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封箱戏”呢?
这是旧时梨园行常用的一个词。箱，指演戏时使用的大衣箱，也就是服装箱子；封箱，指不再使用箱子里的服装；封箱戏，指从此再也不演出的某个戏。后来，又有
1996年下半年，我们排练了话剧《冰糖葫芦》。由我执笔编剧；陈?出任导演；主要演员有郑榕、吕齐、李婉芬、吕中、杜澎、牛星丽、吴桂苓、宋佳等人。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都是当时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亲自抓的。在排练开始之前，张和平提出邀请已经患病的于是之担任艺术指导，为此，我带领他们到是之的家里去，并且很快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在回来的路上，张和平又对我提出能不能请于是之再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戏不多的过场角色，甚至是坐着轮椅露个相儿也好，希望我能继续做做工作。我当时心里实在没有把握，表示只能试试看再说。
那时，是之的老年痴呆病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些不良症兆，具体的说就是演出时(哪怕是已经演出过几百场的熟戏――《茶馆》)常常在台上忘掉台词。这对一个老演员来说，真是不小的负担，更是很大的困惑和痛苦。早在1992年7月16日，在纪念北京人艺建立40周年的《茶馆》演出当中，是之在第一幕里就出现了这种毛病，他痛苦地认为这种在戏剧生涯中出现的毛病，是在告诫自己从此以后不要再演戏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一再考虑要不要跟他说和怎么跟他说关于扮演《冰糖葫芦》群众角色的事，确乎是有点儿犯了愁。
如果从1944年夏天在业余剧团，第一次在一个法国翻译剧本《牛大王》中，扮演主角牛大王算起的话，于是之的戏剧生涯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了。有谁会抛弃具有大海一般汹涌吸引力的沉浸在人物创造中之快乐呢?有谁能够会轻而易举地走下这个献出了青春，又献出了终身的艺术“圣坛”呢?大约正是在这种心绪下，是之很爽快地同意了我代表戏组的邀请，答应了在《冰糖葫芦》里客串扮演一个只有两次短暂出场的、只有几句台词的群众角色。
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戏组的人们以后，全体演职员都为之欢呼雀跃，许多老演员为再次能与是之精诚合作而兴奋；不少年轻演员更是以与是之同台献艺为荣耀。同时，我们还为是之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搭档，那就是曾经和他一起主演过《雷雨》、《虎符》和《洋麻将》的老演员朱琳大姐。
是之、朱琳扮演的这一对知识分子老夫妻，是我特意为是之新写上去的角色。具体的说，在一幢居民大楼里，住着两位已经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每天早晨都要出来散步，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互相提醒不要忘记带上家门的钥匙。这一天，老老生在楼前发现自己的钥匙突然不见了，很着急，并一再埋怨是老伴儿拿错了钥匙；老太太自己根本就没有丢钥匙，自然更没有拿错的问题，坚持认为可能是老先生把钥匙胡乱放在什么地方，给忘记了。经过一番认真的、有趣的争论以后，果然就在老先生衣服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事先和是之商量说：“这段戏的情节比较简单。同时，我只给你写10句左右的台词，而且每句台词都不超过4个字。你觉得如何?”他点头称是，并且充满信心地表示：“只要这次没有问题，咱们还可以接着来!”我也点头赞同，仿佛眼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老实说，当我看到他像孩子一般兴奋的样子，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快活。
排练很快开始了，为了照顾是之的身体，我们集中先排他和朱琳在第一幕的那场戏。
那天排练场上的气氛是严肃而热烈的，全体演员乃至舞美工作人员都提前到场了，而且非常关心地来看着是之排戏。排练场里挤得满满的，连两旁也站着人。导演陈?显得格外的耐心，她告诉是之不要着急慢慢来，戏不多，很快就会完成排练任务的。朱琳大姐也对是之说：“我已经把咱们两个人的台词都背下来了，万一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一定会很顺利的。”对此，是之更是笑着点头，表示感激，也表示赞同。首先，他们坐在那里对词的时候一切还好，已经都可以丢掉剧本了；后来，站起来走地位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排练是愉快的，大厅里常常发出轻微的笑声和议论声。是之好几年没有排戏了，脸上闪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内心喜悦。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在休息以后，在导演开始进行比较细致的排练时逐渐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几句台词是之总是说不出来，特别是“钥匙”两个字更是老卡住壳。只有四五分钟的戏，硬是排了将近一个小时也不能完整地串下来。可以看得出，虽然别人(包括同台的演员和导演)都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但是是之的脸色渐渐泛红起来显然是有些着急。一下子排练场上变得安静极了，大家都有所担心但又不肯吭声，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等待着情况能有所好转。始料未及的是，这反而使得排练更增加了一些紧张。是之不时皱着眉毛，连连地摇头，样子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尴尬：越是着急就越是说不上台词来；越是说不上台词来就越是着急。导演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再次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就在休息的时候，下面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是之突然有些激动，手在发着抖，站在那里用很不连贯的语言，又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导演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导演赶忙解释：“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排得挺好的，基本上着不多了，再从头儿顺一顺就可以过了嘛。”大家(特别是一些老演员)你一言我一语和颜悦色地劝说着，是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色变得很难看了。刚好，吃午饭的时候快要到了，导演看了一下手表让剧务马上开饭。于是，大家开始嘈杂地用餐，没有一个人再提起这件事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郑榕和我以及陪同来排戏的于是之夫人李曼宜，把包子和稀饭端到是之的面前，劝他吃点儿饭，先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是之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肯吃饭，也不肯吭声。他的脸色发白，直瞪瞪地眼睛望着楼窗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思绪如云，心潮翻滚……
《冰糖葫芦》演出以后，是之的情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发严重起来。就是那个简单的词汇――“钥匙”也经常需要由朱琳大姐来代说。对此，所有后台的人员都为之关心，也为之操心、为之担心，是之演戏的时候边幕旁总是站满了人。有一次，是之又说不出来“钥匙”了，朱琳大姐马上接过来说：“你是不是找不着钥匙了?”是之马上点头，而且竟然嘴里冒出来一个“当然”的台词，于是后台人人都兴高采烈起来，当作佳话奔走相告。然而，就是这样，为了再目睹一次是之的舞台风采，无论是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很多久违的观众还是纷纷慕名而来，而且反应之宽容、之体贴、之强烈、之厚爱，都是我们事先无法想像到的，也是令人深深感动的。在上海演出的日子里，只要是之一出场，观众席里立即就响起热烈的、持久的掌声，接下来人们会安安静静地看戏，有时还要悄悄地议论着什么，最后到了谢幕的时候，不少的观众会从四面八方跑到舞台前面来把台口紧紧围着，一面鼓着掌，一面喊着什么，非要把是之看个够不可。
是之演出《冰糖葫芦》有20多场，每场演出结束时都要给许许多多的观众签名留念，或者是合影留念，或者是接受献花，着实热闹了一番。然而，这时他签名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再提笔忘字的非常反常的状态。在这以后似乎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旁，或看书，或写字，或沉思，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由于记忆力的衰退和语言障碍的增多，与别人的交流也就越来越少了。记得，一个上午我去看他，我们两个人坐在书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对无言。最后，他竟然默默地流下眼泪来。对此我是完全懂得的，连连点着头。他吃力地连比划带说着：“……年纪大了……感情脆弱……遇见什么……都想哭……”边说边用手背擦去已经溢出来的泪水。然而，我们谁的心里都明白，是之已经无奈地离自己的好梦越来越远了，以至到了无望的程度。每每见到这种欲想不能、欲语不能的悲凉情景，我便会想起苏轼苦苦怀念妻子的那首著名词作《江城子》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轼依依难舍的是人，是之依依难舍的是戏，此其间的深情厚意是完全相通的，也是完全相同的。我想，一个人在灵魂撕裂般的煎熬之中，在漫漫暗夜一心向往天明之中，痛苦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是可以提升为一种难得可贵的，又不可言喻的高尚情怀吧。
(摘自《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