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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库切一起沉默

2004-04-01 15:46:00 来源:书摘 恺蒂 我有话说

总统说:“你仍是我们中的一员!”

2003年十月二日是南非春夏交替以来最热的一天,听到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是下午上车打开收音机时,那天从早上七

点就被关在黑洞洞的录音室里为刚剪好的一部片子录音,眼睛一下子还不适应外面明晃晃刺眼的亮光,但是,那个消息却实在让人兴奋。库切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也可以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作家中的一位,他获奖,是早晚的事,丝毫不让人觉得惊讶。对于他的作品我几乎本本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一个小时在约堡骄阳烘烤着的上下起伏的长长的马路上开着车回家,收音机一直开着,并不是想听关于库切的介绍,而是更想知道南非传媒南非政府对库切获奖有什么反应。

我的这种好奇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九九九年,库切的小说《耻辱》(Disgrace)获得当年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惟一两次得奖的作家。但是南非人非但没有引他为荣,这本得奖的作品反而让库切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总统姆贝基竟然亲自过问了文学,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曾经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渗淡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南非公众虽然没有把这本书堆在篝火上当众焚烧,但是理论上的追打封杀最后还是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于去年正式移民澳大利亚,在大学小镇阿德兰得定居下来,第二次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这次,南非传媒对库切好评如云,人们似乎根本不在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也根本忘记了他再度流放的原因。曾经与库切共事三十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Stephen Watson也对他盛加赞扬,评论他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写的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的最好的接班人。”政治家们当然也不能对之袖手旁观,南非国大党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的年轻的一切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文学的荣誉,更是南非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 Uys是唯一一个没有忘记库切已经把他乡当故乡的,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又过了一天,总统本人也发了话,说库切仍然是“我们中的一员”,给库切回国网开了一条生路!当时听了,心中还是为南非觉得欣慰,这个从苦难中慢慢走出,还在困境中挣扎的国家,毕竟没有说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库切,是“别有用心”,他们的总统姆贝基毕竟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高材生,满腹经纶,读过许多古典名著,每次讲话都要引经据典,说几句莎士比亚弥尔顿的。

不能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常常用政治做筹码,例如一九九一年南非的另一位作家戈蒂默得奖,就不能不说那是瑞典皇家学院对于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声援,戈蒂默的作品与库切相比,压根就是琼瑶和鲁迅的距离。今年的库切,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纯文学的选择。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但却部部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因为库切当仁不让是一位最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师。库切性情孤僻,向来不接受记者采访,他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六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于是,库切继索因卡和戈蒂默之后,成为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库切一九四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牧羊农庄主的家庭。他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一九六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所以我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是第二次自我流放),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四年后,他去美国德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就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一九七一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要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所以可以说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

但是库切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什么是典型的南非人?这就是他们对什么都很认真,很执著,很在乎。南非是一个出激情出英雄出烈士的社会,这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责任在整个社会历史的蓝图上画上一笔,英国人所谓幽默所谓诙谐所谓自嘲在南非是根本就行不通,他们压根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起来去改造社会,冷潮热讽有什么用?南非是一个很强烈很大起大落很硬邦邦的社会,南非荷兰语是铿锵有力的语言,库切的作品也就打烙着他的国家他的生活环境的印迹。虽说库切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如果没有南非的历史和环境,也就不会有库切的小说。

  第一次布克奖和有目标的抗争

一九八三年,他的《迈克K的一生》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K生来上辱开裂,是兔唇,而且头脑“简单”(亦即有些弱智)。他是一位园丁,他的母亲是位女佣。母亲生病,双腿无法走动,希望能回到内陆乡下她的出生地去,K是位孝子,他辞去了工作(如果不辞去的话,他也很快就会被解雇),决定陪母亲回几百公里以外的在干旱台地里的故乡。他们等待准许他们离开开普敦的许可,但是,许可却迟迟不来(如同卡夫卡的小说),市内居民之间的冲突激化成一场战争,K决定“违法乱纪”,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带母亲出行,火车没有办法坐了,他就用自制的小推车推着母亲上了路。出行没有多久,母亲去世,K被抓去当劳工修铁路,但是他怀揣着母亲的骨灰,修完铁路后还是踏上了回内陆母亲故乡的路途,但是他没有自由移动的许可证,也不遵循戒严令,所以,一路上,他就倍受磨难,被追杀,被关押。他几次逃离各种集中营,他在母亲的故里荒凉被遗弃的土地上播种了南瓜和其他蔬菜,他认为这是他身为园丁应该做的事,但是被发现后他被视为替山里的游击队提供粮草而再受监禁,他以绝食为武器,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头的他再次逃走,回到开普敦。


《迈克K的一生》
 
 

此书出版时,正是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库切在书中一句都没有提到迈克或其他人物的肤色,也丝毫没有解释种族隔离的情况,但他却是以很简练的笔触,写出了南非广漠大地上近世界末日般的感觉,写出种族隔离制度之荒诞。知道南非历史的人可以读出南非,不知道历史的人可以读出贝克特戏剧、卡夫卡或是加谬小说所承传下来的氛围和衣钵。例如,K在荒诞的种族隔离政策下“不可被人见”的生活:

他躺下来,把叠起来的黑大衣枕在头下,看着天空。我想住在这里,他想,永远住在这里,这里是我母亲和外祖母生活过的地方。就这么简单。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得像一头野兽一样生活、太可惜了。一个想活着的人不能生活在有光线有窗子的房子里,他必须生活在一个洞里,白天必须隐藏起来。他活着,就必须不留下一丁点他活着的痕迹。现在就得是这样。

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清晰的信息,莫过于“不自由,毋宁死”的固执的气概。K原本是一块小石头,安安静静地与世无争,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人为的战争却把他这块石头从地上捡起来,从一只手中被扔到另一只手中,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K的各种集中营里并没有受虐待,也没有做苦劳役,许多人也很愿意就在集中营里以劳动换取食物,但是K不愿意,他要的是能自由自在地开垦荒凉的土地,撒播他口袋里揣着的种子,他仍然要做那块躺在地上没有人过问的自由的石头。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所以,他对于自由的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而是一种天生本能的需要,他在最后的集中营中以绝食为武器,那也不是他有意的选择,而是他身体本能的反抗,他就是吃不下集中营里的食品。然而,这种自然的本能却有着让人颤栗的威慑力量,最后,囚禁他的人也被这种力量震撼,后悔自己没有勇气跟着K一起逃走。这本书没有太多情节,但是K的生活历程却是丝丝入扣,让人一开篇就放不下来,非得一气读完不可。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Booker Prize),当之无愧。

  第二次布克奖和新南非的无所适从

一九九0年被监禁了二十六年的曼德拉被释放,一九九四年国大党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整个南非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由知识分子们所攻击所抗争的对象跨掉了,他们手中的笔突然不再有武器的功用,许多人都有些若有所失,都在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声音。库切也在观察,在等待。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出版《耻辱》(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靠和一位妓女的约会解决基本需求,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这就是新南非生活的现实。

《耻辱》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惟一的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恨之入骨。当时我读《耻辱》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更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能有人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现在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才悟到《耻辱》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恶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看到南非北省许多农场的栅栏上为抗议白人农场主被谋杀而插满了白色的十字架,你就能意识到《耻辱》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并不是社区里的先知,但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他的预感岂止是自由,还有自由的反面。

库切笔下的人物,也都是被抛弃到“孤岛”上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里,总是被一种无名的灾难追逐着,他们的最大的罪过就是因为他们活着。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恶梦一般的地方,社会现实就很残酷。他的所有人物,都没有逃避他们的命运的可能性。

许多评论家认为库切是当代的卡夫卡,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一样地不会讨好任何一个当权政府。

  吃了你喜欢的鸡蛋,为什么还要认识那只鸡?

库切刚得奖的那几天,南非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玩笑,就是他们如何想方设法采访库切而不得。库切性情孤僻,很少说话,更是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钱钟书先生关于吃了鸡蛋为什么还要认识鸡的名言,用在库切身上也许最适合。F曾经很想把《内陆深处》改编成电影,十几年前曾花过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与库切一起写剧本,统共说的话还不到一牛车。他说你若问库切一个问题,回答往往要在半个小时后。如果你问:“你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库切总是不语,但千万不要以为无声就是默许,因为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回头来说:“不,这样不好。”

库切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然而,他的沉默又有一种天然的魅力,他还是很情愿坐在花园里等着吃烧烤,也很愿意和小孩子玩耍。他只是言语极少,根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私生活罢了。

《内陆深处》

  库切获奖那天晚上,我给南非诗人加斯・弗格森家打了个电话。加斯是库切最好的好友,常常清晨天蒙蒙亮时与库切一起在开普敦蜿蜓起伏的山路上骑自行车。他说,库切对于南非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高了整个知识界的阅读水准,库切是真正的作家,是有想像力的作家,是纯粹的作家,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写作是为了文学而写作的作家”。《耻辱》是例外。加斯说,南非的读者是没有想像力的,他们喜欢读能找到依据的作品,他们也喜欢对号入座,所以,与其说库切对南非失望,还不如说他是对南非的读者失望。加斯最喜欢的库切的作品,是写作游戏重新复述鲁宾逊漂流记的《敌人》,最不喜欢的,是《耻辱》。

南非是个小地方,一来二去都是熟人,库切在大学里教书,他的学生就不在少数。人人都说他辅导写作课,虽然话不多,但却句句都在点子上,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所以,虽然他以沉默闻名,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愿意请他去讲学。上个周末我们去北省山区里看岩画,同行的都是金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其中有一位属于大龄学生,曾经是伦敦《卫报》记者,也是属于离开南非又返回的一代,谈起库切,她说她有一位好友就是库切的学生后来变成一段时间的情人的,库切的风流韵事不少,他的隐蔽生活其实还挺有色彩。库切于一九六三年结婚,八?年代时离婚,曾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儿仍然住在开普顿,儿子二十三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离婚之后,库切没有再婚,他的生活里有一位比较稳定的女性(恕不提名),也常常有其他的女性与他的名字相牵连。

其实,也不能说库切就真的那么隐秘,他已经有两本小说化的自传,或可说是自传体的小说出版;《童年:外省生活场景》出版于一九九七年,《青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二》出版于二??二年。两本书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交织而成。《青年》主角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愿意为他的艺术而受磨难。他来到伦敦,住在北伦敦一个窄小的公寓里,做着一份“没有灵魂”的工作,写着受艾略特影响的从未被人读过的诗歌,漫无目的地闲逛,如同他以前许多从外省乡下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一样,六?年代的疯狂开放的伦敦在他的眼中是灰色、潮湿、孤独的,街面阴霾,人面冷漠。他有许多尴尬的经历,许多不如人意的生活。他总是希望能碰到一位女朋友,既能爱他,又能给他带来文学的灵感,但是他的感情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让人丢脸的恋爱关系”。一次次的艺术以及浪漫的努力并没有让他在伦敦的生活从“单调沉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逃离伦敦,到伯克郡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几乎放弃了对文学的追求,每天做的就是往原始电脑中输入原始的磁带。在机械的生活中,他的创作力和性功能似乎都消失了,终于,他觉得自己也许真正成熟了。《青年》不是关于年轻时的快乐,而是青年时代的沉船和孤岛。所以,如果你真认识了库切,知道了他的生活,对于他的沉默,你还能有什么话好说呢?也许,只能如同他的铁哥们一样,和他一起沉默吧。

(摘自《万象》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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