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是中国现在还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他诞生于1897年2月5日，即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到2003年的今天，11月5日，已经106岁又9个月了。在海外的中国知名人士中，年龄百
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太平洋学报》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一个“最”，是“他是我们国家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开始我还只是一般地重视陈翰笙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我和陈翰笙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89年周谷城亲自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之后。长者之命，不敢辞，我接受了，而且得到学会同仁的赞同。我提出把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扩充，改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并提出创办《太平洋学报》季刊。
这时候我考虑到陈翰笙在学术界的威望，特别是考虑到陈翰笙曾经专门到美国去，曾同美国人拉铁摩尔合作编辑“太平洋学会”在纽约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这个“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参加，学会的总部设在纽约。陈翰笙1933年还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我考虑到这些，就请陈翰笙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编委会的名誉主任。
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同以前不一样了。
近几年来，每年2月5日他的生日，我们太平洋学会的人都去向他祝贺，并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话不多，可是很中肯。从去年起他家里的人对我们说，2月5日生日那一天不用去了。因为他现在睡着的时间长，醒的时间短。不久前我听说，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住在协和医院。我去医院探视了。应该说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躺在病床上，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知道我去探视，好像给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护理着他的外孙女婿告诉我，他见我是有说话的意思。目前他是依靠现代医学和医疗设备活着。
现在他顽强地活着，是有可能活过107岁的。
陈翰笙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本自传《四个时代的我》的写作，在1988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周谷城写的序。序中周谷城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而令人信服的参考读物。书中的事实，无论是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他说《四个时代的我》是近现代史的一部有趣味的而又令人信服的读物。
我完全同意周谷城的评价。
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二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把他引向革命之路的，是也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翰笙和他的一个好朋友高仁山一道去找李大钊，请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到李大钊后，李大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先加入国民党吧。于是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执政的段祺瑞的卖国行为。他们先是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请愿。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时，反动政府下令开枪。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的陈翰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他正走近执政府，忽然听到枪声，他就立即伏下。枪声过后，他看见血溅满地。他听到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于是他急滚入停车场，看见段祺瑞的卫队退入铁门内，任意射击。当时人群乱了。警察挥舞大刀、铁棍冲过来乱砍。陈翰笙说因为他也在女师大兼课，认识刘和珍女士。去铁狮子胡同时还看见她也在队伍之中。当晚回家，知道中弹丧命的有26人，刘和珍也在当天被打死的人中。后来陈翰笙写了一篇《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4日的《现代评论》上。
3月19日段祺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迁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陈翰笙经常去看李大钊。李大钊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又介绍给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过了不久，要陈翰笙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即远东情报局工作。九年之后的1935年，他由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李大钊又负责选派革命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陈翰笙赴苏学习，一年后回国。1927年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与王世杰、周鲠生一道去武汉外交部工作，参加了收回汉口租界的事情。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关于陈翰笙的这一个“最”老的革命家，就写到这里为止。现在参加过“三一八”游行示威并与李大钊一起活动的老革命家已经没有了。
三个“最”中的第三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1925年他是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之一，那时他28岁。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同事(钱玄同是我的同学钱三强的父亲)。同时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以后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离开了北大。但是他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他的学术工作又是密切结合革命实际的。陈翰笙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人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农村性质的论战。当时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抑制与批判。当时在苏联，魏特夫、瓦尔加提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这样的谬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陈翰笙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马季亚尔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陈翰笙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
陈翰笙又是著名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在这个研究会中团结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有已经过世的孙冶方、张稼夫、千家驹、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等。
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正式建立院士制度。1955年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制度的时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有64个。1958年增补了稽文甫、吕徵等四个人，一共68个，以后再没有增补。多年来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5个。其中有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薛暮桥、骆耕漠三个人。薛暮桥现在是一百岁(薛暮桥自己说他“受业于陈翰笙”)，骆耕漠94岁。这五个学部委员中只有季羡林和我两人，不是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
我在给《太平洋学报》上所写的陈翰笙的三个“家”中，有一个“家”是社会科学家。因此也就插在这里。陈翰笙是经济、社会、历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早在1921年就有一本著作在上海出版。1925年在北京出版两种。1929、1930、1934年在上海、北京又出版了七本他用中文写的著作。不知道为什么从1936年到1949年，他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和翻译成日文而且大都在纽约出版。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一本中文写的《美国垄断资本》、两部关于印度的社会和历史的著述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仅1923―1927年就发表了53篇。此外，我从他的文章目录数了一下还有125篇。
说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主要是他活的长。第一个“最”说的就是他的寿命，第二个第三个“最”，也都是同他的第一个“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同活着的人比，就不是什么最老的革命家和最老的学者了。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奋斗的原因。
(摘自《炎黄春秋》2003.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