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沈从文晚年口述

2004-03-10 10:38:00 来源:书摘 王亚蓉 整理 我有话说


沈从文给故宫及历史博物馆专业人员讲课(1961年)

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

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到本地的破烂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兵,前前后后转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来来去去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屈原还没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过了,那就是乡下。所以我对沅水的乡情,感情是很深的。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写的多半也就是写家乡的事情。

我对家乡新的事情知道得还是少,比较少,知道的还是过去的。关于比较下层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纤手,小码头上的人士我比较熟悉。但是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落后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大约有十三个教授级的,我们在一块。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家谈到学习时都坐下来学习,我一天就泡在陈列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对文物没有一点知识,有兴趣没知识,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应当好好地学。因此有个很好的机会,每一次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我都要参加,从开始展览一直到关门,我都参加。什么辉县的,郑州二里岗的展览,安阳展览,麦积山的,炳灵寺的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文物展览,我都参加了。特别是敦煌艺术展览,我呆得特别久,差不多前后一年。我的基本常识就这么点儿。所以刚才讲我是专家,绝对不能相信的。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主要原因就是东西越来越多,来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岁了,又转业了,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怎么是历史所呢?我历史又没有底子,我主要是文物的常识,所以到这里很显然也做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才起始,把六四年着手的、一本通俗性的、关于服装发展同衍进的图录,得到大家的帮忙,特别是在坐的大家都知道的王(予予)同志的帮忙,才勉强完成。

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这个工作远远配不上我们的要求,远远地落后。再一个原因,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大学教学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解放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

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一到上面去,任何陈列室,我就曾一点不知道,什么仰天湖的竹简,二里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机会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厂,我记得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参加三反五反关于古董业的问题清点。当时北京有正式挂牌的一百二十八个古董铺,我大约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个古董铺,就是珠宝、皮毛我没有资格看,其他的关于杂文物类的东西我几乎都看到了。这个时候我长了不少的常识,我就总觉得――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

谈谈我到美国得到的印象

这个地方――美国,总的来说思想是相当混乱,在学校这些方面迷信钱啊,简直是无以复加了!馆子里到处贴了恭喜发财,到处都画着钱的样子,这就是唯钱是问。但是仅限于钱也不一定,研究还是相当出色的。

我就想知道他们研究的博士论文写什么,本来更详细地了解应当去国会图书馆去看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不一定有中文系,但都有一个东亚文化系,照例有一个中文专业。

他们做的论文照例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如前不久到北京开中美史学会的人――我有机会参加啦,就听到副秘书长谈到,他们的论文啊,没法子称赞,没法子对话。比如说“《金瓶梅》同荀子的关系”,这个太荒谬了,这题目还是向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专家没法子对手,就好像打拳用另外一种方法打。还有人问我,他想研究“袁中郎”,我说我不懂没办法。

博士论文还是很庄严的,外国人对博士论文还是满尊重的,他要有一个博士论文才能当教授,这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也有人做杜甫《秋行巴蜀》做了多少年。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想象的,认真是认真,搞材料也很方便。读书那儿的条件是太好了,一个不是研究生的在看书,有那么大的一个位子,都有微型的看书的放大镜,灯,还有打字机,要复印什么材料,外面的廊子上有很多复印机,投个五分的?儿,书摆在上面立刻就印出来了,要多少材料有多少材料。所以我去了。

他们把我当一个作家看的,其实我这个落后作家早就没有资格了,承蒙他们的好意,也还有专门研究我的。我的很多文章他们都知道,不但知道,还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不是他知道,是图书馆知道。图书馆的不一定是入了名人录的,不一定是名人。知名人士和比较知名的,按照他的习惯,都很详细入他哪年做什么,哪年做什么。所以他们讲笑话,钱伟长出去,人家知道他哪年写检讨。所以人家要问到我,我也同样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充满了好意,一定要我谈写作,我说这个我没有资格说话,只能够说二十年代我怎么初学习用笔,到三十年代这一段的社会背景和它的文学运动的情况。

尽管谈这个,我还要争取时间,达到我另外一个目标。所以幸好我还带来一些服装的幻灯片和另外一个专题的幻灯片。谈一谈,他们倒相当有兴趣,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有些问题太新了,他们是按着规矩――因为别人都是用转手材料谈中国问题,所以隔得很远。

也有学考古的,都有考古系。他们的材料太少了,哈佛大学的中国东西算是最多的,我看了一个外国人捐的古玉,那就可观了,恐怕科学院,故宫啦都不及了。

但是也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有一个民俗博物馆,他把最好的长沙出土的那块?床――国内没有了――放到干了,摆在那里,怪可怜地油漆了,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战国坛子罐子,他弄不清楚这个东西,从这个陈列法就看出他没有发言权。特别可笑的是他把商朝的玉鱼――玉雕的鱼可以做切割工具用的,上面有个眼儿,他把它用塑料丝悬挂起了,叮叮当当的,让人又担心又难过,完全不解决问题。证明他们一般情况,特别是民俗部分,东西是应有尽有,但是不行,谈到研究他们好像也不懂。这些有待于我们中国怎样更大量地把这些材料整理,想法子印出来。

教中国文学的也碰到这个问题,研究明清小说,“三言二拍”,也做博士论文,《红楼梦》有,陈独秀有……再上去的古代的没有。但它有一个好处,图书馆好,这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陈列方面,看书的便利不能够设想,一个人吃饭也可以看书,看书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美国一面又重视钱财,一面又尊重知识,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忌讳,当然政治情况不同啦!但是也麻烦。目前科技方面有好多成果,但情绪方面,某些方面的不安的情绪,是失业。反映到读书人身上更容易见出来,资本家方面不消说。但是他的学校在社会上虽然有充分的自由,但还是在学校的圈里。他特别的现象很奇怪,很不如中国。比如说每个人到六十五岁都要退休,退休也惨,没几个钱。现在有的就像杨振宁他们,吴健雄,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都是第一流的科学人才,一年也就五万美金,也是自己开车,自己做饭,生活都是平等化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味,就是为什么博物馆的东西,收藏那么多中国的书啊,整理得真好,你到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就感觉到,我们哪年哪月能够做到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基本上都把书处理好,任何一个像我们都不大知道的杂志,他都整理研究的。放到那里,你复印东西五分钱一张。

――以上摘自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讲演

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

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我只能来学习,这次我有机会出来,是先到广州,再到长沙,主要还是学习。至于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事实上没有发言权,已经隔了三十年。我在解放以后,就转到历史博物馆,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创作界、文学界。

说到文学了,我就随便谈谈吧。我的书呢,五三年就烧掉了,再加上这多少年的变化,我在这个文学方面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绝对没有发言权。

过去的呢,我当时动笔写作,我只想做一个好像打前哨的,小哨兵样子,来做些试探,探路子。路子通,大家都可以走上去,分头并进,可以共同形成一个效果吧。因为当时我离开家乡时,我的本钱就是小学毕业,资格就是小学毕业。所以大家知道我不能够考进北京大学。那么,我没有别的能力,我非要靠着这一只手撑着活下去,愿望尽管好像很伟大,工作能力很低。

到北京充满了幻想,总是以为最不得意可以去卖报哇,可以活下来。可又不能卖报,各个地方都有规矩嘛,像这么一个乡巴佬出去,说话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么能卖报呢?再不成去讨饭吧,那更难了,北京讨饭非常之严格,大都市有规矩,每个街道都有一个讨饭的头头,手里拿个棒棒。我到历史博物馆后还专门买这么一个收藏。

但是呢,真是奇迹啊,居然能够活下来,活下来靠什么呢,就是在军队里头什么苦都吃过,说一切不在乎。饿还是饿的,没有饭吃就没有饭吃,饥一顿饿一顿是很平常的。当然啦纯粹靠节食恐怕是抵不过消化这东西的。幸好我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农业大学这四个大学很快就结识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在读书的,都是搞文学的,有的搞政治的,知识啊常识啊都比我丰富;大概勇气呢,我妄想没有我的多。

一到吃饭困难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解决问题。农业大学在当时也很奇怪,就是好像是个家庭制的,有农场,学生可以分白菜,每个月每个人可以分得大量的几百斤白菜,学这个园艺的;学家禽畜牧的可以分鸡蛋。所以我一到困难的时候,就到那里吃饭去。

“三・一八”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摇旗呐喊啦,跟在前面走,拿一个小旗子,散传单,我也不懂传单内容,到东交民巷口都不能进去,只能远远的拿着传单向里边撒,就是说那时候没有结果。

我慢慢地来写作,大概是在二二年。其实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知道,要做作家?根本不是的,不是这么打算的,不敢这么设想,只是说万一有一天我的作品能够在报的尾巴上发表了,那我就兴奋极了,就是天赐的恩惠了。

我头一次发表大概是在一九二四年左右,都两年多了;在什么地方,在《晨报副刊》个小的角落里面,是小孩子的作品里面;得到多少钱呢,得到七毛钱,那是书券,大概是比当时抄稿子还要低一点。因为抄稿子当时是一块钱一千字,我那个大概不值一千字,得了七毛钱的书券。但是对我说来,是一生的影响大,觉得有出路了。我的新的文章,作品,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简直是高兴得不能设想了,真是做了王爷了,太高兴了。

但是我晓得我隔得太远,我的作品隔得太远,从任何角度出发看,都是很幼稚的,非常之幼稚的。

刚才听到什么同志讲呢,讲严文井写篇文章,谈到我,提到有天我帮他改文章的事,我总是要写得太快,改三次。其实我的那个文章,我还觉得最有趣味的,大家经常提到我的一个不成熟的《边城》小说――那是一九三三年秋天,那时候巴金正住在我家里,跟我住在一块,我刚结婚,他一个月就先把《雪》那个长篇写出来了,我那时候其实写《边城》都是到院子里面写,他到我书房里面写,我写半年才写完,他一下写十万字,十二万字――我半年中间才写六万字。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不善于写中篇,另一方面,我总是有那么一个认识,就是说写得好的恐怕不在字数多少。你要达到效果,明白它的效果,你明白文字的效果,又明白它的内容什么样子能够产生效果来,恐怕有几万字还是能够的了。

一直到好像大家都称我为作家的时候,我实际自己惭愧得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当作家,从来没感到过我是作家。我生平也没参加过公开讲演,从来没参加过,公开的集会我也很少参加。只有一次,“一二・九”的这些学生,北京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开了一个欢迎我们的会的时候,我是参加了那么一次。所以我写了那么多,好像我熟了那么多的人,实际上我对文坛的问题是完全隔膜的。

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大习惯了

我是关到房门里面来写,读书。到了学校以后就根本不同了,一天到晚谈的短篇小说,写的是,教人家的是,帮人家改的是,整个是成天滚到短篇小说里头了。再呢,就是给我有个机会,能够活下去以后继续学习的机会。

但是当时毛病也看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快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因为转到了实际问题来了。另外我还知道文学革命是什么:自由写作,自己找出路,各自打天下;还有好处,在当时,可以说不管你李大钊先生也好,陈独秀先生也好,胡适之先生也好,鲁迅先生也好,那么多没有说是哪个第一,先排队的。纵然他是第一,上帝也不指定这个,没有人能指定这个,每个人一起始都是开步走,这个我认为好,能够鼓励年轻人朋友,不作兴哪个在先,这是对我们后来的发展情况说,不同的一点,这也许在我思想上是个包袱,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大习惯了。我总觉得写嘛,是个职务,是个义务,不是个权力。这个写得好么,是必然的。写得好,写十年八年二十年,写几篇像样的文章,那是应当的。写得不好是你活该不中用的,你努力不够的。这是我的想法。我总是有这么一个还是乡巴佬的想法,没有近代化的这种。

大家讲我有天生啊,那是天知道,绝对没有。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我就是有耐烦,耐烦改。特别是改,这改大家不能一下想像,有朋友写道――巴金什么的说我“最耐烦改了”,因为我改来去,改来改去我文字就通顺了。

那个时候我最抵抗这个批评家,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到某种程度,他自己是最细微的批评家,少少的一句话,一个标点,都非常之掂斤播两地在那里考虑。前后几万字,观察上哎,这个地方同前头有点矛盾,性格上或者他都考虑到,一个细心的作者。但这是从我们这些比较低能的学习者而言吧。有些聪明朋友那不是这样,聪明朋友像老舍、巴金他们,稿子烧掉以后他都能够复写一篇。我要假定被烧掉以后,大家问我,没目录我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我是慢慢的凑拢来的,慢慢地凑呀!凑拢来的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实际上很费功夫。

他们讲到我是多产作家,这在当时是批评多于褒奖,都是开玩笑的说法。你没有别的嘛,就是大量生产。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当作学习来写的,学习过程总觉得是写来写去。这多呢,不是因为要露面的,那么这样子试完再这样子试,完全是个学习过程。但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我原来是想学五十年,我也许有机会拿这个作品面对社会,但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了,不到三十年就变了,我是真正没有发言权啦。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

――以上摘自《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自《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西安市南郊吴家坟,邮编:710062)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