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片蓝天下，
庄稼人竟是另一种生存状态……
一
父亲似乎从未意识到土地的古老。他只知
父亲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
父亲压根儿就不关心别处的事情，更不关心天边的事情。天很大，他只注意头上那片天。地很大，他只注意自己那块地。头上那片天的阴晴雨雪，关乎他地里的收获；他地里的收获，关乎全家人的生活。大平原上，良田万顷。只那一小块，是父亲的，由他支配，给他回报。他不关心别的，关心也没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父亲没有这种思想。他只认定，他父亲传下的土地是自己的，与国家无关。他按时按数交纳赋税，那只是古来的规矩，并不意味着土地是官府的。
五十年代初期，突然来了个“土地改革”。“上头”一句话，就把财主的土地分了。父亲非常惊诧，认为没有道理。老话说：“屎难吃，地难置”；当年，置一亩地得三十块银元呢。父亲认为贫农的地来路不正，认为他们不会尽力伺候土地，就像不在乎拾来的东西一样，而且认为，仅凭“上头”一句话就得到手的土地不会长久，就像白白得到的钱财不会长久一样，来得容易，丢得也容易。果然，父亲发现贫农的庄稼长得并不好，越是当年没地的人，地越种得马虎。更有几家，干脆把地贱价卖了。父亲感叹道：“不是老祖宗传下的地，不是自己置买的地，不心疼啊!”祖宗的地，根脉所系，置买的地，血汗所换，当然就看得很重；人再受苦，也不能委屈了地。
父亲是中农，照旧种自己的地。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地，活儿做得更细，麦地总要锄四遍，玉米苗挨根的草也要拔掉。那二年，日子过得圆满。想不到，突然来了个“统购统销”，硬逼父亲卖粮，卖了余粮仍不依，风雪中，令父亲在村公所院里站了通宵，直到答应把几乎全部口粮也当做余粮卖掉，才罢休。父亲在刺骨寒风中受冻时，那些不好好种地，粮食不够自己吃的贫农，正在屋里陪着“上头”来的人坐在木炭火旁，吃狗肉，喝狗肉汤，说说笑笑，洋洋自得。那一夜，父亲是不是会后悔不该下那么大力气，打那么多粮食?我想，他不会。让他糊弄地，他会更难受。
更想不到，突然又来了个“农业合作化”。“上头”一句话，就把各家的地都收走充公了。祖辈耕种的地，埋着老爷老奶骨骸的地，顷刻间就不是自己的了。公家分给的地再交出来，还算应该，本来就是自家的地也交出来，太没缘由。父亲想不通，可也没办法。大概就在这时，父亲才认识到自己的地自己当不了家，很容易就失去了。从这时起，父亲和土地的血肉联系生生断了。他的无奈，他的失落感，他的不好言说的痛苦，都化做一声声深长的叹息。
原野广阔依旧，但没有一分一厘土地是父亲的。
二
于是，古老的原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成群的男男女女，闹哄哄地在一块地里干活。散漫了几千年的农民，一下子又被约束在一起，上工下工，去哪地，干啥活，都听别人安排。这时的集体化，却是现代的组织形式。被组织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农民，仍是旧时的小农，生产动力仍是农耕时代开始时就有的牛驴，生产工具仍是铁器时代开始时就有的犁锄镰铲。农民别扭，历史也别扭。可以说，散漫惯了的小农，使用先人发明的工具，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劳作，这本身倒很配套。历代那么多田园诗、悯农诗，咏叹的就是那些。如今，不只“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从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都被掩进尘封的古书。由于人和土地断了固有的联系，血脉的联系，心理的联系，虽未离开土地，却已疏远了土地，固有的勤恳和热情也不复存在。每块地都是公田。在公田干活的感觉，绝不同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出力流汗。在公田里混，热闹而轻松，心里却空空落落；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寂寞而疲累，心里却塌塌实实。十个人干公家活儿的效率，远远不如十个人都干自家活儿的效率。干一天，男人一律十分，女人一律八分，并不顾及出力大小，干活多少。当年曾有民谚说：“一晃一晃，工分一样。干与不干，都喝稀饭。”岂只喝稀饭，碰上荒年，还要活活饿死。我相信，除了二流子，农民都怀念单干时候。日子越过不下去，就越盼望“集体”垮掉，仍旧各种各的庄稼。当然，不能明说，只能暗想；想久了，只能绝望。说“集体”的坏话，是犯律条的。我们村的倔人八犟，因为说了句“宁干康大户的活，不吃生产队的馍”，就被“辩论”了三场。“辩论”就是斗争，就是推搡斥骂，直把他整得低头认罪，才罢休。八犟的话里有个“典故”――旧社会，康大户是地主，给他干活，一天要锄八亩地，中午送饭，一半白面一半高粱面蒸的杠子馍尽量吃，每人都吃五六个；生产队活儿轻，可连红薯面窝头也不能吃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在一个颇大的村子“驻队”。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农村也评“四好连队五好个人”。“五好个人”中，评上一个叫王金斗的半老不老的汉子。他的工作是到各家收尿，挑出村泼进没有播种的地里。没沤过的尿，叫生尿，直接泼进庄稼地，会蜇死禾苗。本来，生产队安排，泼村边的地里就行，他硬是挑了二里路，挑村北“坡头”那地，挖开土，泼了尿，又掩上土，一趟又一趟，不嫌麻烦。真是好思想。那阵子，正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的事迹，能联系上那种精神。村里的领导要他作为学习“毛著”典型在大会发言，让他讲“身在地头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那汉子断然拒绝，而且说：“挑尿算啥子革命!”我对他很感兴趣，甚至觉着他很像我父亲，禀性、脾气都像，不同的是他是贫农，我父亲是中农，他比我父亲个儿稍矮，背稍驼。那天，去他家吃派饭，饭后拉家常。当他知道我也出身农家，我父亲和他一样挣工分，喝稀饭，我虽吃了公粮，心仍是农村人的心，就絮絮地说了真心话。
挑尿，是他主动要求的，不是思想好，而是看不惯成群人凑一堆，出工不出力，狼上狗不上。看见他们糊弄地，糊弄庄稼，心里难受；挑尿脏累，心里舒坦。挑尿一天十二分；工分算▲，一个工分不值两分钱。人还不如鸡哩，鸡一天下一个蛋，能卖三毛钱。他这番话的意思，我父亲也不只一次说过。真正的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先天的尊崇，对庄稼有一种先天的亲爱，就不能容忍有人对不起土地，对不起庄稼。
说到他为什么老远地把尿挑到“坡头”，引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三十年前，中伏天，他父亲起五更去赶集，卖黄豆，买牛套。黄豆不好卖，小晌午，才卖掉，饿了，只买碗豆腐汤。回来路上，天太热，跳河里洗个澡，谁知，到家就病了，高烧不止。不久，全身变黄，眼珠也像五月的杏。不能干活，还得治病。都说，热身子跳进凉水里，激破了胆，这病不好治。三十里外的一个大夫说，能治，一剂药，一块银元。治了半年，稍有好转。为治病，卖掉三亩地；再治，就得卖“坡头”那地。那是祖产，埋着先人。父亲宁死也不愿卖地，就不再吃药。终于死了。死前，对他说：“祖上留下的地，一分也不能少。种好，犁透，坷垃打碎。上粪，多上粪。庄稼长不好，我睡墓坑里心不安……”他一一答应，父亲才咽气。那年，他二十岁。“坡头”那地，是父亲丢了命才留下的。可以想见，父亲的临终嘱咐，一直在他心里搁着，分量很重很重。从父亲手里接过土地，就履行庄严的承诺，庄稼一直长得好；在梦里，一再看见父亲笑。可以肯定，自打土地交给集体，他就陷入窘境。农活干得马马虎虎，等于糟蹋父亲灵魂。父亲一定很伤心。依稀看见父亲在哭，依稀听见父亲在骂。然而，他没有办法。自己的土地，自己当不了家。老远地挑尿去施肥，只能稍稍得到些安慰，稍稍减少些愧疚……
不久，王金斗又遭受一次撕心裂肝的打击。
突然间，“学大赛”掀起新高潮。村北的地，中间高，南北低。这次，要把它变成一▲平。人的力量确实大。近千男女，苦战半月，用铁钯钢锨，用箩筐畚箕，硬是把中间挖低，把南北垫高，原来的十八块地，变成了一块百余亩的大方田。王金斗的“坡头”，那块祖上传下的瓦刀形的地，正在中间，顷刻间就消失了，消失在人造的大方田里。父亲的骨骸，匆匆捡出，装两个荆条筐，担到河边的荒滩，遵照统一安排，草草埋一个只有十筐土的窝头状的坟。这次变故，摧毁了父亲和土地的最后联系，也摧毁了他和土地的最后联系，一下子瓦解了他精神的最后归宿，灵魂不可能再得到一丝一毫安妥。一腔感情，无处寄托。满腹愁苦，不好言说。在梦中，他只能和父亲一块儿抱头痛器，心上流血，眼却无泪。
我发现王金斗明显地老了许多。这个刚强汉子一下子蔫了。
三
在无奈中，老一代农民习惯了“大呼隆”。年复一年“大呼隆”，新一代农民学会了凑凑合合种庄稼。耕作稼穑，仍是传统旧法，可再也见不到传统农民的刻苦勤劳，老实质朴。
种粮食的农民养活不了自己。人民公社气数已尽。
终于，京城里一场大变革之后，再过几度春秋，农民又得到了土地。“上头”叫“联产承包”，下边叫“分田单干”，是改革，也是还原。二十多年后，绕一个圈。退一步海阔天空，倒退也是前进。
这次分地，不同于五十年代初期那次分地。那次是打倒地主，把地主的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这次是解散集体，把公田分给所有农民，不论精人憨人，不论家庭成分，都有一份，实在是八辈子也难碰上一次的公平，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均田地。当时，我在一个隔日逢集的小镇上辅导文艺宣传队，曾听到过分地中的一件事。那里，好地少，赖地多；一亩好地比二亩赖地打粮食还多。为了避免矛盾，只好拈阄分配。拈阄前，谁也想不到，一个叫有成的老农说：“我要‘葫芦把’那地，那是二亩九分；再添二亩半就够我家的了。”众人一听，都愕然。“葫芦把”是最赖的地，离村最远，十几年从没上过粪，种一葫芦打两瓢。这二年，已经撂荒了。傻子也不会要那地。却原来那是他家祖产。六十年前的初夏一天，他跟父亲在那儿锄高粱，干到日头正南，父亲忽感头晕，站不稳脚步，却硬是锄完最后一垄才回家，没走出高粱地，就一头栽下，死了。那年，他十四岁。小小年纪，就接过父亲留下的地和四季不停的农活。农活和父亲做得同样精到，季季庄稼压塌地。父亲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又一个坚韧的庄稼汉。
那天下雨，我特意去找有成老汉，想搜集点材料，为宣传队写篇唱词。他正坐堂屋编筐，荆条本来坚硬似铁，可在他手里好像立即变得绵软，编起来随心所欲。一交谈，我觉得他也像我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对浸润过自己汗水的土地一往情深。我同时想到，假若我父亲能活到分地，他一定会提出要那块埋了二十四个坟头的四亩五分祖茔地，虽然那地早已只长茅草不长庄稼。我们谈话时，他儿子在一边一再抱怨老人糊涂，不该要“葫芦把”，明明是个坑，硬要往里跳，随便顺手抓一块都比那地强。儿子不理解老子。我能理解，就像我能理解我父亲一样。儿子这一代农民，自打能挣工分，就种集体的地；哪块地里的活都干过，和哪块地都隔膜。对土地，他们没有与生俱来的感情。在他们看来，土地只能产生粮食，并无精神价值和形而上的意义。
四
八十年代前期，刚分了地那几年，因为母亲仍在老家，我就常常还乡，帮助侍弄她那一亩八分责任田。每次还乡，总有好心情。那几年，风调雨顺，化肥便宜，提留款少，乡亲们日子好过，确是一派男耕女织的太平景象。西邻麻子六爷曾有一段话说：“一感谢邓小平，二感谢老天爷，三感谢碳铵尿素，庄稼人能一年四季吃白馍；狗也吃白馍，猫吃也白馍，老鼠拉的也是白馍。这可是一百辈子也没有的事。老社会，十来顷地的财主也不敢顿顿吃白馍。早些年做梦也想不到，入老境，享福啦!”农民知足，吃白馍就是幸福。
近些年，母亲进城住，我不多还乡，可常有乡亲来我家走动。我知道，乡亲们固然仍有馍吃，日子却变得很难。主要是缺钱。红白喜事，起房盖屋，越来越费钱。化肥涨价，农药涨价，提留款比当初增加十倍，连一个半月剃一次头的剃头钱也由一角涨到一元。进钱门路，只有卖粮，粮价却越来越低。偏偏天气老是捣蛋，要雨时候不下，不要雨时候下个没完。那年种麦，天干地干，犁起坷垃斗那么大，过了霜降，还没开耧。第二年收麦，阴雨半月，麦穗儿出了芽。那年夏天，四十天没落一滴雨，玉米棵干得点着火。第二年夏天，月余没有出太阳，地里成了一包浆，野草把庄稼苗糊得又瘦又黄……
乡亲们又感到贫穷。刚刚吃上白馍那几年的享福感觉，渐渐没了。
去年秋后，我去农村串过几天。一个下午，在一条河边走。忽看见河对岸不远处，一白须老翁正摇耧播种，拉耧的是一头黑驴，牵驴的是一个半大的娃娃。那块地窄而长，如智利国的地形。当老人坐下休息时，我凑上去攀谈。当我问道眼下种麦是不是晚了些时日，他叹口气，说，钱不凑手，前天卖了芝麻才买来化肥。接着又叹道：“种庄稼不划算啊!”我问，怎么不划算。他扳着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按一亩小麦算，从种到收的各项投入计有：犁地(用小四轮拖拉机)二十五元，碳铵一百斤，二十五元，磷肥一百斤，十八元，种子(良种)十八斤，十八元，水费二十五元(不管用水与否)，收割机十八元(小收割机)，只管割倒，自己还得捆、运、打场；如果用联合收割机，需四十元)，合计一百二十九元，加上每亩地农业税十元，村提留三十元，乡统筹四十元，共计二百零九元。一般年景，平均每亩收获五百斤，每斤四角，共值二百元。这就是说，种一亩小麦，投入的人力、畜力不算，还要倒赔九元钱。算罢账，老人良久无言，怔怔地看着那块窄而长的地。
我听后，心中一怔，也一时愣了……
(摘自《古典的原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定价：19.80元，社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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