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上语文课，特别喜欢“看图说话”。面对一幅或数幅有大致内涵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图像，自由驰骋，任意发挥，感觉很过瘾。比起背诵口诀、默写生词，就着生动的画面，讲述“自己
长大后，读鲁迅的书，看他表彰启蒙读物《看图识字》，方才回想起，我辈儿时识字，确是大大得益于各类图像。为蒙童绘图，虽说难登大雅之堂，可此等事实属不易：
倘不是对于至上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道的画家，决难胜任的。(《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可是，为何轮到我来谈论启蒙教育中图像的意义时，竟然忘了“看图识字”这回事，而偏偏记住了“看图说话”?总不能归结为表现欲强，从小就喜欢耍嘴皮?或许这么说更实在些：同样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前者基本是被动的接受，后者则包含着即兴发挥，因而更符合儿童的天性。
逗引起我对知识传播中图像作用的思考的，还是鲁迅。不过，这回改为中国读书人大都耳熟能详的名文《阿长与〈山海经〉》。鲁迅是这样描述他那“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的：刻印粗劣，纸张发黄，图像不佳，但幻想力十分丰富――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作为课堂练习的“看图说话”，与凭兴趣临摹绘图本《山
海经》，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前者着重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后者则兼及审美意识与绘画能力。此外还有一点，我始终耿耿于怀：当初让我“说话”的所有图像，描述的均为日常生活，政治正确，符合科学精神，绝无白日做梦、想入非非的余地。如此培养出来的乖孩子，未免过于“少年老成”了。我是等到长大成人，有权利自由选书及阅读时，方才晓得欣赏那猛志可佳的“刑天舞干戚”与稚气未脱的“奇肱国飞车”。说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尽管怀疑当初“看图说话”之边界过于严明，有可能妨碍儿童想像力的发挥；可那毕竟是我“我最初的创作”，况且还常常博得老师的表扬，故至今回想起来，感觉还是挺温馨的。
“刑天舞干戚”。见乾隆间金闾
书业堂刻本《山海经广注》
其实，欣赏图像，不只限于识字不多的儿童，连博古通今的硕学鸿儒，也都可能挑灯夜读，拍案叫绝。我这里说的，是中国人久远的读书传统：左图右史。硕学鸿儒之“看图”，其眼光与趣味，当然比只是借机“说话”的小学生要高远幽深得多。但究其根底，其实也有接近处，那就是相信图像和文字之间可以互相诠释。抽象的语言表达不清楚的，直观的图像让你一目了然；反过来，单纯的图像无法讲述曲折的故事或阐发精微的哲理，这时便轮到文字“大放光芒”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由于图谱传世远比文字书籍困难，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七略》体例时收书不收图，再加上历代文人学士或着力辞章，或追寻义理，均将才情学识系于“语言文字”，而相互忽略了图谱之用，使得国人没有真正养成读图的习惯。这一点，宋人郑樵撰《通志略・图谱略》时，已有相当深刻的反省。
即便如此，中国书籍之“图文并茂”，还是源远流长，绝对值得华夏
子孙引以为傲。不说唐五代时期的雕版印刷在传播佛教、普及文化以及服务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单是宋元以降文学作品插图之精彩，便令今人叹为观止。配合着大量小说、戏曲的叙事，有过许多精彩的“全相”与“绣像”，这点广为人知。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相对空灵的诗歌意境(如《六言唐诗画谱》)，或文章情调(如《古文正宗》)，画家们也有本事将其还原为图像，可见古人在文字/图像互相转化方面的功力，实在不可小觑。
王昌龄《望月》。选自明黄凤池编，唐世贞
等绘画，万历间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渊明赏菊．选自明万历间安徽
书肆郑少斋刻本《古文正宗》。
没错，在版刻
书籍及文学插图这个论述框架中，图像总是屈居配角。必须是先有“诗情”，而后才可能转化出“画意”。这一点，与“题画诗”的创作顺序恰好相反。但这并不妨碍才华磺溢的画家发挥其想像力与
创造性。同一个故事，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固然有画风、技巧方面的制约，但也包含着画家对这一故事的理解。最明显的，莫过于各种版本的《西厢记》之众彩纷呈。不只是莺莺的造型有很大的变化，画师配图时之场面感，以及“精雕细刻”的审美意味，都自然体现出对这一永恒“爱情故事”的不同理解与诠释。
佛殿奇逢，选自明万历间金陵书
肆乔山堂刘龙田刻本《西厢记》
斋坛闹会。选自明万历间
起凤馆刻本《北西厢记》
我关心的，还不只是画家的笔法(刀法)是否娴熟，画面的构图是否饱满，而是读者阅读时，能否体会画家经营的苦心。作为传播媒介的图像与文字，各具长短，有可说而不可画的，也有可画而不可说的；就看配图的画家本事高低，能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至于读者，将并置的图像与文字对照阅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之所以如此设问，因为据说寺庙的讲经，以及瓦肆的说书，有以图像相配合的。挂一彩绘的立轴，然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让听众的听觉与视觉得到最大程度的享受。这情景，还是挺令人神往。
三十年前，我在粤东山区插队。承蒙乡亲厚爱，安排我春节期间在晒谷场摆一乒乓球台，再搭上一书桌，讲述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凭此特长，我每年都有半个多月的“带薪休假”――即在家温书，照样记工分。说书人靠的不是死记硬背，记得故事大要，其他就看临场发挥了。反而是人物的性格、相貌、举止马虎不得，需要事先琢磨，烂熟于心。如此，即便情节略有伸缩，人物稍微变形，也都无伤大雅。说实话，那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林冲、武松、鲁智深、公孙胜等形象，主要来自连环画的造型。当时，要是能找到包含若干“绣像”的“古本”，我之讲述水浒故事，说不定会有更精彩的发挥……
(摘自《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三联书店2003年12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