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见，倒是秦桧居多。就不是秦桧，他也准就先逃了。
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
这固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发脾气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较量，或顾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称，立即觉得不上算。我还没有高尚到蔑视名利的份上，更无意轻看对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读者观众。我是说好好一个人，偏偏佛像装金，贴得金箔纸宝样庄严，好好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好好一个女人憋粗了嗓门说话，无论如何都带了“妖”气。
虽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仔细考审去，大英雄固然极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见扬子江上樯橹如林，舟船似梭往来，对随侍的圆空和尚说：“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圆空回说：“老衲在此，每日只见两条船。一条名船，一条利船。”乾隆对此回答大为赞赏。
这位光头大师算是会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这两条，大抵说不差。只难为他老和尚在码头上望洋悟禅，竟能对世情参详如此透彻。
然而，若是立在一个更宏观、更世俗的角度，求实地看，这个说法又不确了。为名缰利锁所缚的，大抵只有商场文场两种人以及与此两类人相关的人情事物。那些蛰居穷乡僻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老农农妇，谋一餐食、一瓢饮的卓辛劳作人，是否可划为图名逐利，大可值得怀疑。就是上船的人，购置农具的，卖茧买桑的，求医问药的，走亲串友的甚或进庙烧香还愿祈平安的，似乎也划不进这范围。
可否这样说，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图温饱图小康，这叫“生存场”；一小群已不忧生存者，出而竞争，是谓“名利场”。生存场中人挣扎出来，进入免得场者尽有，从名利场败落下去，回归“生存场”，或者隐藏深山大洋，当隐士，吃名利场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这里很难“全面阐述”其中升降沉浮，各个位处的种种态势，厘剔类别，单就“名场”里边就分了“宦海”、“文场”、“艺场”各色各样，还有各个场都有的红角黑角、幕前幕后、配享杂拌帮忙帮闲诸如种种难以一而足。里边各角色况味不一，就如文章开头说的，“做人难”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样外观不甚雅，其实十分柔软舒适的旧棉袄转悠转悠，比如领纽未扣打了领带，比如一身西装却又平底布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人月旦，你道很好受吗?
“生存场”的人会说：我乐意。我听贫贱之交说过，不加解释，只是莞尔。这毕竟是一种富贵点愁，有点像达官贵人发愁没时间写诗，吃惯了鱼肉的想一口老咸菜，宾馆里住腻了向往鸡鸣犬吠的乡间农舍。《梦溪笔谈》中讲一位得意红翰林，他给皇帝起草诏诰，写了几稿都未能使上头满意，懊丧出朝，见一位穷叫花子在墙根下晒暖捉虱子，完全彻底的悠闲，无忧无虑。这位翰林就歆羡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没有放弃他的官位去讨饭，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几部书的著作权去拉板车。就人类本来的面目而言，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穷有穷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一样了?没有那回事。功名富贵铅华舟黄天球河图金人玉佛都归权势富贵风流名士所有，尽管有“愁”也还是趋之若鹜。到穷了，就叫“穷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问题，那一点悠闲潇洒自在饥肠辘辘中恐怕抖不起来。
尽管如此，在谋到一定的稻梁，有一份稳定的衣食，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我还没有修炼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但觉得目光多注视一下底层引车卖浆之辈，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像个人，二是更能安道乐业。人，一富起来常常会变，变伟人不去说他，更多的就变了“神”――这犹可存案，有的变了“鬼”，变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斋志异》中讲到那位曾为龙女传书的柳毅。传书成名人，又做乘女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龙位。但柳毅是个文弱书生，就像戏上见的那样个小白脸。有了官位却镇压不住夜叉水鬼并鱼鳖虾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纳，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面具，样子十分狞恶，戴上面具料理龙宫事务，倒也指挥如意。那些乌龟王八就这样，你戴上面具，凶神恶煞也似，他就听你的―结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为一长在了一处，再也摘不掉了。
这个故事是有点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谈心，说到“架子”问题，他不无苦恼地说：“不当官时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当了官才知道没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摆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诽你，甚或放肆得没上没下‘根本指挥不动’，所以，为了工作，该摆还要摆。”联想到柳毅，不也是“为了工作”?就真实的社会情势而言，多数人心里还是渴望和期盼真诚，但“真诚”这东西一放在名利场，显得那么脆弱，那样苍白无力，那样无用，聪明一点的，便戴面具，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长在脸上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来也真奇怪：颖悟、灵秀、明慧、风趣、优雅、爽健，这些极美极好的素质与宦场无缘，就是文章也一样，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岂止文章，什么样常人喜爱的常性，都“憎命达”。因而又有“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之说。
这是因为他成了“神”，不剥脱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连和尚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的人，谬种花样层出翻新。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从心理角度说与官场宦海并无二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卖猪头肉的在电石灯下点钞，会说“我是部级干部收入”。而许多道貌岸然的达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计算自己的积蓄，计较往来礼节的实惠，有了守财奴的味道。病态的心理加之病态的世情，使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格扭曲变形，就像金屑和粪土被屎壳郎一股脑儿团成了圆蛋――成了无法正确评估的――混蛋。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话说：“其可怪也欤!”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场中斯混，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诸朋友前总谦虚“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和他空应酬，就是这一套，要真的“不吝赐教”起来，没有几个不“色变的”。像小孩子的鸡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药……那活儿。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痒处的兴奋欢喜)谁敢乱触?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愿我是平常人，愿是一颗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别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讲温情，和你整日仁义礼智信说起，是朱子，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地闹起，交起朋友况味如何?交个阮籍那样的朋友，一句话说错，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头厌与人语，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让你给他脱靴磨墨，(顺便说一句，高力士绝非胁肩谄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囿，文人只是政治权势场中的附着物。文天祥史可法闻一多朱自清那样风骨的并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诗才豪放，你读读他《与韩荆州书》，还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媚气。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见，倒是秦桧居多。就不是秦桧，他也准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
(摘自《二月河语》，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邮编：100081)
