冒昧地说行吗?您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两人都会心地笑起来，连公差也跟着在一旁捡乐。李涛接着问：“爽没爽?”狱警得意地笑着说：“你小子还他妈真有眼力!一定是经常享受，对不对?对不对?”

哈哈笑了一气，李涛这才言归正题：“所以说十男九肾，您需要养养肾了。”狱警来了情绪，转身对着李涛咂了下嘴压低声音说：“长官我是感到腰有点痛，你有什么好办法?”

李涛作沉吟状：“办法是有，不过……我看不必马上吃药，一般的按摩也不成……对了，可以试试中医按摩。”他又想了想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试试祖传的‘烟熏疗法’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疗效，您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狱警欣然同意，叫公差把门打开，另外吩咐一名公差坐在丙区的楼梯口，一旦有“大长官”上来，马上喊：“大长官好!”等于给这边报个信儿。然后他就居然钻进李涛的近视牢房。

足足过去了约摸一个钟头，狱警和李涛前后脚出来，两人都已大汗淋漓。狱警手里抓着警服，灰衬衣皱巴巴的，还在往裤腰带里掖。李涛则猛吸着香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狱警看来很满意，破例让他出来透透气，还可以去厕所洗把脸。

从此，李涛那间牢房成了个“临时诊所”。这间特殊按摩诊所的业务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一天，李涛趁按摩的间隙来到我门外，两耳上照例夹着香烟。我说：“幸亏你懂中医，这下烟瘾可过足了。”他露出坏笑。我又问：“你父亲不是贫苦出身的老革命吗?怎么还有祖传中医?”他还是得意地坏笑。我接着问：“这种熏肚脐儿，我怎么从没听说过，真管用吗?”他几乎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我似乎懂了，中医的要领之一不就是以毒攻毒，这个“粗人”李涛还真有他妈邪的。

“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
这是所有在押大陆人的奇耻大辱

屈辱还在继续着，不久以后我又亲眼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那天上午，静坐结束后，我在牢房里跑步，忽觉外面有些异常，趴在门上一看，见阿岩伏着身子闪过，我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久，公差小峰凑到我门上说：“力哥，告诉你件事!”

我问发生了什么?他说：“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我急问怎么回事?他叙述说，阿岩去厕所大号，正要从便坑上起身的时候，那个叫王近豪的尖嘴猴腮的狱警提着警棍进去了，不知为什么，竟然命令阿岩爬出来!阿岩当时愣了，正处于病弱和完全无助中的他最终不敢不从，四肢着地从厕坑爬出来。以为这样就完了，不料，狱警又命令他一直爬回牢房，并用警棍驱赶。从厕所到牢房要经过整个丙区的楼道，十几间房的大陆客都趴在门上默默地看着。阿岩就这样被逼迫足足爬了二三十米，直到自己的牢房。

我听得呆了，好一会儿才骂出来：“这孙子!真傻*!谁让咱中国人爬过?日本鬼子。而现在，我们的台湾同胞竟然让我们的患难兄弟像狗一样爬!这是我们所有在押大陆人员的屈辱。小峰问：“怎么办?”我咬着牙说：“恐怕只有绝食抗议了。”放风的时候，我设法从阿岩口中证实了事情的经过，我们商量采取什么方式抗议，但他绝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我能理解他。

后来，“副座”巡视的时候，阿岩向他反映了。“副座”向公差核实后，把狱警王近豪叫到阿岩的牢门口，让他在铁门外向阿岩道歉，并说这种方式是“极大的破例”。王近豪不情愿地小声嘟囔了一句。“副座”挥了下手说：“好，这样处理行了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让大陆客们忘掉这次不愉快，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

“副座”走后，王近豪在走廊里高声骂道：“他妈的!让我给他道歉?!我觉得我没错!”又对着各牢房教训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老子该怎么管教还怎么管教!”

狱警王近豪的丑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其实，这个家伙平时龌龌龊龊，说话结巴，在别的狱警面前相当自卑，他只能在被囚的大陆客面前找回“威风”。也许这下有人会夸赞他的“豪勇”了，但与那个人见人恨的“荷兰猪”林永杰一样，他们将永远钉在宜兰“处理中心”的耻辱柱上。

（摘自《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248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